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强老弟
洪暄苑
国强，是我四伯父的儿子。按年算，比我小一岁；按月算，我比他大七个月。国强是他小名。但他的档案里，毕业证上，身份证上，可能都是洪国强其名。他的老师，同学，同事，都是喊他洪国强，只晓得洪国强。族人则在他结婚做大人后，依例喊他谱名昶苑。作为他的堂兄，我似乎更习惯更愿意更喜欢叫他国强，感到更真切更自然。
1975年以前，国强与我，可以用“亦步亦趋”来形容。
从会走路起，我们就如影随形，总在一起玩。上堂屋的格门板上，有几个结疤脱落而成的洞洞，我们或把小手指伸进去让对方摸扯，或从小洞里只眼瞄望对方，嘻嘻哈哈，乐在其中。七八岁时，我们搬几条板凳，搭几块木板，把从后山釆来的花呀草呀叶呀，分门别类摆在上面，开起“合作社”来，其他小伙伴只能用可以写字的纸——比如大人的空纸烟盒——来“买”我们的“货”。我们可以用这些纸来打草稿。康翰叔的大女儿如意姐，拿几张写过的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想“买”一种绿油油的革质粑叶，我们不肯“卖”。如意姐大失所望往回走，嘴里叽叽呱呱：“哼，有么事了不起？字纸你们不要，我拿回去揩屁股，可不得么？哼！”和湾子里的少年伙伴们一道，我们玩得五花八门。正月玩草把龙，玩唱戏，正月半（元霄节）夜里，用棍子挑着灯笼，各人手敲木瓢，或是铁灯盏，或是米升子，沿纵横联通全屋场的巷子，周游各家，唱着：“敲灯盏，打灯盏，老鼠儿落（生）下来不开眼！”“敲木瓢，打木瓢，老鼠儿落（生）下来不上楼！”往往能收获好多各家给的糯米粑、炒米泡、炒苕片、蚕豆、糯米糖块、豆折等吃食。“巡游”结束时，一分之乎。当然，这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那时农村古风犹存，多少保留了自给自足田园牧歌的氛围。
六一年，我小学毕业，考取蒲圻二中。六二年，国强小学毕业，也考上二中。六四年，我初中毕业，考上蒲圻师范。六五年，国强也初中毕业，考上蒲圻师范。不管是二中，还是蒲师，我俩都是同去同回，同回同去。我那时沾不得一点肥肉星，饭量也不大。国强常常挑出粉蒸肉里的瘦肉，夹到我碗里。我则拨些饭他。六六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我和国强放假回家，在祖堂屋写“打倒刘Xx”的标语。当生产队长的三叔勃然大怒:“妈拉个X！不好生读书，造么X反！刘主席是国家主席，是你们这些东西打得倒个？！”把我们写的标语撕成三边四块。我们则指责三叔是“保皇派”。
应该是1965年下半年吧。一天下午课外活动，我正在蒲师操场上打排球，国强来了。他小声说，“我哥哥（指国强的大姐佑珍—暄注）来电报了，我爹爹病危。我得请假回家。”他爹爹（我的四伯父）得了食道癌，不久就去世了，享年50岁（1915—1965)。四伯父打算盘双手齐下，左右开弓，速度极快，无人能及。1953年，他老人家主持修建了新屋洪家有史以来的首座碾屋，首台碓臼。六十年代初，四伯父响应国家号召，从粮管所回乡任生产队长，创办砖瓦窑厂，使工分分值从一角多钱升到五角多。国强脸相，酷似他爹。慈父归西，少年失怙，国强痛苦可知。幸有当教师的佑珍姐接济，一家人尚可度日，国强尚可完成学业。
我是1967届毕业生，国家决定这一届大中专毕业生推迟分配，留校“复课闹革命”。这样我就与国强一起，1968年一同分配到桂家畈区城北公社。我在红星学校，他在建设学校。两校相隔四、五里路吧。周末我们多半相约一起回家。1969年，国家规定回原籍，我们又一道被调到李港学校，直接共事近两年。
1972年，我被调任桂家畈区文化教育组（简称文教组）文教辅导员兼会计，1974年又调任蒲圻县教育局教研员，作为县教育局的代表，参加由省、地、县三级教育行政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进驻车埠中学，主要是参编《一所贫下中农欢迎的学校——记蒲圻县车埠中学教育革命》一书。这期间，教育局人事股龚台铉股长找我谈话，要我推荐一位青年老师到一中工作。我内举不避亲，举荐了国强。这样国强在七五年上半年调到了蒲一中。国强1973年结婚，孩子渐多，负担渐重，终于义无反顾申请调回了金龙公社。后来担任楊家岭镇教育组组长直到退休。他勤勉工作，多有佳绩，退休前调到市里养老至今。
国强老弟聪明而稳重，实干而少言，诚实而忠厚，勤劳而节俭。他曾被选派到咸宁师专进修数学。他的键盘乐器如手风琴、电子琴，玩得不错，拿得出手。他的一手毛笔字，自成风格。我1975年调咸宁地区直属机关工作至今，国强与我一直保持联系。大凡洪家重大的红白喜事，他都会及时通知我。我们都以见面为乐事，为享受。哪怕相向无语而坐，也是一副舒服相。我们无话不谈。诗曰：
曾经年少骑竹马，转眼巳成卖炭翁。
岁月如梭织苦辣，而今伴月撞黄钟。
人生奋发几十载，世道轮回千万重。
莫教金樽空对月，凭轩闲赏夕阳红。
——撰于2020年5月8日
作者简介：
洪暄苑，男，湖北赤壁人。1948年生。1967年参加工作。1974年加入中共。1985年任副县职。高级讲师。好读书，不求甚解。好思考，不求答案。好舞文，自得其乐。实话实说，本真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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