编者按：李铁生，又名李铁声，生于1920年5月29日，原籍洛宁县城郊乡在礼村人，系李洁庵胞弟。1948年随国民党赴台湾，先任台北市政府官员，后任台湾农业部门高级农艺师。

他长期身处异乡，思念故土，于1983年写下回忆录，记载家乡的人和事，抒发思乡之情。1991年曾从台湾回家乡探望亲人，并为家乡在礼小学建教学楼捐资100美元。退休后定居美国，2004年病逝于美国，享寿85岁。

李铁生在回忆录中写了十四五个生活片段，追忆了他的老师、亲人和故友，表达了他的思念。追述童年趣事及在台湾的生计变迁，有苦有甜，回味无穷，值得一览。

一位台胞的思乡情之八

——旧事杂忆

小时候（民国廿年前）住在乡下，我们家就有两份报纸，实在难得。所以我们家的小孩和别人家比起来可说是常识丰富。一份是开封出的《河南民报》，每两天可以看到；一份是上海出的《申报》，五天可以看到。都是大哥在开封的排报社为父亲订的。我们村庄离城十华里，邮差不去送信。我们家的通信处是“洛宁城内教育局对面孟书亮先生转”，村内有人进城，就顺便把报纸带回来。孟家开杂货店，我们去买东西都不要现金。我们在城内上学也可以到他店内拿零用钱，到年底才算账。

那时候大哥还为我们家订有上海商印馆出的《小朋友》、世界书局出的《儿童世界》以及中华书局出的《少年》等儿童刊物，大家喜欢得不得了。

小时候，我们家里常有大哥从开封寄回来的中成药，邻近村里很多人有病就来我们家讨药吃。记得最常用的有：（1）“十滴水”，可以治霍乱；（2）“奎宁丸”，可以治疟疾；（3）同仁堂的“红灵丹”，可以治肚疼。

写到这里，想起抗战初期，有天看见报纸上说，军中疟疾流行，缺乏医药，广西部队有一验方很灵。我至今还记得就是常山、乌梅、槟榔、红枣、鳖甲、甘草各三钱，生姜三片为引，病发前一小时服。后来我用这个验方治好了好多人的瘟病，可惜不能断根。

九一八事变那年，中秋节刚过，我那天吃过早饭要去二姐家送月饼，到了大门口，父亲手中拿着几张报纸面色沉重地说：“大局要乱了，不要去送月饼了”。我那年十二岁，对看报很有兴趣。看报纸才知道日本占沈阳了。以后报纸常登马占山在黑龙江抗日消息。这是当时唯一令人兴奋的新闻。

小时候我们家乡种鸦片的很多，家中来客亦常常招待吃鸦片。我也常常吸。记得有一次客人都吸过了。有一管鸦片烧好了大家客气没人吸，我说我吸，父亲骂了我一句“就小就是烟鬼”，对我影响很大，以后就再不吸着玩了。不过有时候有病还是吸过，因为鸦片对拉肚子效果很好，吸口鸦片晚上不会起来拉肚子。

小时候在村庄上学时，大概是民国十六、七年前后，有三个学生功课好：蔡留喜、卫云兴和我。他俩都大我四岁，我们三个也相处最好。儿时不知天高地厚，胸怀大志，常常说长大了一个做总司令，一个做副总司令，一个做参谋长。那时候是北伐末期，总司令是想象中最大的官也。

小时候上学第一年的老师是李诚学。我们同族，他比我还晚一辈。他是开封第一师范毕业，第二年去职。由父亲继任教学，大家都好害怕，大家叫他“老先生”，其实也不过五十来岁吧。小时候我们最喜欢爸爸进城，就是去城内看朋友。他一去常会在城内有几天停留，我们在家可以放心大玩几天。

我小时候还看见过红、黄、蓝、白、黑的五色国旗，后来北伐成功，第一次改用青天白日旗。我们乡下学校也做了一面，在一块蓝布上贴上用纸剪的白日。当时只剪了八个角，后来县党部来人看才知道应是十二个角。

我在河南大学毕业后那两年，听说结拜兄弟风气甚盛，我们快要毕业时，已渐有此风。我参加过一次，也是今生唯有的一次。参加的都是农学院同届同学，共二十人。还记得名字的有杨树基、孟昭琏、王梅魁、张枝荣、路倜昆、王思祖、吴鹏等，最热心的是吴鹏。民国卅三年（1944年），日人侵占学校所在地潭头，吴被刺死。我和王思祖避乱到内乡山区杨树基大哥家住了一日。他们是南方人，做官移居北方，生活颇讲究。我在他家学会了喝酒。

民国廿二年（1933年）夏，我河大毕业曾到当时省府所在地鲁山谋职，经省委张纯明博士介绍到卢氏县田粮处任第三课长，还未到职，后由大哥介绍时在卢氏北苏村之省立洛阳高级农校任教。卅三年（1944年）夏吾县及卢氏均遭日本侵占。秋季又转到卢氏县南境山区县立农校任教。卅四年（1945年）光复，返乡任教于济汴中学。

我口才很坏，视教书为苦事。不过在洛阳农校教遗传学很叫座，因得郝象吾师之传授，对遗传学有点心得，可用很多实例解释遗传现象，故听着亦兴趣盎然。

民国卅四年（1945年）夏天抗战胜利后，约经过半年时间，大哥辞去了洛宁县长，又回到开封办济汴中学去了。留在洛宁的学校仍称为“济汴中学”。主要是我们河南大学毕业不久的几个人在办。邱常意是教务主任，李定萃是训育主任。我纯教书，未担任任何职务名义，不过因为家庭背景关系，是最具影响力的人。那两年表现得颇能干，人皆说李洁庵的三弟不错，可惜没有大哥的冲劲，所以一生无成。我不是主管材料，但我是好幕僚，好帮手。和邱常意两个我们可以相辅相成。

我是民国卅七年（1948年）六月一日到台湾省政府农林厅报到，四十四年（1955年）十二月十五日辞职转台湾糖业公司。转职的原因是台湾单身汉的待遇比较好。记得在农林厅每月370新台币（另有配给米），台糖每月850元。在农林厅一直在病虫害股服务，那几年出差很多。那时农业得农复会之助，在转型时，新事业拓展甚多。

我在农林厅后来渐受重视，因为公文写得比较好。比较大而困难的文件，很多人办不好，我则可应付也。

我于民国四十四年（1955年）十二月十五日到台糖公司农务室报到，1969年5月底退休。25年时间一直办的是甘蔗病虫害防治工作。

我于台糖退休后，又在台北公园管理处花卉试验中心作了五年聘用人员。那是个新机构，一切从头开始。例如台北观赏植物有哪些重要病虫害，并无资料。我们那几年着重调查。并发觉樟树的介壳虫、枫香的粉虱等都是可以成灾的。

退休后最大的消遣是朋友们爬山。我们是1964年4月4日那一天开始爬山的。以后每逢星期日都会在台北附近爬山，走过的路线有一百多条。此外，我大概是民国七十一年（1982）夏天开始学习外丹功的。以后每天都练一次，约需一小时左右，已经15年了，并没有产生所谓“天然气”。不过肠胃比较好，也少感冒。（本条1996年4月3日记）

大约是民国廿七年（1938年），学校已从开封迁到洛宁。我已上完了高二，学海（大侄）上完了初二。暑假里有天我们在洛宁大街上闲逛 ，看见校长也就是他的父亲我的大哥远远地从对面走过来了，我们两个像老鼠躲猫似的溜进熟识的“张午饭馆”内躲避。谁知不久大哥也进来了，他并没大发雷霆，只是要我们赶快回到学校，要我们在暑假期间应该做些作业。记得他曾要我把初中三年级英文上下两册应该弄得很熟，会很有用的。现在回想起来，这倒是一种经验之谈。因为那时候的高中英语教材，选的都是些西洋文学名著。文章美则美矣，但除对文学有兴趣者外，实用性并不高。能将初三那两本英文弄通，也就颇不错了。可惜我并没有认真熟读，校长大哥也没有再追踪，所以英文还是没有学好。（1996年6月4日记）

（周流宗整理）

全文完

作者简介：马生彩，生于1948年，洛宁县城郊乡在礼村一组人，1969年参加山东曲阜防山炮兵部队，1974年退伍后历任村干部，2015年出版文史资料《在礼百年》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