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生活回眸（一）

——第1站：长铺辅导小学

（原创）文/徐跃前

      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两年时间里，其实除出远门挑河外，都利用晚上的时间在生产队的队屋里教红民校，让本队的孩子识字，学算术，这也算是初步涉猎了教书的事。当从血防河道工地宣传被通知到正式踏上教育战线，那是在1975年的2月，以教师的身份走进长铺辅导小学，这也是我教育工作的第1站。辅导小学校址在公社所在地长铺街西郊，作为龙头学校，规模当然是全公社最大的。几十间青砖瓦房围成一个方方正正的四合院，除了院内场地可以活动，后面还有个大操场。有近20个老师，500左右的学生，基本的教学设备都较齐全。本部外，还要管理下面六个大队的完全小学和单初小。当时国家不富裕，教师有公办和民办两种，在全公社近百人的教师队伍中，一半是公办教师，另一半则是民办教师，我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教师群——民办教师队伍中的一员。

      按通常情况，民办教师都在各所在大队的学校，辅导小学在五星大队境内，该大队就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不再另有完全小学，所以五星大队的民办教师都在辅导小学任教。唯有我是个例外，来自联合大队。后来才知道，之所以我破例来到了辅导小学，是因为当时的辅导小学洪天赐校长在审核各大队的上报民师的名册中看到了我的名字，他是个德高望重且十分惜才的校长，听说了我在河道宣传上做得很好，外加联合大队也有上下杨冲、宋垄、赵畈、朱湾等生产队的学生离辅导小学近，所以就近入学都在辅导小学读书，也应该出一位民办教师到辅导小学，就与当时的联合大队徐火山书记商量，把我安排到了辅导小学。到校后，洪校长最先找我谈了话，其他的话已经淡忘，但他拍着我的肩膀说的那几句话使我印象深刻：说我是当时全公社年龄最小的教师，且又是破例进入辅小的外大队教师，一定要加强学习，不负重托，忠诚教育事业，做教书育人的好园丁。这寥寥数语我一直牢牢记在心中，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和奋斗目标，时刻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正确行走在这条规范了良好师德的道路上。

起始年级

      因为起初学校与大队需要时间商议我的事情，大队还要开会讨论，所以待通知我报到就迟了两三天。当时学校七个班级，一年级和五年级各两个班，二、三、四年级各一个班。等我到之后课程都分完了，只剩下一年级一个班的语文了。当时的教导处何庭献老主任找到我，寒暄之后，问我汉语拼音熟不。说到汉语拼音，我们在小学读书时还真没有学过，那时是从“日月水火、山石田土”开始直接硬记识字的。还是当年在程集中学读初一的时候，因为当时的课本还不规范也没有按时到，语文罗弋云老师就利用这个时间给我们上了汉语拼音，声母、韵母及四百多个音节及拼读，经过约一个月的语文课教学时间，我们补回了人生语文最重要的一课——汉语拼音，最后考试，全班七十二个同学中只有几个同学100分，我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迅即回答了何主任，没问题。何主任说太好了，接下来就说了让我带一年级二班的语文兼班主任。其实我当时心里还不是十分乐意，因为谁都愿意教高一些的年级，名声好些，接触到的知识也相对多一些。谁愿意与这些从没上个学的毛孩子一起（当时还没有幼儿园），从零开始教学呢？但在老练的何主任一番耐心解释并阐明道理之后，我欣然接受了从起始年级教起的这个艰巨任务。

      记得班上是47个同学，全部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伟人毛主席说过：“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看着一双双渴望求知的眼睛，一张张天真活泼的稚脸，蓦然间我喜欢上他们了！课前精心备好每一节课，不疏漏一个细节；课中认真上好每一个知识点，力求一步一个脚印；课下跟他们一起玩耍，真真正正打成了一片。既是师生，也是朋友，当时也不知道应该有怎样的师生关系，但我处处就是他们的守护神，形影不离。班上有些孩子非常优秀，像陈瑞勤、徐发梅、李泽香、李庆锋、徐立新、潘卫民、徐声才、何华庆、洪曙光等，既是班上成绩优秀的学生，也是我的得力助手。我个人也处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有不懂的就请教平行班级的张金花老师，她是个很热情的人，总是不吝赐教。还有带二年级的杨淑敏老师，她经验丰富，和蔼可亲，经常给我传授低年级的教学方法，当时给我的教学帮助很大。经过一年的相处，这个我踏上教育战线的第一个班级给我的印象是刻骨铭心的。在年末考试的时候，我们班的语文成绩平均分要比张老师的班上高出好几分，张老师替我笑了，我也为自己笑了。虽然是一年级，这一年我还是学到了不少知识，最大的益处是牢牢掌握了笔画名称、笔顺规则、偏旁部首和间架结构，这些是很容易忽视的汉字基础中的基础，为后面的教学打下了坚实的文字部件的根基，只有教过一年级的老师才有这切身体会。

师长一辈

      在学校里，老一辈的教师就是经验囊，他们有几十年的教学及管理经验，是年轻人成长的力量源泉。除前面提到的洪校长、何主任、杨老师外，还有冯子异、张耀等前辈，这两位老师也是我小学时的授课老师，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先说说何主任吧，他是我在长铺小学读书时的教导主任，严谨治教的态度令全体老师折服，更令我钦佩。最记得的是第一学期期末，每个教师都要提前给学生写评语，一个个送交何主任审核，过关后再誊写到《学生成绩通知单》上。我是用几个晚上的时间，写在一个蓝色封面练习本上的，自认为满意后也交给了何主任。第二天，他喊我去拿本子，当我打开本子一看，上面改得一片红，吓了我一跳。他示意我坐下，先叫我认真看一遍修改的地方，然后解释为什么要这样改，还说明了给学生写评语的重要性及技巧等等。当我拿回来誊写的时候，感触颇深，凡改的地方都是该改的地方！老主任这种帮助年轻教师，对每个学生每个家长的负责精神实在难能可贵。这种精神不仅使我当时受益匪浅，更重要的是我一丝不苟的教学观念也逐步形成。当我第二学期结束再次拿写好的评语给何主任审阅后，不仅一字未改，他还大大表扬了我的进步快，并在学校例会上要求大家看看我写的评语，还说孺子可教，后生可畏。

      再说张耀老师和冯子异老师，他们当时是一线的毕业班教师，那时没有六年级，五年级就是毕业班，他俩各带一个班的语文兼班主任。毋庸置疑，他俩是学校语文教学和教研的绝对权威。在他们的课堂上，在他们的作业批改里，在他们的发言中，在他们与学生的交流时，我如饥似渴地学到了很多很多。张老师的文学功底很深，诗词歌赋信手拈来，我在小学读书时，就领略了先生的厉害。冯老师写得一手好字，是当时学校的一支笔，凡学校里需要写标语之类的，那一定是冯老师；学校里的年轻人，几乎都喜欢模仿他的字，我更是经常把他的字当字帖。记得有一次学校在大门过道的两边墙上，出了一期大型专栏，多数老师都写了文章或诗歌。印象最深的是张老师写了一首诗（已不记得诗句），而由冯老师书法，落款是：耕心（张老师的笔名）、子异。这强强组合的作品，内容形象生动，字体潇洒俊逸，自然就是首屈一指贴在显要位置的香悖悖。以致到现在我虽然不记得自己写的是什么，也记不得别的老师写得如何，唯独留下了这两位老先生合作的结晶不可磨灭的印像。

年轻一族

      这里说的年轻人，也都是我的教哥教姐，我那时是全乡教育界年龄最小的那一个。大家天天在一起工作，一起活动，一起谈笑，兄弟友情自不必说。虽然有时也有些许小事争执，但更多的是友好相处的那份和谐。在这个群体里，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才华，石木生老师就是个“音乐家”。他也就比我大两三岁，主教音乐，会弹钢琴，会拉胡琴，几乎只要是乐器他都无所不精。尤其是拉手风琴，那大开大合潇洒优雅的动作伴随那激昂向上悦耳动听的乐声，无不令人啧啧称赞，学校需要演出节目时，那自然是他的拿手好戏独门绝活。年轻人在一起，少不了有许多乐趣。记得有一天半夜过后，朦朦胧胧中突然被人喊起来，说是有大事要做，所有在校住宿的年轻人，像部队紧急集合一样都哗哗啦啦爬起来了，不知是什么大事要发生。结果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之时，有人大声宣布：“拿饭碗到厨房去！”那时睡觉都是比较早的，没有电视、手机，更没有夜生活，懵懵懂懂跑到厨房一看，原来是煮了一大锅鱼煮面。虽然半夜爬起来吃面，算是一场不大不小的闹剧，但大家还是十分乐意的，因为当时的生活条件很差，能实实在在改善一下生活，吃上如此味道鲜美的鱼面，心里都乐开了花。不过第二天起来，多数人的嘴唇都起泡了，因为吃了碗里的才能捞着锅里的，一群急性子吃了热面条。

      那时的体育活动很重视，早上做操以后都有晨练，每两个老师带一个学生项目组，我和郑玉民老师带毕业班投掷组，在后面的操场上训练投掷手榴弹。郑老师是一位外地下放过来的美女教师，做事很踏实，我俩在投掷组配合比较默契，训练也很顺利。都是一些力气大的孩子，像徐旺火、洪胜民、徐海兰等男女生，他们在投掷组表现特别突出，经过一个冬季的持久训练，投掷组取得了十分优秀的成绩。除了学生，老师之间的活动也不少。我和洪松林、洪啸峰、徐芳浩、石木生等教哥老师，经常在篮球场上打个边栏。我来校的时间短些，打的次数少些，打球的技术还没有他们熟练，但投篮还是很准的，队友抢到球，都习惯传给我，我还是能十投八九中的。年轻人在一起，都是朝气蓬勃的。还记得有个小插曲，有段时间十来个潜山县的男女师范生来我们学校实习两个月，学校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更加活跃了。其中有个特别有乐趣的小伙子，他的举动总能惹得大家哄堂大笑。那时有一部电影叫《决裂》，演员葛存壮扮演的孙教授在农村课堂讲课，其中有一句经典台词被这个小伙子在一次会后幽默风趣地一学说，大家无不拍手叫绝，完全可以以假乱真，台词是：“现在我给大家讲马尾巴的功能。”

室友大哥

      我的室友是洪松林老师，他比我大几岁，是大哥。那时是没有条件区分教学区和生活区的，教室和住房都是一色的瓦房，每两个教室之间夹一个教师房间，就是那时正规学校的标配。每个房间住两个人，我和洪大哥的房间在学校大门对面的一排正中，他住后面一半，我住前面一半。他懂事早，那时就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胖嘟嘟的，十分帅气，小名叫“肉头”（是褒义的），有时也带到房间来玩，我还经常逗他。我是个新人，在许多方面都受到老大哥的关照和指点。记得第一次各教室出专栏的时候，都要画一幅专栏画，我们俩都在房间里各自忙活着。他教三年级语文，作画时时而紧锁眉头，时而喜上眉梢，可谓入情入境。经过一个下午的紧张创作，一幅系着红领巾拿着红缨枪的飒爽少年跃然纸上，少年画得很是逼真，还真有点像他的宝贝儿子。与此同时，我也全神贯注一丝不苟画了一幅首都北京天安门，其间他还帮我提意见，反复修改。不几天，第一次墙刊都如期诞生，自己走出学生时代美术课堂的第一幅社会作品也镶嵌在专栏的显著位置，还很有“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肃然起敬的感觉。

      还记得近期末的时候，各年级各科都在紧张复习。因为一年级和五年级有平行班，竞争似乎就激烈些。我的自尊心好胜心强，很想自己的所授科目考得好，有时不放心地给学生加班加点。洪大哥发现后对我说：“只能暗地较劲，不要明地加班，那样即使考好了也显得不是真本领。”这是一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富有竞争意味的内心话，放到现在同类公司之间的竞争有着相同之处，可见兄弟之情不避外嫌，我当真就把功夫用在课内了，从此不再有拖堂的习惯，这还真得益于老兄的点拨。除了工作，当然也有娱乐。记得他买了一把京琴，我就买来一管笛子，一起吹拉“小小竹排江中游”；他取单名洪钦，我就取单名徐征，兄弟不能落伍，时髦也要赶上。不过这“时髦”，却让我吃了个终生难忘的大亏。在十二年后的民师考试转正时，试卷上就是徐征，但教育局在安庆录取时，传来电话档案里没有徐征这个人，是不是造假的。妈呀，这下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耳朵轰鸣，头也大了！当了十几年的民师，经过在房间、麦地、山林、田坝、考场苦苦复习、背诵与考试，当媳妇就要熬成婆的时候，却出了这档子想不到的大事！在洪校长的安慰和指点下，我当天下午立即带着学校盖章的证明及我个人保管在学校的相关材料火速前往安庆。一路焦急万分，不知事态如何发展，难不成命该如此！到了安庆，连夜找到正在马山宾馆录取的蔡昌荣副局长，经过递交证明及材料，详细陈述情况，接受批评教育，最后严肃认真的蔡局长总算认可了两个名字属于同一个人，并当场加注了曾用名，一场惊慌才算告一段落。于是找了家小饭店安安心心吃了一顿宽心饭，踏踏实实睡了一个安稳觉。不过从此，没有再用过“徐征”这个坑害我不浅的名字！

尴尬家境

      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家仍然十分困难。民办教师每个月国家只发5元钱，余下的是大队给工分。我那年的总工分是240个工，相当于在生产队一年出勤了240天农活。那年我们队的年终结算，是每个工分0.65元钱，折算总共就是156元钱，腊月二十五才领到手。所以平常的可用周转资金就是那宝贵的5元钱。这5元钱如果是我个人独享，那还是比较阔绰的，但我是不可能自己一个人用完的，一般只在1元钱以内开销，另外的4元要交给父亲补贴家用。厨房里的曹师傅基本每餐都煮青菜，我们拿1分或2分钱的菜票购买，1分是枣红色菜票，2分是浅蓝色菜票，曹师傅很好区别；当然，不时也会煮5角钱一小钵的豆腐拌猪头肉之类的高档菜，但我从没有享受过，也从没有领过1角或2角钱一张的菜票，以致到现在更不记得那巨额面值的菜票长什么样，是什么颜色。尽管是1分2分钱一餐，我是不能每餐都买的，还是以家里带菜为主。就像挑河时一样，不同的是挑河是用竹质漏子筒，到学校后是捡空梨汁罐头玻璃瓶洗净装菜，一星期两瓶，实在不够时再在学校厨房买。那所花销的1元钱，其实还包括一包丰收牌的香烟7分钱，尽管自己舍不得抽，但毕竟在一个单位，若别的老师到你房间里来了，总得有必要的礼节，抽烟的同事要递上一支烟。好在茶叶不用买，我们生产队里地坝上有几十棵茶树，我们家就分了两棵大的，一棵小的，自家采摘自家手工做，管一年的自家喝茶及招待客人还是没有问题的。

      记得开始到学校里去，很长时间我只有一条像样的淡蓝色的咔叽布长裤，这还不是我自己的，而是父亲穿过给我的，在学校里每天就穿着这条裤。星期六晚上回家就洗好，星期天晚上又穿上这做人的裤去学校。有一天下午和几个教哥老师一块出去玩，回来的路上，不知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把我的裤子给弄湿了，还沾上了红土泥巴。回到房里后，赶紧打水来脱下洗完，放在窗前晾起来。幸好那天洪大哥不在，我可以闩上门躺在床上看书，穿着裤衩连晚饭都没敢起来吃。第二天起床，长裤基本上干了，终于没有穿什么帮，可以如同往常一样站在学生面前。是从什么时候才有了对换的裤子，已经记不得了，应该是两个月以后的事吧，而这件尴尬的事，一直烙印在我记忆深处。其实我民师期间在长铺小学只待了这一年，父亲就在洪校长面前强烈要求，让我回到了本大队家门口的学校。原因自然是因为家里日子苦，到附近的学校可以在家里吃饭，更省钱；再就是父亲让我离开与人攀比的大环境，有道是眼不见，心不欠，不掉面子。现在想起来，回来是一个天大的错误，以致我后来考民师转正的意识远没有跟上完小更不要说辅小老师意识的步伐，迟醒悟了几年。

家校兼顾

      每个星期六下午是不上班的，上午放学后，只有少数老师在学校里吃午饭，大多数都往家赶。我更不例外，处理完手头上的事务就急急忙忙回家，因为周六的下午和周日一天，我都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无论如何是不会耽搁的。我先前是生产队的指导员和记工员，干活卖力，不怕吃苦，不会偷懒的好名声早已被大家知晓，所以无论是生产队的干部还是社员，都对我有极好的印象。挑大粪桶，一个早上我会比一般人多挑一两担；插秧，更是我的拿手戏，除了狗叔可以跟我不相上下，其他的伙伴都没我快；不管是水田里薅草、打农药、打田钩的活，还是旱地里锄草、割小麦、挖红薯的活，即或是挑管石、卖公粮这些挑着重担丈量道路的活……我样样都能胜任。只有耕田和耙地不行，因为没有用牛的经验，这类活是老农们的专利，队长是不会轻易派年轻人试手的。从学校回来，与昔日的哥们在一起，他们免不了跟我了解当老师的情况，我也乐于与他们分享那些有趣的事。我也会向他们问些最近生产队的情况，他们也会热情与我交流。分分合合，使我们的同村友谊更加深厚。也正因为有民师的稳定工分，还能在周末挣些额外工分，从第二年起，家里的生活开始慢慢有所好转。

      长铺小学当时在洪校长的领导下，在全区乃至全县就很有名气，洪校长成了名副其实的“红校长”。那时学校就有例会制度，每个周日傍晚生产队收工，我就会在门前的水沟里迅速洗洗，连晚饭都顾不上吃，带上几个事先准备好的熟红薯及两个菜瓶，就匆匆忙忙往学校赶。学校开会的时间是晚七点，后来因为民师基本都要参加队里的劳动，学校就人性化地把时间推迟了半小时，使大家不用过于匆忙。我算路较远的，一般当大家聊了好一会儿天的时候我才踩点到。要是哪天生产队收工晚，我就会提前收工，扣点工分，所以从来没有迟到过，严格的时间观念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慢慢养成的。例会基本是洪校长总结上一周的工作，部署下一周的工作，一条条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表扬的时候，真诚溢于言表；批评的时候，也一针见血毫不含糊。那久经练就的魄力，公正无私的品格，雷厉风行的作风，无不使大家敬佩有加。接着就是何主任指出查完备课后发现的问题，以及补充教学上的一些事情。作为教学内当家，业务上的任何事他心里都有一本细账，有布置有检查，倘有偷懒的行为，伸手必被他捉。最后是老师们有什么问题、意见或建议都可以提出来。领导层很民主，能解决的当面拍板解决；不能立刻解决的也记录在案，留待后续择机解决。那时就强调隔周备课，每次散会后，我会用很长时间精心备好下下周的课。有时困了，与室友说说笑话，接着又继续备课，有时到半夜还是灯火通明。不打无准备之仗，是我从教以来对孩子负责对家长负责对学校负责严于律己的一项基本要求。

      上面提到第一站在长铺小学仅一年时间，生活的窘迫迫使我无奈地离开了十分喜爱的学校。但这一年，为我的教育人生奠定了很好的入门基础。在知识上，向老师们请教，向书本汲取——得到了很大提升；在方法上，从一个略知皮毛的杂牌军教师（红民校），成长为基本合格的语文老师——获得了质的飞跃；在做人上，老师们的勤奋努力给予我永远的力量，洪校长的领导风范成为我一生的楷模——收获了全新的重塑。当然，人生的阅历丰富多彩一些，那也一定是好事，当我在下面的初小、完小辗转十来年，民师转正考试在师范学习毕业后，又回到了这个起点，验证了光头强的口头禅：“我还会回来的！”这是后话。

作者简介

      徐跃前，高级教师。热爱教育，几十篇教育教学论文获国家、省、市、县奖励及教研刊物发表；酷爱文学，在《小小说》、《中国散文》、《江淮文艺》、《安庆晚报》、《诗乡宿松》、《都市头条》、《今日头条》等刊物或网站均发表过小说、散文及诗歌等。现拟写一些回忆性散文，拾掇个人往事，追寻时代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