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华(甘肃)
人到啥时候都得占一坨地方，不论是活着或是死去。平生在三个地方住得久了一点，依次是地坑院、“猫耳洞”、家属楼。
家里盖不起房子的那些年，一家人依靠铁锨镢头和一副笼担，硬是在平地上掘出一个四方土坑，并在土坑的墙面上挖窑钻洞，然后安装木门木窗，垒起锅台土炕，分出主窑、次窑、厨窑、草窑，甚至牛窑、羊窑、猪窑……人丁家畜各居其所，悠然自得。院子中央的渗坑里积满夏涝和秋雨形成的天水，出没其间的青蛙和核桃树上的秋蝉比赛式地使劲鸣叫，给早晨以至傍晚的地坑院增添了令人回味无穷的生活乐趣。土窑还并非土的掉渣。当时有一种很便宜的炕墙纸，上面画满了一朵一朵的向日葵，母亲把这种炕墙纸贴在墙上，再用蓝色菱形图案的纸条封贴边缘，使得土窑顿然一新，四壁生辉。父亲还特意从平泉镇的新华书店买回《红灯记》、《杜鹃山》、《红色娘子军》等画张粉饰窑洞。那时没有电视，应该说煤油灯映照下的那些“红色剧照”是我幼时饱食了的精神食粮。
村里一位戴眼镜的阴阳先生曾说，地坑院里的土窑上仰天光，下接地脉，通风透气，冬暖夏凉，是庄户人最理想的居所。
放弃上高中的那一年，父亲给我买了三只羊，我开始与羊为伍，并度过了整整一个炎热的夏天，感觉正在蓬勃的野心根本和逐草而行的放牧生涯无法融入。我焦躁不安，苦恼异常，常常负气不愿回家。当夜幕落下而我还躲在透着热气的麦田里的时候，母亲拿着御寒的衣服，在黑夜里高一脚低一脚地一声一声唤我。麦田寂静得有些恐怖，这时候母亲唤归的声音正好壮大着我的胆子。不想放羊，厌倦念书，不愿意跟着父亲学开拖拉机。地坑院里的天空毕竟狭小，它已无法容纳一颗少年的心。
17岁的时候我从军到了部队。
父亲说当兵是天底下最苦的差事。他不是信口胡说，他服役七年，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他在实践中得出的话在我的当兵岁月中得到了再次验证。紧急集合时，黑灯瞎火之中未能找到鞋子，我赤脚在结满冰屑的柏油路面上跑了二十多公里山路，脚底下被锋利的石头割破，一滴一滴往外渗血；当架线兵时，两根距离100米的松木电杆高高的矗立在太阳底下，上面涂满的黑色沥青被晒化，我拼了命地爬上滑下，但瘦弱的我还是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将电话线拴在另一根电杆上。天空静得默不作声，我看着高大粗壮的电杆泪流满面；在陕北毛乌素沙漠南缘，部队野外生存训练拉开序幕，三天三夜禁吃禁喝，星月之下，逮住七八只蚂蚱，活生生弄死，嚼得满嘴绿水流淌……虽然苦到这般程度，但从没想到放弃，特别是一想到地坑院里的生活，就更加坚定了把兵当下去的决心。
1985年冬天，雪花漫卷，一列一列闷罐列车把我们运载到昆明，然后又由一辆一辆的解放牌汽车将我们运到边城麻栗坡前沿的老山前线。越南广播称我们为“西北狼”。我们膘肥体壮，龇牙咧嘴，真的像一群狼。在长长的南疆边界线上，每一个战士都荷枪实弹，随时准备用子弹对付对面的子弹。有时为了攻下盘踞在我方山头上耀武扬威的敌军，我们不得不冒着炮火主动出击，前面的人中弹倒下，后面的人蜂拥而上……攻下山头，随我们凯旋的有低眉垂眼的俘虏，有战利品，有正在担架上嚎叫着喊疼的我方伤员和惨不忍睹的尸体。在南线的清晨或黄昏，这种情景司空见惯。打仗也需要一个用以容身和栖息的地方，我们掘开夹杂着碎石块的红土层，在墙壁上挖洞，又在洞壁上凿出能夜宿一个班或半个班的“营房”，我们称它为“猫耳洞”，既用来屯兵，又用来储存武器弹药，还用来预防子弹、弹片的直接命中。就这么一个简单而简陋的居所，当时的闻名程度几乎和老山前线齐名，成了全国人民的“精神圣地”。非常可笑的是“猫耳洞”常常让我联想到地坑院。我给南方的兵说我住过这种土洞，他们不信，我就给他们讲解故乡地坑院的形状，讲到最后，总要解释说只是“猫耳洞”比地坑院要狭小很多倍。
“猫耳洞”里阴暗潮湿，不适应的战士裆部溃烂，重者化脓流血，军医用尽良药仍不能治愈，军需部门只好赶制下发了特大号的军用短裤，以缓解病情。男兵女兵穿着这种灯笼似的短裤，由于受病情的影响，还是不能挺胸抬头快步行走，只能弯腰俯首在阵地上小步蹒跚。所幸我没有患上那种令人尴尬的病。我毕竟在地坑院里住了17年，地坑院和“猫耳洞”这时候在我身上可能发生了某种默契的联系，以致我早已养成的免疫系统在这种地方依然发挥着作用，便在心底里暗暗地感激并无比想念距我遥远的地坑院。
在我生命的时光里，那是一段天天和死神打交道的岁月。战死的事天天发生。可能受了烈士事迹的感染和战场氛围的熏陶，我们并不十分的胆怯和恐惧，因为一身赴死的宿命仰或是劫数正在前面静静的潜伏以待，每个战士的性命极有可能以同样的姿势离开人世。西峰的一位老乡，是一名很有前途的部队摄影报道员，一张《美酒壮行色》的照片已得到了全国摄影比赛一等奖。他牺牲的头一天夜间和我同宿一个“猫耳洞”，按照新闻报道员可不直接参与战斗的规定，我曾善意的劝他不要执行第二天的“拔点”任务，他说不到战场上去能拍到什么好照片。回来时，他躺在军车的大箱板上，周身鲜血淋漓，肢体四分五裂，说是炮弹炸的。我们默默地整理收敛了他的遗体，用军礼目送他在黄昏的山路上渐渐陨灭。宁县的一位老乡，死于泥石流导致的“猫耳洞”坍塌，我们用双手抛开泥土找到他时，看到的只是一具僵硬的泥雕。掩埋了他们，我们用劣质啤酒把自己灌醉，端起冲锋枪朝天空无端的扫射，以示对逝者的痛惜和悼念。不久，我们依旧唱着《望星空》、《十五的月亮》、《血染的风采》，一边把自己氤氲在后方寄来的“大重九”、“阿诗玛”、“红塔山”等香烟中，一边在后方女大学生寄来的信件中幻想无望的幻想。死亡是那么的容易，我们不尽力地放浪形骸又能怎样，也许某一天同样以身殉国了，也不枉来人世走了这一遭。
一些问题是我住在家属楼上才慢慢想到的。譬如我住“猫儿洞”的那几年，还住在地坑院里的父母真是承受了巨大的折磨和煎熬。一次，村里放映电影《血战台儿庄》，战死的人如同垒山一样，母亲联想到正在战场的儿子，哭得昏厥过去，最后由我的大伯母慢慢的搀扶回去。其实，每一次、每一次苦了父母、难为了父母的时候，都是因为我在一个地方“玩”得太长了。在地坑院里，在我望着空旷的蓝天发呆的日子里，他们比我还愁；在“猫耳洞”里出生入死的两年时间，他们唯一的愿望是祈盼我活着；在住宅楼里，满以为他们可以放心了，并应该为他的儿子能在城市生活而骄傲和自豪了，谁料他们又念念不忘的是我的房贷和借款……
停下漂泊的脚步，总算在拥挤的城市安顿下来。这是从故乡到异乡的有一次安居乐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阳光照射，尘埃慢慢落定，我躺在豪华的枣红色木质地板上，周身的感觉都无法和房产商那些住在此小区如何惬意舒畅的广告词相对应，家属楼不但没有让我找到优越、幸福、尊严的感觉，它让我真正地体会了什么叫落魄。我所在小区的居民多半是一些被征了土地和宅院的农民，他们都是百万甚至千万富翁，猛然得到的财富使他们在渐渐淡定之后学会了傲视一切。还有几户为数不多的房地产开发商，他们每年从“房奴”身上榨取的利润我终其一生都只能望其项背。当然也住着一些如我一样的穷人，他们宁可在寒冬的家属楼里被冻的瑟瑟发抖，也不愿交纳区区三千余元的暖气费。走在住宅小区的水泥路面上，我的内心无比的虚空，看着一辆接着一辆的豪华轿车从身边开过，我感到一个人的脸面荡然无存。
我常常逃避式的回老家看看。父母已经在无情的岁月中一天一天老去，他们念念不忘的仍是我的那些债务，甚至提议把家里的陈麦粜了、把圈里的黄牛卖了替我还债。至今还需蒙受父母的深恩，我深感惭愧，只任由泪水喷薄。我说你们坐着，我出去走走。玉米地畔，凉风习习，屋屋树树，似曾相识，乡音乡亲，情真意浓。和我面对面唠了些家常话的平辈长辈、兄嫂弟媳，总要夸赞我有本事、有能耐，居然能买得起洋楼，成了阔绰的城里人。我只能朝他们笑笑，然后哑口无言，内心黯然。我发现，一些人在我第一次回来时还在田地里劳作，而当我再次回来时他们却永远的长眠地下、“荒冢一堆草没了”。他们能够忠贞地在一个村庄里坚守一辈子，这种顺其自然从容淡定的生活方式，不得不令我开始真诚地扪心自问：自己孜孜以求并已疲于奔命的所谓前程还值几何？我突然想到沈从文的一句话：一个战士要不战死沙场，便回到故乡。然而，村庄寂静荒芜的让人恐惧，年轻人都打工走了，这几年女人也跟着出去了，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在深深的胡同里徘徊。曾经熟识的地坑院已被规划整齐的新农村宅院所代替，原先清新的空气也被几个养猪场污染的臭气熏天，到处脏污不堪，苍蝇乱飞，最后一方净土消失了……
地坑院的绝迹已不是我一个人的悲剧。村庄不可能像对待“名胜古迹”似的将地坑院保护下来，只是当那些远游的人想回味故乡的时候，故乡还有没有能力成为他们心灵的栖所、精神的家园……
作者筒介: 刘立华，甘肃省镇原县人，现居甘肃庆阳市，喜欢以写作自娱自乐，有小说散文诗歌发表于省内外报刊杂志。出版中篇小说《人间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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