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当了将近四年的农民，赶上恢复高考，才考上廊坊师范的。入学的时间是在一九七八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学校坐落在距离城里三四里的郊外，是由天津的蓟县师范迁过来的，当时还处于建设阶段，四周十分荒凉，教学楼的地基都没打，偌大的食堂已经修建好了，正对着学校的大门，食堂的两侧是一排排的教室和学生宿舍，后面是准备建教学楼和操场的基地，那里还是荒草萋萋，瓦砾遍地，还有没迁走的坟头，整个校园连一点绿化都没有……尽管学校一点都不漂亮，但我觉得她非常可爱。                                       入学的一年前，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吃上商品粮的中师生。                                   我是在所谓的“修教路线回潮”的那年，以全县名列前茅的成绩考上高中的。我出生于农村的一个富农家庭里，高中毕业后，我们村同时上高中的三个同学，先后都参加了工作，而我尽管学习成绩优异，可因为家庭成分，别说参加工作，连当个民办教师的资格都没有，只能成为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我清楚地知道，如果不是邓小平恢复了高考制度，只能是一辈子死心塌地地当一个土里刨食儿吃的农民了。想找个媳妇，要不让姐姐给换一个，恐怕都相当困难。                                       我们那一届学生，培养的是初中教师，学制二年（实际在学校实际是一年七个月）。我所学的专业是物理，是入学之前学校就分配好的。除了开设物理课程之外，也开设了数学、化学、政治、教育学、心理学、音乐、体育……唯独没开设语文。我至今想起来都感到遗憾和后悔，为什么自己没有去语文专业的班里？如果学二年的语文专业，我的书肯定会提前几年完成，也许会是另外的一种命运。因为我们班就有一个同学，与语文专业班的另一个进行了调换。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看报，夸张一点，只要是有字的纸，我也会拿起来看一看。只可惜，我生活在一个偏僻落后的乡村，家里没有一本藏书，接触的那些农民也没书可藏，大队订阅的报纸也见不到，除了那些红宝书，文学类的书只在上高中时读过一本《欧阳海之歌》，是姑姑送我的，几乎生活在没有文化的沙漠里。来到廊坊师范，我除了上课之外，业余时间就常去阅览室和图书馆。第一次走进宽敞明亮的阅览室，看到那些摆放整齐的报刊杂志，就像一只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鸟儿，见到了蔚蓝的天空，就像从水缸里放出来的一尾鱼儿，见到了辽阔的大海，感觉到自己可以在蔚蓝的天空里自由翱翔了，可以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畅游了。那些报刊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有自然科学的，有社会科学的；有历史的，也有现代的；有国家级的，也有省地级的；有月刊半月刊，也有双月刊和季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报刊名字我是第一次见识，之前，只知道有《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廊坊日报》和《华北民兵》杂志。在图书阅览室里，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当代》、《十月》、《收获》……在中师的二年里，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除了有伤痕文学，也有了反思文学，当时引起强烈反响的文学作品，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至是各个角落。那些作品写的真实可信，震撼人心。反映农村农民的文学作品也不少，可唯独反映农村地主富农成分的文学作品一直没有出现。我在想，是那些大作家们不了解农村中那部分人的生活，还是缺少应有的胆略和气魄？                                夜已经很深了，一个宿舍里的十七个同学差不多都进入了梦乡，有的还打起了鼾声。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眼前又浮现出我生活了二十年的村庄，浮现出村庄上一个个熟悉而又鲜活的人物。那是村里的富农分子，他们继承了家业，在土地上辛勤地耕耘劳作，因为怕土地打荒，在土地改革前，雇佣了长工，土改时就被划分为富农，被分掉了家产和土地，甚至是房屋，象征着耻辱的富农帽子一戴就是几十年，一直影响到他们的儿女们不能升学、参军、入党、找工作……儿子找不上媳妇，姑娘难找婆家，受尽了屈辱和歧视。几个所谓的贫农也出现在了我的眼前，土改前他们好吃懒做，甚至是让自家的土地荒芜，缺钱花了就卖掉土地，到了土改，成为一无所有的贫农，又分房又分地，成为一次次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的儿女，因为是贫农出身，入党、参军、升学、找工作……都有了优先权，这在中国广大的农村是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我们村的富农人口，占总人口数量的百分之八左右，土改运动时划分富农人数有个大体标准，掌握在村人口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按照百分之八来计算，减掉全国百分之十的城市人口，农村中的富农人口，总人数会达到几千万，这是多么庞大的一个群体呀！想到那些富农分子和他们的儿女们的悲惨遭遇，我的心就隐隐作痛。我能进入师范学校，与那些上初中权利都被剥夺了的富农们的后代相比，是多么地幸运呀！我心里就产生了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要是不为这一个庞大的群体代言，他们的冤屈就会淹没在历史中。                                                  当时，文化大革命给予彻底否定，右派给予平反，党的三中全会对此有了定论，写这些已经无可非议。但我要写那些富农分子的悲惨遭遇，一定会涉及到土改运动，那可是一个无人去涉猎的禁区。那时，文化大革命，才刚结束三年，让人不得不心有余悸，后来被平反的遇罗克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文革初期，遇罗克因为写了一篇《出身论》，就遭到了被枪毙的命运。我要是闯入禁区，真实地再现农村中的富农和贫农，“为富农分子翻案”的大帽子会被戴在头上，轻者坐牢，重者会是遇罗克的下场。                                我独自徘徊在校园后面崎岖的乡间小路上，写还是不写，多天来我一直是犹豫不决。写，怕坐牢杀头；不写，又觉得有愧于心，有愧于后代子孙。西边的太阳眼见着落下去了，江山如画，残阳如血。文天祥的那两句诗：“人生自古谁无，留取丹心照汗青”让我痛下决心。一定要用笔把自己知道的记录出来！                                              关于我写书的梦想，在毕业前夕，我只向我的同桌赵忠文同学透露过。赵忠文那时跟我是无话不谈的朋友。知道他不会去告密，也不会背后嘲讽我。后来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离开母校前，赵忠文送我了一本书，是一九七九年全国获奖小说的集子，是他特意从新华书店买的，扉页上有他写下的潇洒的字迹：“愿你未来成为他们一样的人”。那部书由于多次搬家，早已不知了去向，想起来十分遗憾。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写一部书，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谈何容易。我从小学到高中，几乎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没有正规地上过课，也没读过几本书，一篇像样的作文也写过。没少写千篇一律的学习心得，都是互相抄的。当时的作文水平，都不如现在小学三四年级好学生。为了丰富语言，我边读书边做笔记，为了丰富写作知识，我又考入廊坊教育学院脱产学了二年中文，为了写书的梦想，我放弃了通往仕途和待遇优厚的单位，而选择了文联这个清水衙门……在文学的园地里，我默默地耕耘着，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汗水和心血。经过十几年的艰辛和努力，到了一九九八年，我终于把一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万各庄》奉献在读者面前。                                         《万各庄》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后，河北作家协会，沧州市文联和任丘市文联联合召开了该书的作品研讨会，与会的作家和评论家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较高的评价，当时河北省的作协副主席陈冲称《万各庄》是“河北”真正的长篇，是完完全全人民的作品，一切关心中国人民，尤其是关心中国农民的人，读来都不会有疏远之感。《新华每日电讯》副总编李忠诚在来信中说：《万各庄》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农村变革中一段真实的生活，是从汗水和泪水中捞出来的力作，真实可信，有感染力，为中国文坛又增添了新面孔，它勾勒的中国农村历史变迁的巨幅画卷将永存史册。”廊坊师范学院张联营副教授在他的评论文章里称我是深深扎根于脚下这片古老而干旱的土地上，不入“流”和毫无“特色”的土著作家。《万各庄》荣获沧州市政府第三届狮城文艺振兴振兴奖。                                                                     我多年的梦想成真，但没满足眼前取得的成绩，又全副身心地投入到新作品的创作中。到了二零一零年，我创作的长篇小说《古庄纪事》（十八万字）和《富农的儿女们》（五十余万字）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我虽然没有成为赵忠文期待的在中国耀眼的大作家，但我奉献出了三部沉甸甸的作品，这一生也无怨无悔了。                             廊坊师范，那里留下了我艰难跋涉的足迹，有过我孤独的身影，有过痛苦和幸福的回忆。我永远地感激自己的母校，那里是我梦想的起点，让我驾驶着一叶小舟，经过了风风雨雨，阴阴晴晴，甚至是惊涛骇浪，朝着远大的目标，拼搏努力，奋进不息……终于达到了梦想的彼岸，为亲爱的读者，奉上了三份绿色的精神食粮。                           

                    作者简介：李富强，河北省省文安县人，出身于一个被错划的富农家庭里，八岁丧父，当过农民，教师，编辑。长篇小说《万各庄》荣获沧州市政府第三届狮城文艺振兴奖。长篇小说《古庄纪事》和《富农的儿女们》，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