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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明型国家，文化在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事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绅权象牙塔是文化垄断者，它在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事务中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嬗变，就直接影响了文化集团的性质。
当这种影响毫不利己专门利于社会的时候，文化集团就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社会精英集团；
当这种影响拿来为小集团利益服务的时候，文化集团就开始黑帮化了；
当黑帮化的文化集团为小集团利益漂亮话说尽害人事干绝的时候，文化集团就彻底沦为文化黑帮；
当文化黑帮开始利用文化话语权的专断逐步实施对全社会的专制的时候，文化黑帮就成为社会政治经济的实际控制者；
当文化黑帮对社会政治经济的控制开始代继传承，成为世袭权力的时候，文化黑帮就成了历史上最大的黑帮。
而这，就是绅权象牙塔的一部黑化史，就是中国文化黑帮的一部进化史。
——摘自《文化黑帮初探》第二节
文化黑帮初探
文/李梦痴
一、细说黑帮
黑帮指社会上暗中活动的犯罪涉黑流氓团伙和其他反动集团。
黑帮的要素有四，一是暗中，二是犯罪，三是反动，四是集团。
暗中指的是隐蔽性，黑帮一般都不会明火执仗，所谓黑就是不见光，就是暗，用秘密活动谋取小集团利益。这是黑帮和土匪的区别。
犯罪指的是危害性，黑帮为谋求小团体利益，不惜使用非法手段，不仅冒犯法律，而且危害社会其他团体和成员的安全利益。
反动指的是颠覆性，将局部利益置于整体利益之上，为谋求局部利益无所不为，其实就是对现行社会体系的颠覆，有些甚至上升到颠覆政治体制的地步。
集团指的是组织性，黑帮没有单打独斗的先例，终归是一群流氓聚集在一起，因此必要的组织是不可缺的，黑帮所以总显得颇为强势，就因为他们有更严密的组织性。
我们通常所说黑帮，一般都是指黑社会，第一个印象就是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种黑帮大佬。其实这种市面上的黑帮，只是黑帮的表面形式，算是最低级的黑帮，形同市井混混“工会”，而民国时期最拉风的黑帮还真轮不上黄杜张三巨头，而是蒋宋孔陈四家族。
这说法可能有点儿费解，政府的实权人物何以混同黑社会？要理解这一点，恐怕要认真梳理一下黑帮的黑到底指的什么。
一般理解，黑帮是黑社会，政府是白社会，黑帮就是对应政府的，但这只是皮毛之论。严格说来，黑社会不是对应政府的，而是对应社会的。
任何社会都有桌面规则和潜规则两套系统，当桌面规则影响力远大于潜规则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是个健康的社会，就是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当潜规则势头大过桌面规则的时候，社会就会出问题，就停滞不前，而潜规则将桌面规则挤出局的时候，社会就陷于崩溃解体的危机，这就是现实社会的一般规律。
按照这个分析，黑社会就是潜规则的秩序守护者，而所谓白社会就是桌面规则的秩序守护者。黑社会主要颠覆的目标其实就是白社会的主流价值，黑社会是白社会的敌人，但未必就是政府的敌人。当政府也开始大行潜规则，完全撇开桌面规则于不顾的时候，政府其实和黑社会没有界限，税收和保护费没有差别，这就是蒋宋孔陈的民国。不止蒋宋孔陈，中国有史以来，任何时期的政府，只要它完全背离桌面规则，沉溺潜规则的时候，它其实都和黑社会无异，而政府彻底黑社会化，就是民权革命爆发的节点。
从这个意义上讲，黑帮就不只是一个具体的社会集团的称谓，而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从社会学上讲，黑帮是以秘密结社的方式，采用秘密手段颠覆现有社会公共秩序，以谋求不可告人之小团体权益的黑社会组织。
按照这个社会学定义来衡量，黄杜张三大亨，除杜月笙偏于黑社会气质外，另外两人更偏于匪帮，他们很少冠冕堂皇的修饰，完全是明火执仗的暴行，所谓“流氓就该有流氓的样子”，虽然嚣张，倒也率真，三大亨基本不谈三民主义，所以他们反三民主义社会价值观，也算不上什么秘密行为，差不读是公开或半公开的。
而蒋宋孔陈不然，蒋宋孔陈是满脸的三民主义，满嘴的国计民生，但反三民主义挖社会墙脚，干得比三大亨更彻底更决绝。与他们的所言相比，他们的所行完全是秘密的，完全是见不到光的，他们对社会的危害，也是三大亨完全比不了的。从社会学意义上讲，他们才是当时最拉风的黑社会。
所以，黑社会的关键不是反官府，而是反社会。谁对社会进步危害最大，谁就是那个时代最大的黑帮。而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黑帮就是绅权象牙塔打造的文化黑帮。
二、文化黑帮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黑帮
绅权象牙塔打造的文化黑帮，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黑帮。
作为文明型国家，文化在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事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绅权象牙塔是文化垄断者，它在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事务中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嬗变，就直接影响了文化集团的性质。
当这种影响毫不利己专门利于社会的时候，文化集团就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社会精英集团；
当这种影响拿来为小集团利益服务的时候，文化集团就开始黑帮化了；
当黑帮化的文化集团为小集团利益漂亮话说尽害人事干绝的时候，文化集团就彻底沦为文化黑帮；
当文化黑帮开始利用文化话语权的专断逐步实施对全社会的专制的时候，文化黑帮就成为社会政治经济的实际控制者；
当文化黑帮对社会政治经济的控制开始代继传承，成为世袭权力的时候，文化黑帮就成了历史上最大的黑帮。
而这，就是绅权象牙塔的一部黑化史，就是中国文化黑帮的一部进化史。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黑帮，文化黑帮其实就是政治权力的实际拥有者，社会事务的实际控制者。他们掌握权力靠的是朋党裙带，控制社会靠的是思想专制，朋党裙带是文化黑帮政治组织的基本结构，思想专制是文化黑帮文化专政的基本形态，将朋党裙带与思想专制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就是文化黑帮对文化话语权的严控。文化黑帮就是凭借这三驾马车，在上千年的封建社会史中呼风唤雨肆意驰骋，并且还把深黑色的烂泥印子留在新时代民权政治的坎坷征途中。
文化黑帮和其他类型的黑帮不太一样，其他类型的黑帮，其反社会的属性都比较明显，而文化黑帮，反社会的特点却很隐晦，不仅隐晦，甚至还表现出相反的特征。
在绅权象牙塔的宣传里，它是把自己当成社会稳定的基石的，是把自己看成社会秩序的守卫者的，它不是反社会的，相反，它其实是镇压反社会分子的主力。而大部分不明原委的人心目中，对绅权象牙塔的看法，和绅权象牙塔的自我标榜也基本吻合。
事实上，绅权象牙塔也的确维持着社会的稳定，诸如杀人的礼教、灭绝人性的道德说教等等，都是绅权象牙塔拼死捍卫社会秩序的明证。这样一个社会秩序的建制派和保守派，你说他是反社会的黑帮，岂不是“瞪眼说瞎话”？
但是如果你真正睁开眼睛，你就会发现，文化黑帮的说法绝非瞎话。事实上，文化黑帮反社会，已经超出了通常意义的反社会的含义，它的反社会，是按照反社会文明的模式，打造了一个社会结构，它所誓死捍卫的那个社会秩序，其实就是反社会的社会秩序，而那个社会秩序本就是它循自己的利益诉求，用自己的文化理念一手打造的。
更为恶劣的是，它所标榜的文化理念，只是要人民趋之若鹜的文化理念，只是给人民画的饼，至于他们自己，是断不会把那些“高头讲章”放在心上的。偶尔有人对那些文化理念当真，就被他们斥为不可救药的呆子。
《儒林外史》高老翰林就曾耻笑杜少卿的父亲：“已经是个呆子了。做官的时候，全不晓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又逐日讲那些‘敦孝弟，劝农桑’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可见，在文化流氓心目中，“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是说给老百姓听的，当不得真的。文化流氓的正经事是一边说着“敦孝弟，劝农桑”，一边要孝敬上司想办法往家里弄几个钱添置家产，这才是正经行当。
而这种说一套漂亮话，干一套缺德事的两面派、阴阳脸，其实正是文化流氓的标配。
所以，文化黑帮其实是标榜一种社会理想，把自己抬到道德制高点上，堂而皇之地用这种社会理想攫取文化权利，然后利用文化优势，肆意颠覆此理想甚至反其道而行，成为他们标榜的社会理想的死敌。这是一种自己吹牛自己捅破的危险游戏，而他们打造并誓死捍卫的社会秩序，就是要保证自己在这个危险游戏中毫无危险之虞。也就是说他们一方面画饼吹牛皮，一方面冒着捅破牛皮的风险把饼吃干抹净，为此他们打造一种秩序，让这个牛皮永远不破。他们誓死捍卫的秩序，就是这个牛皮永远光鲜。只要牛皮永远光鲜，他们就永远有饼可偷吃，永远不会有断粮的危险。
这种把戏，和蒋宋孔陈的三民主义牛皮大饼如出一辙，这不奇怪，蒋介石的牛皮大饼本来也是从文化黑帮流氓头子曾国藩那里化缘来的，只不过贴上孙中山的标签罢了。但是蒋介石不算文化人，因此不配做文化黑帮，只能沦为政治黑帮。所以蒋介石下场很惨，不仅没能玩出文化黑帮的千秋万代，而且差不多自己眼看着政治黑帮的饭碗摔得稀碎。
为什么政治黑帮玩不起文化黑帮的牛皮大饼？为什么蒋介石照搬文化黑帮的戏码，就把自己玩出了现代史？其实道理很简单，政治得负责人民的温饱，人民的天压在政治头上，一旦温饱不保，人民就要翻天，政治捂不住这么大的牛皮。文化黑帮就没有这种负担，文化对社会只有“教化”之类虚无缥缈的责任，任何实打实的责任都和它无关，因此就算是饿殍遍野，文化黑帮也可以无事一身轻，照吃大饼不误。一旦饼缩水了，还要像鲁迅笔下的伯夷那样抱怨一番，甚至到首阳山闹起来。文化黑帮只负责吹牛皮吃大饼，而政治黑帮哪怕做出一碗杂货汤，他也必须得有所兑现，他没有文化黑帮那种空吹牛皮干捞好处的特权，因此它玩文化黑帮的戏码，就像不会飞的乘客学着鹦鹉骂空姐一样，最后只能摔死了事。
所以，文化黑帮有吹牛画饼的特权，没有兑现烙饼的义务，能无责一身轻地哄吃牛皮大饼，这种无本万利的生意，让文化黑帮迅速成长为实力最强的社会力量，把所有权力负担放在皇权肩上，把大部分权力红利捏在自己手里，不劳而获好为人师，高雅自在快乐逍遥，千秋万代威权不倒。文化黑帮这份气派，怕是历史上任何黑帮想都不敢想的吧？
三、形成黑帮的社会根源
形成黑帮的社会根源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
黑帮这种东西，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被称为社会毒瘤。
何谓毒瘤？毒瘤一般不是外界攫取感染的产物，而是体内痰浊郁结使然。如果体内各种循环顺畅，外界攫取感染是可以消化排除掉的，只有体内经络拥堵阴阳失调五行失序，造成内循环严重障碍，各种寒湿才会逐渐化痰，臃滞成结，最后衍成毒瘤。
黑帮，就是社会发展失衡，两极严重失调，诸般事务严重失序的必然结果。而失衡、失调、失序的根本就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
马克思说私有制是万恶之源。马克思还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阐明：“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也就是说，马克思说的作为万恶之源的私有制，并不是社会产品的私有制，而是通过控制社会产品奴役他人劳动的私有制。那种通过占有社会产品控制其他社会成员的私有制，就是万恶之源。而通过经济手段奴役其他人劳动，就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
黑帮，就是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变态升级，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绝对化。在阶级社会里，新型的阶级关系产生和发展，虽然未必能根除阶级压迫和剥削，但却往往能推动社会发展，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如此，都曾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发展。也就意味着，新型剥削关系，其中某些部分还是超出私利的范围，大大地扩充和发展了公义，只有公义得到贯彻，社会才能向前发展。
但是黑帮则不然，黑帮在任何时代，都是反社会的，都是完全局限于小团体利益的，都是不可能为公义做任何贡献的。黑帮对社会发展的唯一贡献，就是以毒瘤的形态加速旧社会的死亡进程，而这也往往是以在社会解体过程中疯狂追逐私利毫无节制戕害社会公平来实现的。就好比一个凶手，杀死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虽然结束了病人的病痛，但凶杀却没有任何可旌表夸赞的地方。
所以，黑帮的形成，主要在利益，把利益都限制在自己的小集团小圈子里，为此不惜伤害全社会，它就必然彻底黑帮化。通常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会比较理智地维持阶级的基本平衡，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但黑帮不会，黑帮虽然也把维持阶级平衡和社会稳定挂在嘴上，但却涸泽而渔焚林而猎，以绝户计攫取私利，完全无视社会安全。
因此黑帮实产生于私有制的极端化，是万恶之源中的首恶。
四、鉴别黑帮的标准
从古到今，文化流氓一直编造一个瞎话，那就是只有政治才耍流氓，文化黑帮总是指责政治是黑帮，而文化黑帮在话语权上势力无两，因此似乎就坐实了政治流氓这个专属名词，最后在文化黑帮的恶意渲染下，造成一提到政治就联想到流氓的舆情，貌似政治就是流氓，唯文化才是君子的弥天大谎。
当然，政治手段和流氓手段形式上看没有区别，都是为求利益最大化而作的努力，有时候甚至会不择手段。但区别就在于这利益的归属。政治手段是为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而努力，或者说施政者本人可能有很大私心，但其结果却是实现了公共利益最大化；而流氓手段则是为求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最大化，即便某些流氓主观上自以为是为了公义，但最终还是落在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最大化上。
所以，判断流氓与否黑帮与否，不能以行业为标准，也不能以动机为标准，应以社会效应为标准。如果有益于社会，那就是公义，有益于社会的成分有多少，公义就占多少，如果危害社会，那就是流氓，流氓没有程度问题，只有性质问题。
若按照这个标准说，动员所有流氓弟子抗战的杜月笙，不能算是黑帮，而汪精卫、周作人们在抗日救亡的烽火岁月里算是不折不扣的黑帮。在某个具体的时代背景中，黑帮而非黑帮，政治和文化却沦为黑帮，正说明黑帮的社会学含义，远大于黑帮的社会角色定义。
因此，鉴别黑帮，必须走出文化黑帮给社会预设的话语圈套，在文化黑帮的舆论操控下，社会上所有的角色都可能沦为流氓，只有文化人是永远的清流，但恰恰是一批文化人，盘踞象牙塔，打造了有史以来势力最大影响最大危害最大的黑帮团伙。如果不能破除文化黑帮预设的话语圈套，破除文化黑帮营造的对文化流氓的迷信，就不可能看到黑帮的本相，不可能认清黑帮在历史上的恶劣作用。
在社会实践中去衡量社会人和社会群体的行为，评判其性质，是颠扑不破的社会学法则。只有还原黑帮的社会学定义，破除文化黑帮为黑帮订制的形而上的定义，才能认清黑帮的本质，认清文化黑帮的文化戏法，还文化黑帮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必须坚持社会学的立场，不要扯上动机道德等花腔，动机道德是文化流氓的什样杂耍的排场，是文化黑帮玩弄人民的高头讲章，它对鉴别黑帮有百害无一利。倒不是说私德无益，而是面对公义，私德毫无意义。千古以来，私德高风亮节，公义祸国殃民的文化流氓比比皆是。文化黑帮也惯于用高风亮节的戏码去稀释祸国殃民的实锤。前几年甚嚣尘上的民国军阀个人品格的牛皮潮就是个明证。
一旦社会风气开始玩起私德梗，一旦文化导向只谈论儒家修养的时候，就是文化流氓开始上下其手祸国殃民的征兆。这一点无数次被古代史和近现代史证明着。
最近的例子就是2000年-2010年期间，王财贵的读经风靡一时，“传统文化”的热潮席卷全国，弟子规成了学龄前后孩子的必修，而大学明德也成了时代文化的楷模，貌似中国已经开始走向全面的文化复兴。但就是那十年，是文化还乡团对民权文化实施绞杀最厉的十年，是民权意识形态濒临全线崩溃的十年，就是那十年里，某主流大媒体主编利用网红身份，参与并推动了“国民党统治中国会不会更好”的讨论，直击民权政治的根底，文化黑帮开始走出文化，迈向文化语境中的政治颠覆。
对此主席早有警告，原文忘记了，大意是：有一天儒家又被搬出来的时候，就是旧势力复辟的时候。本世纪初十年的文化繁荣虚火，正是文化还乡团已站稳脚跟逐步黑帮化的印迹，正是封建文化和买办文化力图全面复辟的表征。
贪腐横行，律政与传媒勾结，公权被恶意驯化，资本被肆意吹捧，民权意识形态被摧毁，民权文化被妖魔化，民权政治威信被腐蚀，先进的民权制度面临严重威胁……种种恶劣的社会效果，都指向一个严峻的事实——文化黑帮又蠢蠢欲动。
这帮文化流氓正里应外合，朋比勾连，努力要把中国拖回他们心目中那个1930年的“黄金十年”，因为那十年，正是中国现代史上，黑帮最拉风的十年，是黑帮的黄金十年。
虽然他们口头上唱着忧国忧民启蒙解放的高调，但他们的行为，无不指向那个黑帮呼风唤雨人民苦不堪言的时代。这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事实，是任何文化花腔伦理高调都抹杀不了的。
所以，只要立足社会学，就能清晰鉴别文化黑帮的本相，而绝不会被文化黑帮的伦理学心理学之类的嘴炮蒙蔽。
社会学，才是鉴别文化黑帮的可靠依据。
五、由中西黑帮的比较重新审视现代化
既然黑帮产生于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那它必定是人类阶级社会中比较普遍的现象。
事实上，东西方虽然文化背景迥异，历史线索不同，却都深受黑帮控制压迫之苦。东西方黑帮阶级属性相同，因此压迫手段大同小异。但彼此文化属性差异较大，所以最终还是形成了完全不同的黑帮体系。
中国的黑帮体系主要是文化为主，是标准的文化黑帮。
西方的黑帮体系则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教会阶段，主要是宗教黑帮，第二阶段是资本阶段，主要是金融财阀黑帮。
宗教黑帮这个词怕是有些敏感，我这里无异贬低基督教，我只是循着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思想理路，转述西方资产阶级对教会的看法。在薄伽丘和伏尔泰们笔下，教会就是十足的黑社会，宗教团体就是十足的黑帮，这是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主运动的基本文化立场。
当然，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并不是一次扫黑除恶行动，而是一次黑帮火拼行动，他们虽然打垮了旧的宗教黑帮，却代以手段更老辣，危害更巨大的金融财阀黑帮，他们把人民从神学崇拜中唤醒，推入财富崇拜的深渊，从一个虚妄的迷信中挖出来，埋入一个实实在在的压迫之中。如果说宗教黑帮，还略近似于中国的文化黑帮，那金融财阀黑帮，就和文化黑帮完全两回事了。西方把这种黑帮从宗教向财阀的演进，名之为现代化。而中国，一直没能实现黑帮从文化向财富的转变，因此总被挡在现代化的大门之外。
这当然是西方话语权制定的价值标准，他们片面夸大了宗教黑帮和金融财阀黑帮的差别，假装那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其实从宗教到金融，只是黑帮工具从软索到铁铐的变化，黑帮的基本属性毫无变化。无论宗教还是金融，都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变态升级，只不过金融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最高形式罢了。
中国的文化黑帮，没有西方黑帮那种代继升级，而是一以贯之贯彻文化黑帮的统治。与西方宗教黑帮比起来，中国文化黑帮更务实，与西方金融财阀黑帮比起来，中国文化黑帮更有品位，中国的文化黑帮就在世俗和信仰之间，玩着暧昧游戏。在暧昧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中国文化黑帮成也暧昧毁也暧昧，暧昧是中国文化黑帮独此一家的徽章。
和中国文化黑帮一样，西方的宗教黑帮也关怀人民的精神生活，试图通过控制精神生活控制全社会。但中国文化黑帮甘于躲在世俗权力后面，让世俗权力去承担社会责任，西方宗教黑帮却不够暧昧，行事太极端，非要与王权死争世俗权力，最后把自己送上前台，因此不得不为世俗事务负责，到头来因所画之饼不能兑现而名誉扫地。
和中国文化黑帮不一样，西方的金融财阀黑帮基本不在意人民的精神生活，他们只是通过债务捆绑控制全社会。这种高利贷信仰，与暧昧更是格格不入，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笔下刻画了高利贷贩子的坚定决绝和卓尔不群，但这种毫无“文化内涵”的霸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不知“以德服人”终究为“德”所弃。在这一点上，虽然中国的文化黑帮也曾试图向金融黑帮的国际标准看齐，但劣根难除恶性难改，总是免不了拖着一个“仁义道德”的尾巴，于是总是比金融财阀黑帮更具欺骗性，也更具亲和力和持久的“生命力”。
所以，在宗教黑帮面前，中国文化黑帮大可不必太得意，在金融黑帮面前，中国文化黑帮也大可不必太自卑，它们之间的差别，本就各有长短，无所谓本质上的优劣。它们都是阶级社会的恶性毒瘤，都是无解的死症，在这一点上，它们半斤八两谁也没比谁强。
它们都不能成为现代化的标志，它们说到底都是现代化最大的绊脚石。
人类社会真正的现代化标志，不是从属于哪家黑帮，人类社会现代化的真正标志，是在人类社会消除黑帮，消除极端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即便还不能消除阶级，但至少也要消除——至少是遏制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而不是如文化黑帮那样努力维护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更不是如金融财阀黑帮那样肆无忌惮地强化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中国也只是刚刚站到现代化的大门口，而人类社会真正意义的现代化，目前还没有起步。
六、文化黑帮成于绅权象牙塔的绝对威权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话出自《左传·成公十三年》，意思是说国家最重大的事情就是祭祀和军事，也就是思想文化上的凝聚力，和军事政治上的动员力，这二者构成国家的根本国力。这八个字两千多年来无数次被引用，成为国家大计的经典表述。
但是凡所引述，只是断章取义，事实上，这八个字后面还有更重要的话，那就是“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这后缀的“神之大节”才是全句的关键。什么是“神之大节”，文中说得很清楚，那就是“执膰”和“受脤”。所谓“执膰”和“受脤”，就是给众人分配祭祀时的祭肉。说到底就是利益分配问题，利益分配问题，才是神之大节，国之大事。你祭祀再认真，军礼再严谨，若利益分配不均，就是坏了神之大节，就是渎神，若长期混乱不均，必致天下大乱，国将不国。
公元前700多年前，中国人就明确指出利益分配的重要性，这也算是中国亚细亚政治早熟的表征之一吧。事实上，祭祀也好，军事也罢，时至今日，早已无复当年的模样，但利益分配这一“神之大节”，直到今天仍是人类社会政治的头等大计。利益分配若不能妥善处理，依旧是国将不国的下场。
为什么说起文化黑帮的渊源，要从利益分配说起呢？因为，文化黑帮所以成为霸凌中华民族上千年的黑恶势力，就是因为绅权象牙塔成为中国上千年封建社会利益分配原则之规则制定者，而这种绝对威权就是文化黑帮的深厚土壤。
本来最初的国之大事，是有两条腿的，一条是思想文化，一条是政治军事。
但思想和文化、政治与军事并不能和谐相处，因此两条腿本身就各自扭得七零八落，政治军事的纷争就酿成各种战乱割据，而思想文化的纷争则为争鸣倾轧，虽然争鸣倾轧也闹得乌烟瘴气，但相比之下，战乱割据更加搅得民不聊生，因此政治和军事的分歧更让人警惕。政治和军事的博弈也就从未消停过。反倒是思想和文化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总能在磕磕绊绊中有所建树。而且思想文化争鸣倾轧，丝毫不影响他们参与政治和军事的博弈，更不影响他们齐心协力打压军事的方针政策。
经过一千多年的起伏跌宕，到了宋代，政治终于和军事分道扬镳，完全投到思想文化的麾下，从此，军事基本被排除在国之大事之外，利益分配定价权终于完全落在思想文化——也就是祀的手里。而戎本来有兵民两部分，失去了政治的组织力，民和兵也彻底分家，戎差不多完全成了瘸腿鸭，从国力的双壁，沦落为祀的跟班。
掌握了利益分配的定价权，思想文化重建了文化威权，筑起了绅权象牙塔，为自己的专制时代加冕。但是，绅权象牙塔虽然奉行的是文化专制，但它的目的不只限于文化，所谓熙熙利来攘攘利往，它实际贯彻的是对利益分配权的绝对控制。
他们把君权捧上仲裁者的位置，再用礼教把君王教育成绅权礼教的文化奴仆，然后躲在君权后面，把持利益分配，维护自己的文化霸权。
在运用文化霸权的时候，绅权象牙塔就自然而然产生了分化：一部分人比较理智，虽然人民没有分祭肉的资格，但他们倾向给人民甩些兑水的肉汤，以安抚民心，免得人民闹起来扰了他们分祭肉。另一部分人就是高老翰林一流，只想把善政惠民当成高头讲章，完全不肯兑现，一心只想着把祭肉都留在自己碗里。前一类人构成文化白社会，算是建制派，真正的封建秩序维护者，后一类人构成了文化黑社会，算是颠覆派，实质上的封建秩序破坏者。
随着绅权文化霸权越来越强大，建制派一直在萎缩，而颠覆派一直在壮大，壮大到一定程度，绅权象牙塔就彻底黑帮化，于是引发民权暴动，社会秩序崩坏，结构重组。但这种时候，前面顶雷的都是君权，绅权虽然也颇受冲击但人多势众树大根深，总能迅速满血复活。满血复活后的绅权象牙塔，因为前朝黑化程度已经很彻底，因此，本朝黑化的速度会相当快，这种黑化的势能越来越大，最终，就差不多使绅权象牙塔完全黑帮化了。
这大约就是文化黑帮形成的基本线索。
七、文化黑帮的组织结构——师生
江湖帮会的组织形式一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兄弟，比如洪帮，供奉一个祖师，帮会中的成员都以兄弟相称，只有职务地位的差别，没有辈分的差别；另一类是师徒，比如青帮，也供奉祖师，但帮会中的成员主要由师承关系联系在一起。二者相比较，洪帮以颠覆清政府为宗旨，算是秘密“叛党”，兄弟相称，也是斗争需要；而青帮是拥护清政府的，用不着过亡命生涯，因此可以四平八稳地建立自己的师承体系。
文化黑帮不同于江湖帮会，它是权利核心的寄生者，虽然它对政治的危害远大于洪帮，但它与政治的关联却比青帮紧密得多，它算是打着政治旗号反政治的朝堂帮会，不止可以四平八稳，甚至可以理直气壮敲锣打鼓地建立自己的组织结构，并把这种组织结构作为政治的主体，权力的支柱。这个结构，就是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比青帮的师承关系要缜密得多，但也简易得多，它没有繁琐的神道意味的仪式，完全用“道”这个抽象理念来关联，“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有道就有师，传道受业解惑就有生，道济天下，即有师生。就是凭借如此抽象而又如此实效的理念原则，文化黑帮打造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黑社会组织。
师生关系，是从科举中衍生来的。
科举原本是皇权为强化中央权力所创办的选贤任能的国家大政，到中唐即被绅权势力全面接盘，成为绅权为自己选拔后进预备役的“绅家”大政。科举一般都有绅权象牙塔的重量级人物主持，而科举选拔的才俊，一般与主持科举的大佬师生相称，这种师生不是传道受业解惑的师生，而纯粹是一种社会政治关系，是一种官场派系纽带。
绅权就凭借师生这一崭新的政治组织模式，搭建了自己专属的政治体系，而文化黑帮的组织建制就附着于此政治体系中。因此，师生关联也就成了文化黑帮的组织结构。
下面我转引拙著《新史论》中一段论述以进一步阐明此师生关系的关节。
“这种新的师生关系，直接孕育了绅权政治中的朋党派系。
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政治体系，向来有两套人际关系模式，一类是上下级的关系，一类就是师生关系。
上下级关系算是单纯的行政关系，没有文化含义，就是职务上的从属而已。这种关系在事务上比较明晰，在行政上比较稳定，但是在人际关系上，却无任何保障。
简单的上下级关系没有伦理纽带维系，在利害面前十分脆弱。貌合心不合大有人在，上级报复下级，下级暗算上级的也比比皆是。
在封建官场上，单纯的上下级关系几无生存余地。
这是封建官场宗法化的必然结果。
在宗法化背景下，人情裙带才是人际关系的核心。因此师生才是封建官场最牢固的人际关系纽带。
一般来说，师生关系同时意味着也是上下级关系，生成为师的上级的情况，在宗法化的政治环境中，只能算是少数变量，一般来说，官场中的师生关系，总能以论资排辈的有条不紊一步步传承下去。
为了进一步强化师生关系的纽带，绅权还把师生关系比作父子，即所谓师徒如父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等等。这些比喻倒不完全是夸张，毕竟以传授而论，老师通常就是学生文化上的父亲，以提携而论，老师通常就是学生政治上的父亲。
君师并举，同为治之本，但突然之间师又成了父，而且是实实在在的传授提携之父，绝不是君父那种道义象征上的父，那师的实际影响力的砝码，自然较君又翻上一倍。因此就成了封建绅权价值观中真正的统帅了。”
（引自拙著《新史论·4单元·8章·绅权统帅科举的法宝——师》）
八、文化黑帮的干细胞——师
天地君亲师，是儒教的祭祀对象。其中天地抽象姑且不论，君为社会权力象征，亲为宗法权力象征，在社会事务上，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因此独剩下这个师，在社会日常事务中发挥着持久深远的影响。师，算是儒教祭祀中的祭司，是绅权权威的世俗代理人。
这里所说的师，不只是前面说的那种科举中建立起的裙带枢纽，这种师，是真正传续儒家道统，弘扬象牙塔精神的基层教师，他们渗透到中国封建社会底层结构各个角落，像末梢神经一样将整个社会控制在神权象牙塔的意识形态之中，同时，他们负责传道授业解惑，在广大底层民众中培育绅权象牙塔的新鲜力量，他们的兢兢业业的工作，使绅权象牙塔常保活力，也使文化黑帮具有永久的自我更新能力，他们是文化黑帮的干细胞。
当然，这些师未必就是文化黑帮的骨干，但他们都是绅权象牙塔的铁杆拥趸，为传播绅权象牙塔的价值观奉献毕生。他们一般来讲地位不高，大都郁郁不得志，因此想要成为文化黑帮的骨干，也不得其门，但他们精神上把服膺绅权象牙塔的价值观作为人生理想，实践中把文化黑帮的人生理想作为奋斗目标，他们嘴里讲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心里念着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他们嘴里说的和实际想的出入很大，他们地位卑微，没有机会把这种“表里不一”贯彻到自己的人生实践中，但他们可以通过教学，把这种人生信条传递给学生。因此他们自己可能以迂腐的塾师终老，但他们却可能为文化黑帮教导出最彪悍的接班人。
《儒林外史》的周进，发迹之前，就是个落魄的老书生，既没有行圣人道的能力，也没有牟黑帮利的本钱，只能做一个半饥半饱的教书匠，还被人歧视。但他教出了德意弟子荀玫，一个有大好前程的青年才俊，最后却堕落成令人瞠目的贪官，成为文化黑帮中黑出格的黑手。并不是周进教导荀玫走向黑化之路，而是周进把绅权象牙塔的价值观和文化黑帮的人生理想，一并传递给荀玫，在适宜的环境中，荀玫自己就发育成文化黑帮的大佬。周进虽未黑荀玫，荀玫却因周进而黑。这大约就是文化黑帮干细胞清白的黑化事业吧？
事实上，在象牙塔的顶层，文化黑帮的核心，大家对文化黑帮的认识还算比较清晰，他们只是依附于象牙塔，寄生于文化黑帮，对其意识形态其实并不太介意，他们是能够分清“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与文化黑帮正经营生之间的差别的，象牙塔的练达世故和黑帮的深邃冷酷，绝不会让他们头脑发热。
但在象牙塔的底层，文化黑帮的边缘乃至外围，对文化黑帮的认识恐怕就很模糊。唯其模糊，所以才更加痴迷。就是这份痴迷，支撑着“师”们，为文化黑帮的更新繁衍发展壮大做着义务奉献。他们才是象牙塔文化专制的最末端控制，是文化黑帮毒化全社会的触须。对社会底层而言，师兢兢业业的腐蚀，其危害其实远大于那些风光无两的大佬之顶层感召。这些底层的“师”，作为灵魂工程师，实实在在地按照绅权象牙塔的蓝图，塑造着人类的灵魂，并依照文化黑帮的规划，培育着人类的品格和作风。
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文化黑帮之干细胞。
九、文化黑帮之组织纪律
一个专制封建社会上千年的大黑帮，除了师生这一简明严密的组织结构之外，还要有维持此结构的严密的组织纪律。
文化黑帮的组织纪律细则繁多，但大的方面只有四点：不得背离帮会立场、不得损害帮会利益、不得颠覆帮会理念、不得泄露帮会秘密。
下面我们就将四大纪律略作说明。
1、不得背离帮会立场
不得背离帮会立场，是最重要的纪律，是其他所有纪律的基础，算是元纪律。
不得背离帮会立场和忠于帮会不太一样，它比忠于帮会宽松得多。自古文人相轻，想让文化人矢志忠于某事，殊非易事，文化黑帮主体是文化人，因此文化黑帮下调了忠于的底线，变忠于为不背离，这样实行起来就比较普适。
所谓不背离，就是坚守文化黑帮的界限，严明黑帮内部矛盾和黑帮外部矛盾的区别。
文化黑帮的头号对手是人民，因此，站在人民一边，是文化黑帮的大忌，所谓不得背离帮会立场，就是绝不可以站在人民一边反对象牙塔，反对文化黑帮。这是文化黑帮立帮之本，是所有禁忌的根本，是元禁忌。
文化黑帮日常之主要对手是皇帝，但文化黑帮和皇帝之间的分歧，主要是技术层面的，不是利益层面的，不关根本立场的问题，因此，文化黑帮虽然不希望同伙站到皇帝一边，但并不严禁同伙与皇帝串通，事实上，他们都不由自主要和皇帝串通搞垮帮会内部的对头。
从历代的几次著名党争中，能看出文化黑帮对皇权、对民权态度上的根本差别。
唐代的牛李党争，是比较纯粹的黑帮火拼式的党争，里面没有人民的考量，只有绅权内部各小集团的角逐，算是比较标准的文化黑帮火拼。所以，党争虽然热闹，但也只限于政治上的起伏得失，并不关联政治之外的追讨围剿。这算是比较经典的党争范式。
宋代的熙宁党争，就比牛李党争复杂得多，虽然双方出身上的分歧较牛李党派要小得多，但双方立场差异却过大，新党要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打击旧党，虽然还没有偏到人民一边，但已经超出了文化黑帮惯例的容忍限度，因此北宋的党争就显得格外地激烈，基本超出了政治范围，趋于全面对抗了。新党被道德绞杀差不多社会性死亡，而旧党也遭了乌台诗案之类的大狱险些闹出血光之灾。这种白刃化，恰说明探底文化黑帮的立场底线，是多么危险的事情。
而明代东林党争又与唐宋不同，东林党争有了一个新势力的参与，那就是新兴商业地主，明代党争，算是文化黑帮中的新兴势力谋求上位的博弈。从程度上看，它比唐代党争那种纯粹火拼要激烈些，但却比宋代那种触碰原则底线的死磕要温和得多。（东林党的血光之灾，是和宦官斗争的结果，非党争之祸。）事实上，文化黑帮很快接纳了东林党这个新贵，并对它推崇备至称颂不已。东林党甚至成了日后文化黑帮的道德标榜与精神旗帜。
三代不同的党争，可以看出，象牙塔以及文化黑帮对立场原则的态度。
文化黑帮内部可以倾轧，可以争权夺利，甚至可以互相死磕，就如同社会流氓的黑帮一样，也可以为利益争夺闹出人命来，但不管闹得多凶，这些利益必须烂在帮会的大锅里，决不允许外流。无论谁，如果试图把帮会内的利益引流到帮会外，就帮会人人得而诛之。这就是文化黑帮的立场红线，而王安石，就是堪堪剐蹭了这条红线，才招致文化黑帮上千年前仆后继的诽谤。
这就是文化黑帮的立场界限，界限的这一边是绅权，界限的那一边是民权，界限上挂着皇权，你可以从绅权这一边无限贴近皇权，甚至与皇权站在一起，这些都算是绅权内部矛盾，都是可以协商解决的。但你不能越过皇权去贴近民权，那样的话，你就犯了绅权的大忌，如果你胆敢跨过皇权站到民权一边，那你就自绝于绅权，文化黑帮就与你不共戴天。
2、不得损害帮会利益
不得损害帮会利益，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却是四大纪律的根本。
绅权象牙塔之所以从推动社会发展的精英集团堕落为文化流氓聚集的文化黑帮，根本原因就是在追逐利益的道路上迷失了本心。
追求利益本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一个控制了利益分配权的团体追求利益，就另当别论了。毕竟，利益分配是“神之大节”，掌握“神之大节”，就不能算是社会中的普通一员，再假装和普通人、普通团体一样参与利益分配，左手发钱右手收钱，就未免过于流氓了。习于这种流氓行径之后，久而久之习惯竟成自然，精英团队就蜕变成文化黑帮了。
不论文化黑帮口头上的漂亮话如何响亮，他们根本上还是以利为根本。有些黑帮分子或许轻利好名，但好名背后还是利害的计较考量，没有利做根基，名是没有着落的。《儒林外史》的科举迷马二先生算是一语中的：“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哪个给你官做”道尽了文化黑帮的势利计较，虽然马二先生还不忘把“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挂在尾巴上粉饰一下，但马二先生自己怕是也知道，做官为行道，连鬼都骗不了。当世钻营科举的，包括他在内，哪有一个是要行道的？倒是遍地都是要光宗耀祖，寻几个钱回家的。所以，名分也好名头也罢，到头来还是要在一个利字上着落。
惟其如此，核心利益是决不能碰的，无论是谁，碰了文化流氓的核心利益，必招致文化流氓的组团死磕。
只不过文化流氓对核心利益的理解，与其他社会流氓比起来，更有文化含量，更显文化品味，也更具文化视野。它并不把核心利益死盯在具体的实惠上，而是放在更加虚无缥缈貌似和现实实惠不搭界的等级地位上。它用文化把自己的阶层置于全社会成员之上，然后用它的利益分配权，把所有特权和实惠都集中到自己手里。
这手十分狡诈，一般人只盯着实惠，但被文化武装起来的黑帮，却假装把实惠撇到一边，摆出一副不言利只言义的嘴脸，趁着大家死盯着实惠的空档，把义牢牢地攥在手里，然后它行驶利益分配权，宣称那些拥有义的君子才配享有最大的实惠。于是，儒家的义利之辨，就在文化黑帮的流氓戏法里，成了“名利双收”的大杀器，成了文化黑帮的牟利之斧。
因此，文化黑帮捍卫的核心利益，不是利益，而是名分，不是实惠，而是地位，不是物质占有，而是道义归属。他们深知伦理世界的游戏规则，因为这规则是他们亲自制定的，他们死守道德制高点，因为按照他们制定的规则，只有道德制高点才拥有不劳而获占有实惠的特权。占有实惠不是目的，不劳而获地占有实惠才是文化黑帮最亮眼的“勋章”。
为了这个“勋章”，绅权象牙塔不惜牺牲捍卫优越地位，而文化黑帮为了与人民“划清界限”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对绅权象牙塔和文化黑帮来说，你可以危害它各种利益，但你决不能把它置于和人民平等的地位。谁把它置于和人民平等的地位，谁就损害了它的核心利益，它就与谁死磕到底。它对政治的评价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是否能认同它高人民一等的优越地位，认同这个，就是政治清明君主开明世道昌明，如果不认同这个，那就是天下无道君昏民乱是可忍孰不可忍。
国家政治尚且如此，文化黑帮内部对此约束更加严酷，你可以对人民很友善，但你不能和他们平等相处，任何人敢于放下绅权的架子和人民平等相处，他就犯了文化黑帮的大忌，轻则除名，文化性死亡，重则围殴，社会性死亡。
这种偏执的反动，既非迂腐，亦非癫狂，实在是核心利益所在，不得不然。
3、不得颠覆帮会理念
不得颠覆帮会理念，是和捍卫核心利益密切相连的，是四大纪律中最具普适性的纪律。它不仅适用于帮会内部，也适用于帮会外部，在文化黑帮气焰熏天势力猖獗的时候，它算是全社会共同的纪律红线。
能把自己帮会内部的严格帮规，变成全社会都不可触犯的铁律，这正是绅权象牙塔的文化威权的尊严所在，正是文化黑帮文化霸凌的真实写照。
所谓帮会理念，就是文化黑帮的鼓吹的核心价值。这核心价值本来源自绅权象牙塔的阐发和弘扬，由绅权象牙塔一手打造成统领全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后来，转手文化黑帮，成了文化黑帮立帮的根基，实行文化专制和文化欺诈的镇帮之宝。它是文化黑帮道德制高点的依据，是文化黑帮核心价值的依托。
正是因为文化黑帮鼓吹的价值标准，成了全社会必须遵守的价值标准，全社会才能接受文化黑帮制定的利益分配规则，才能容忍文化黑帮不劳而获的文化标榜、政治僭越与经济寄生。如果说高人一等的特权地位是文化黑帮的核心利益所在，那文化黑帮鼓吹的精英主义核心价值，就是其核心利益的承重墙，撑起了文化黑帮特权江山的廓宇广厦。
文化黑帮鼓吹的核心价值，在旧民权时代，就是全套的封建礼教，就是隐形的民权镣铐，就是天地君亲师的庙堂配享，就是仁义礼智信的自我修养，就是三纲五常的社会规范，就是天理人心的道德思辨，在士大夫那里，它是秩序，在寒庶民那里，它是律法。
士大夫而坏礼教，就是欺师灭祖，就要开除士籍，寒庶民而坏礼教，就是犯上作乱，就要绳之以法。刑不上大夫，故坏礼教的士大夫须剥夺士籍然后就刑，礼不下庶人，因此坏礼教的寒庶民没那么多客套直接法办。
不管士大夫还是寒庶民，坏礼教的后果都很严重。绅权象牙塔制造了礼教这么一个怪物，用来专制社会，虽然礼教在某种程度上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做出一些贡献，但总体来说它是套在整个社会脖子上的绳索，将社会所有活泼的气息全都勒死。
礼教不仅成为全社会的噩梦，也成了绅权象牙塔的魔魇，当绅权象牙塔用礼教专制全社会之后，它自己其实也成了礼教的俘虏。这就好比一个人用枪抢劫，无往不利，他很高兴，便专事持枪抢劫，最后他的生活来源完全靠枪维系，久而久之，他也就异化为枪的奴仆。这就是绅权象牙塔在礼教面前的窘境。
附着于绅权象牙塔的文化黑帮，比绅权象牙塔的处境更宽松些，但本质上差别不大，它也不得不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都放在礼教上。它对礼教的屈从敬畏，虽不至于到为奴为仆的地步，也完全可以胜任一个不惜性命的保镖了。文化黑帮就像一只趴在礼教大树上生息繁衍的猴子，若有谁要砍倒大树，它是必定要为保住礼教大树不惜品拼上命的。
因此，对文化黑帮来说，礼教这一核心价值，是它的命根子，是文化黑帮安身立命的依据，是它特权的凭依。正是在礼教的荫庇下，文化黑帮才得以耍尽各种流氓，捞尽天下好处，却不需要付出任何劳作，更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捍卫此核心价值就是捍卫文化黑帮的生命线，就是捍卫文化黑帮的未来，这是丝毫含糊不得的。
甚至到了新民权时代，旧礼教已经成为文物，但礼教养育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依然活力满满。文化黑帮更凭借这种意识形态余毒，努力重塑新时代的“礼教”价值观，用超阶级的人权代替天地君亲师，用宪政民主代替仁义礼智信，用什样杂耍流氓伎博弈新特权，貌似形势混乱实则脉络清晰，就是要重树文化黑帮的新理念之权威，重建文化黑帮的利益格局。
重组被颠覆的理念威权，重掌被剥夺的特权，文化黑帮的谋略战术，千年以来从未变过。骑在人民头上，将政治玩弄于股掌之间，文化黑帮的野心，千年以来从未灭过。
而文化黑帮誓死捍卫，不遗余力要复辟的精英主义执念，正为世人标志了文化黑帮的命门：理念威权，才是文化黑帮的致命要害，是它恶势力的源泉，
4、不得泄露帮会秘密
不得泄露帮会的秘密，是维持文化黑帮权威的保底手段。
信息不透明，偏执神秘感，历来是强权实行专制的利器。
比如某甲和某乙本来没有什么差别，但某甲要专制某乙，那某甲就必须得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事无巨细都封闭起来，这样才能维持他对某乙的专制，一旦某甲的言行泄露给某乙，某乙就会发现，某甲和自己原来没有什么区别，如此一来，某乙就很难接受某甲的专制了。
无论政治专制还是文化专制，都很看重这些秘密。封建帝王时代，泄露禁中语就是严重的泄密罪行，所谓泄露禁中语，就是把皇帝日常的一些话擅自泄露到宫外，这不只是泄露国家机密事务那么简单，这里面更深层的担忧就是，它可能暴露皇帝也是普通人的事实，对皇帝的专制威权造成不可估量的损伤。
文化黑帮自然也不例外，文化黑帮的成员，本也都是些普通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更兼迂腐不堪，甚至连普通人都不如，几近于社会生活及生产实践中的吊车尾，强把这样一些人置于社会金字塔的最顶层，骑在人民头上，而且一骑就是上千年，若不实施最严厉的保密政策，是很难实现的。
文化黑帮的保密工作，主要是通过文化垄断实现的。文化垄断，把人民排除在文化事务之外，用文化口袋，把民权包裹在它预设的价值体系中，用文化绳索，系住民权发展的出口，给予人民以多少文化，给予人民以什么文化，全由文化黑帮操控，通过愚民的方式，从根本上将文化黑帮的秘密封存起来。在愚昧的民众眼中，文化黑帮就如天上的神仙。文化黑帮严控文化的天梯，民众就只能眼巴巴艳羡这些神仙的快乐逍遥。
而文化的天梯，就是文言文。文言文作为一种书面语，在宋代以后，基本上成了文化黑帮的黑话，几乎完全对民众关闭了。将宋代以后兴起的话本、杂剧、白话小说，与宋代以后的古文做个比较，就不难发现，文白差别之悬殊，实无异于社交语言与黑话之差别。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民众已经完全被隔绝在主流文化之外了。文化成了文化黑帮的帮会私产。
文言文独特的表情达意方式 总能让文化黑帮内部的人心照不宣，让象牙塔外的人如堕茫雾，寓情于理的风雅，意在言外的款致，以曲为工的机巧，翻褒覆贬的游戏，都是文化流氓修养的标配，是农工商辈望之兴叹的汪洋。想在文言文上有所成就，非十余年力无法竟其功，文言文这高高砌起的门槛，就是文化黑帮保险柜的铁栓。
而一个普通人，在文言文中浸淫十余年，从思想到行为，恐怕早已是文化黑帮价值体系的奴仆，早在他登堂入室之前，他从身心上必定已经是文化黑帮的一员。毕竟，修习文言文的全部参考资料，都是象牙塔与文化黑帮价值观的宣传册，只有深深侵染这些宣传资料，你才有可能掌握打开文言文铁栓的钥匙，这就是文化黑帮保险柜铁栓的安全阀。
有了严密的铁栓，再配以万无一失的安全阀，文化黑帮打造了千年不倒的黑帮帝国。他们摆出一副开放包容海纳百川求贤若渴的嘴脸，却在铁栓和安全阀上做了手脚，让那些拒绝他们洗脑宣传的人不得其门而入，让那些登堂入室的人统统被宣传洗脑。这种保密与加密的双保险，成就了文化黑帮长盛不衰的神话。
不仅如此，就像黑手党的乌默它一样，文化黑帮也严格执行一个保密守则，那就是绝不向外界透露帮会内部的人格信息，美其名曰不道人之是非。标榜得很高大上，其实是严控黑帮内部人格信息外泄。毕竟，以人格虚拟建构文化霸权的小团体，人格的虚誉是最紧要的资源，人格的虚誉破产了，文化黑帮的权威也就垮台了。
因此文化黑帮内部，只攻击黑帮“叛徒”的人格，比如黑帮就联手污蔑郭沫若的人格，至于那些黑帮内部的倾轧，他们是很少闹到人格攻击搞得两败俱伤的局面的，不仅如此，他们还不约而同保守人格缺陷的秘密。比如杨绛咬人，在圈子里是尽人皆知的事情，甚至算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但轻易不会对圈子外的人提起。不仅如此，当杨绛在遗著中大秀自己“不争”的品格时，一干流氓帮闲排着队喝彩，也没人提起咬人的事情，倒搞得好像是人家把手塞到杨绛嘴里逼杨绛咬她，杨绛本着不争的原则才不得不咬了人一样。
这种令人作呕的秘而不宣，在文化黑帮的历史中比比皆是。不泄露帮会秘密，已经融入帮会成员的血脉中，成为一个文化黑帮成员自我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文化黑帮的纵横术
有了建制结构，有了核心价值，有了严明纪律，文化黑帮经略天下的基本条件都具备了。但基本条件只是基础，真正要经略天下，赢得自己的特权并守护之，还是需要一些简便有效的战术的。文化黑帮的基本战术大致有三点，一是变枉为直，二是借古讽今，三是朋比为奸。这三点堪称文化黑帮赖以奠定江湖地位的无敌纵横术，下面我们就分别简述之。
1、变枉为直
变枉为直，是文化黑帮用来驯化民权，宣示威权的主要手段。
一般的黑帮相当粗鄙，喜欢直来直去，你干不过我，我就压迫你，一切拳头做主。平时基本是一副“放眼上海滩哪个敢惹我张万霖”的豪横，骨子里完全是“只有我们斧头帮欺负人，没有别人欺负我们”的霸道，借着这种豪横霸道，干的全都是指鹿为马的勾当，他们不需要修饰，直接举枉错诸直，以彰显自己的权威。
但文化黑帮不同，文化黑帮是斯文帮会，不屑于做土流氓的勾当，指鹿为马的赵高已经被他们踹到沟里，他们哪能重演赵高的故伎？但作为掌握利益分配权的寄生者，他们一直干着举枉错诸直的勾当，实实在在地做着，又不能说出去，就憋出了文化黑帮独特的文化特色。
文化黑帮开始大规模修订价值体系，他们把错的说成对的，把黑的说成白的，把邪的说成正的，把枉的说成直的，于是，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假举直错诸枉的名义举枉错诸直了。这样一来，他们的举枉措直，就比普通黑帮更多了几分卑鄙的虚伪，因此更显其邪恶了。
变枉为直，改变了文化史的面貌，重新塑造了社会价值体系。把人民这一创造历史的主人深深踩在泥里，却把以寄生为业的文化流氓高高举起，做成社会精英人生赢家大众楷模。不仅顺理成章地骑在人民头上，还把剥削和压迫说成天经地义，甚至附会成对人民的救赎。
他们抹去了人民被剥削的本质，把因被人剥削而致的贫穷归结为懒惰；他们隐去文化流氓对人民的剥削，把因剥削他人而致的富裕附会成勤劳；他们颠覆劳动者养活全社会的事实，却捏造社会精英救赎劳动者的神话；他们把整个人类历史从头到脚倒转过来，差不多所有的枉都被他们诠释成直。
这规模浩大的工程，贯穿了阶级剥削社会简史的大半，成为文化黑帮纵横术的压卷之作。是文化黑帮的不世奇勋。这种人为倒错，重创了民权的精神面貌，撕裂了民权的价值共识，严重腐蚀了民权的思想意识，成功驯化了民权，使民权在文化黑帮面前长期处于任其宰割的境地，从而造就了文化黑帮最辉煌的历史成就。
2、借古讽今
被排除在文化之外，而且长期处于被割裂局面的民权，无法对社会、政治、世界保持一种完整的认识，所以，你只要能圆满的变枉为直，民权就很难摆脱你的文化枷锁。
但君权不同，君权拥有与文化黑帮相仿的文化资源，有着甚至比文化流氓还要广阔的文化视野，所以简单地变枉为直，无法彻底捆住君权的手脚，君权可能会对枉和直有自己的理解，这理解必不能与文化流氓的解释完全相同。为了控制君权，文化流氓们搬出来第二手绝活，那就是借古讽今。
在现实世界，君权比文化流氓具备更广阔的的视野，这倒不是因为君权更高明更优秀，而是因为君权负有更大的责任，毕竟民权的生存责任，交托在君权手里，君权处置不当，就要家破人亡天下大乱，为此君不得不真正把民放在心中。
而文化流氓就没有这样的负担，他们只需把民挂在嘴上，用以维护自己的道德优越感就足够了，至于民的生死存亡，那是该由君来关心的事情，和他们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他们心中只需放入自己帮会的利益就足够了，就算他们想把民权装在心里，在瞬息万变的欲望膨胀中，他们也没法保持那种关注。
因此，在空间上，他们不可能具备比君权更大的格局。于是他们就把注意力转向了时间，在历史深处，为君权找到了合适的裹脚布。他们谎称他们的枉直之辨是从古相传，他们的价值体系是古已有之，他们用古法和祖训的裹脚布，把君权裹成了三寸金莲，只能在他们的簇拥挟持下亦步亦趋，再难独立自主地迈出自己的步伐。他们美其名曰限制皇权的无序膨胀，但其中夹带上自己的私欲之后，就成了阻挠皇权限制自己的无序膨胀。就在这空间时间的微妙转换中，文化流氓实现了对皇权的驯化。
驯化了皇权又驯化了民权，文化流氓基本上算是完成了对公权的驯化，从此它可以无枷一身轻地纵横于社会政治文化的大千世界，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挡住它专制的坚定意志。
3、朋比为奸
完善圆满的理念固然重要，但强有力的执行亦必不可少。
文化流氓可不是凭借唐僧式的说教驯化民权和君权的，他们能成为中国历史第一黑帮，用自己的价值体系改造世界，凭的是他们严密的组织力和执行力。
文化流氓在其他事务上一盘散沙，毫无章法，但在传播和巩固自己的价值观方面，他们却异乎寻常地执着坚定。在社会事务和行政事务中，他们的朋党之争，造成了臭名昭著的跗骨之蛆，但在文化专制和价值强植上，他们的朋比为奸，却发挥了惊人的效力和效率。
他们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无论何种身份何种处境，都秉持相同的价值观，平时彼此不搭甚至或互有抵牾，但在关键时刻却彼此呼应，互为援比，给人一种普天之下人同此心往古来今心同此理的声势。
设想，彼此不以为然天南地北的两个文艺评论家，平时可能因观点的分歧几至于反目成仇，但有一天突然异口同声夸赞贾浅浅的诗的时候，那对整个世界来说是何等的震撼？水火不容的两个评论家共同推举贾浅浅的话，那得彰显出怎样惊人的“公信力”？就仿佛一个屁的工夫，贾浅浅的诗就超越了人间的凡俗羁绊，真正成了天才和精灵的吟咏。
文化流氓这种皮影相当娴熟，而文化黑帮，就是凭借这种四海之内牵一发动全身，随处可能有策应随处可能有援手的朋比勾连，围猎了皇权，驯化了民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黑恶势力，统治中国社会上千年。
朋比为奸，算是文化黑帮作为帮会组织的核心战力保障。
十一、文化就是中国的资本
中国的文化发展大致分成三个阶段。
从周代商至于隋唐，算是第一阶段，是绅权全面取代神权的文化发育期，是象牙塔建构期，也是绅权文化的上升期。这第一阶段又分成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西周至西汉，算是绅权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争统治地位，也是绅权全面接管社会的奋斗历程；第二个时期是东汉至晚唐，算是绅权象牙塔的建设期，是绅权文化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确立领导权的时期。
从北宋至鸦片战争，算是第二阶段，是绅权象牙塔彻底黑帮化的时期。这一阶段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两宋，绅权象牙塔打造自己的价值体系，凭借文化取得对社会的绝对控制权，并逐步开始黑化；第二个时期是元明，绅权象牙塔与皇权博弈与民权角逐，从意识形态上完全控制主流社会，并彻底黑化；第三个时期，是清代，绅权象牙塔与满清皇权合作，建立新型封建专制统治，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黑帮。
从鸦片战争迄于今日，算是第三阶段，是民权文化与绅权文化争夺文化控制权的阶段。这一阶段也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是绅权象牙塔没落期；第二个时期是辛亥革命至新中国成立，是新文化发育期，民权革命壮大期，也是绅权象牙塔崩溃期；第三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至今，是民权文化艰难探索奋勇开拓期，也是绅权象牙塔彻底黑帮化的时期。
简单梳理下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到一个大致的线索，其实对绅权象牙塔来讲，中国文化只有两个阶段：一个是绅权象牙塔的萌生发展壮大阶段，即唐之前；一个是绅权文化黑帮的滋生发育成熟壮大衰退乃至濒死阶段，即宋以后至今。换句话说一个是绅权象牙塔期，一个是文化黑帮期。
文化的这两个时期，大致可以对应西方的宗教黑帮和金融财阀黑帮两个时期。
绅权象牙塔的成熟发育期，就可对应西方的宗教黑帮期。在此一时期，西方没能走出神学的羁绊，没能像中国的绅权文化那样建立完整的世俗社会，没能建立自主的道德伦理体系，因此在社会发展与文化发育上都远远落在中国后面。
文化黑帮的生老病濒死期，大致可以对应西方的金融财阀黑帮期。在此一时期，西方从信仰的极端走向资本的极端，由神权崇拜走向财权崇拜，以反文化的高利贷之刃，塑造了全新的现代社会关系，焕发了强劲的生产动力，带动西方世界跨入高速发展的过山车，中国文化黑帮雄霸江湖的清代，就是金融资本高利贷贩子在西方高歌猛进的时代。这一轮，中国在牌面上一度被西方远远撇在了后面。虽然最近七十年，中国急起直追，成绩卓著，但被金融财阀黑帮摧残凌虐的心理伤痕至今没有平复，成为新民权文化必须要跨过的记忆之坎。
何以中国能在一千年前摇摇领先于世界，又在最近数百年间被西方反超，几至于亡国灭种？何以西方能实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那样的文化权利转接，而中国却一直在绅权象牙塔和文化黑帮之间辗转挣扎，两千年也走不出封建社会？有人说是因为中国没有资本主义，有人说是中国封建主义太严重，臆说纷纭，莫衷一是，从社会、政治、经济层面看，这些说法都有着落，但从文化上看，又似乎搔不到痒处。
其实想要从文化上理清这个问题，恐怕还要从文化和资本在中西方所起的历史作用入手，西方因资本的崛起而产生深刻的改变，而中国因文化的稳固而错失了那次改变。这里面怕是蕴含着中国文化和西方资本之间的某种关联吧？
能促成社会深刻改变，必要先改变社会关系，要激发社会前进的动力，必先焕发社会自身的活力。西方社会，宗教黑帮，以完全固态的方式统治社会的意识形态，所有的思想都已经写在福音书，所有现存社会关系也是神的旨意，虔诚的信徒不该有丝毫忤逆。这就是捍卫阶层固化的大棒，是教会奴役全社会的流氓戏法。在这样的信仰体系和制度框架里，阶层固化就如创世纪一样天经地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焕发的活力都是危险的异教。
西方世界就沉浸在这种让人窒息的文化绝望之中。在此情况下，资本崛起，给人类画了人人可以平等发财致富、人人可以自由追求幸福的大饼，点燃了西欧压抑千年的欲望之火药桶，崩垮了沉重的阶层固化，释放了全社会的活力。金融财阀又用高利贷把整个欧洲都组织起来，终于把欧洲拖上了高速发展的独轨车。
西方世界正是用资本的力量，打破了阶层固化，释放了社会能量，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成就。而中国则不然，中国不必等到资本来完成这种解放，中国历史上，曾两次用文化完成了这种解放，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一次是南北朝时期。第一次解放的结果，就是绅权彻底走出神权，中国迈进全新的世俗伦理社会；第二次解放的结果，就是隋唐时期的科举制，为全社会打开了凭借文化进身出头的大门，粉碎了封建文化门阀的阶层固化。有了这两次解放之后，中国怕是再难等到西方那种资本来解放全社会了。因为中国已经凭借文化，完成了资本在西方实现的启蒙工作。
资本让普罗大众从神学面前站起来跪倒在财富面前，文化让普罗大众从神学面前站起来跪倒在道德面前；资本让普罗大众从领主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文化让普罗大众从门阀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资本和文化，在各自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下，完成了相同的启蒙工作，把大众从神学束缚和阶层固化中解放出来。
但无论资本还是文化，都迅速被流氓控制而彻底黑帮化，金融财阀黑帮，用高利贷将所有债务人组织起来，开始了对全世界的征伐，而文化黑帮，用礼教宗法将大众置于自己的专制下，开始疯狂内卷。中西方近代史的走向从此分道扬镳。
这也是文化黑帮的劣根性，鲁迅批判的国民劣根性其实只是文化黑帮的劣根性。主席晚年就曾轻蔑地批判山雨欲来的文化还乡团和复辟买办，称他们胆小如鼠根本不敢打别人，只能转而剥削中国人，根本就没有西方资本那种征伐天下的魄力。主席的批判，其实是直接命中文化黑帮的要害的。
文化代替资本完成了大众启蒙，文化象牙塔代替教会实行了伦理建设，文化黑帮代替金融财阀将中国拖到现代化的门槛处。文化，一直是贯穿中国历史的主线，它在中国一直发挥着资本在西方发挥的作用，文化，就是中国的资本。
十二、民权政治中的文化黑帮迹象
新中国成立以后，从法理上消除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肆虐中国上千年的文化黑帮之经济支撑与政治庇护都已瓦解，文化黑帮一度陷入濒死境地。但民权文化远未成熟到能摧毁文化黑帮的地步，单凭政治形势取得的优势也很难保持。因此，政治势头略缓之后，文化黑帮其实已经开始四处弥漫，为重新掌权极尽铺陈。
当然，文化黑帮毕竟不是文化匪帮，他们通常只会耍尽什样杂耍，绝不会明火执仗。他们的颠覆民权文化，一般来说绝不会轻易触犯民权政治的红线，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会摆出一副热情拥护新中国的流氓相，把水搅浑，兜售他们的文化黑帮旧货。
他们很注意自己的隐蔽度，很注意自己的分寸，但要鉴别他们也不难，他们通常会在对人民的态度上露出狐狸尾巴。他们假装拥护新中国，但坚持蔑视人民，他们总是试图把中国的人民共和国变成西方的民主共和国，偷梁换柱擅改国体，以贯彻自己反人民的立场。
这种情形在近四十年的文化界，并不罕见。有些很隐晦，有些很直白，形态虽殊但精神实质却完全一贯，不是反人民就是标志高人一等的精英主义。
兹举两例以说明之。
其一，“牛棚”的提法。
牛棚特指在民权文化运动中关押改造，限制“牛鬼蛇神”人身自由，强制其交代历史问题、政治问题、改造思想以及体力劳动、思想批判的场所。原本是办公室、学校、招待所、农场一类地方，后来某些知识分子在伤痕回忆中将此类场所名之为牛棚。
这里姑且不论个中是非，仅就“牛棚”这个提法略作剖析。造牛棚一词的人，显然赋予这个词以极大的侮辱性，以真实还原当时的屈辱心情。而牛棚的侮辱性，其实主要是落在这个牛字上，把知识分子当成牛，在精英主义知识分子看来是极具侮辱性的，对他们来说，一个牛字就足以记录那段不堪回首的屈辱惨痛了。
但精英主义知识分子和农民对牛的理解显然出入很大。对农民而言，牛差不多是无价之宝，在自耕农时代，某家若有一头牛，那劳作起来真是天助一般。因此，从农民的角度讲，为人民服务无过于做农民的老黄牛。对农民而言，以牛名之可能算是很高的荣誉。
不止农民如此，连鲁迅也以“俯首甘为孺子牛”而自得，可见牛除了在精英主义知识分子那里是屈辱之外，在其他场合，口碑还是不错的。而精英主义知识分子，用牛来标志自己的屈辱，也恰恰暴露了他反人民的立场从未动摇过。
其二，恢复教师节。
蒋介石的民国时期，曾设立过教师节，新中国成立后，取消了教师节，并入五一劳动节，让教师和全天下劳动者一同过节。新中国的这个举措有三层含义：一是教师不再是特殊职业，而是所有社会分工中的一类；二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只有分工不同；三是希望教师能从原来的封建文化卫道士，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人民教师。
但1985年中国恢复了教师节，不仅恢复了教师节，还把教师节定在主席去世的第二天，给人一种全中国教师用节日纪念主席忌日的错觉。这一点不知道是某些人故意为之还是让人尴尬的巧合。不管怎样，都算是一次不小的乌龙。
恢复教师节，还有一个法理上的问题无法自圆其说，那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里，早已没有了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虽然精英主义知识分子还死抱着自己人上人的封建余毒，但新中国法理上已经士农工商人人平等。那作为一个普通职业的教师有了自己的专属节日，是否工农兵商都得有自己的专属节日，是否社会各分工工种都得有自己的专属节日？
事实上，只有教师设立自己的专属节日，从立意上与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之分的社会主义基础严重冲突，从形式上趋于将师置于高其他行业一等之地位的旧伦理框架，某种程度上算是呼应了天地君亲师的价值观，为绅权还乡团的回归做了社会舆情上的铺垫。
仅此两端，可见一斑，
绅权象牙塔的根基在当代中国依然很牢固，精英主义文化流氓的势头仍不容小觑，文化黑帮仍死而不僵。政治经济上的扫黑除恶战果累累，而文化领域的扫黑除恶，依然任重道远。
指望文化流氓放下身段与人民平起平坐，无异与虎谋皮，指望文化黑帮自己散伙，无异守株待兔。
真正的斗争，期待着每个民权文化的忠诚卫士，与文化黑帮的最后较量，将相伴民权文化的伟大复兴永载史册。
作者李梦痴简介：
自况
马导师私淑弟子，毛教员星火余薪。
体制外文化学者，传统内旧体诗人。
自述/知命前
江湖落拓事无成，空把浮生许太平。
时调不烦人欲浅，一襟烟雨即余生。
自述/知命后
鬼雄前世烈，造化此生新。
儒法丧家犬，夷齐掘墓人。
问心还问迹，忧道不忧贫。
剑扫春风遍，天花未染身。
作者画像（金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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