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潘炜老师是寇琦姐姐的同学，我们同在加拿大水城笔友群。他是一位书法家，由于我在为长春市双阳区诗词学会鹿都诗词做微刊时需要一幅刊头题字，为此，通过寇琦姐姐的介绍，我对潘炜老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老师不厌其烦，以各种形式为我们的微刊分别题写了好几幅刊头题字，每一幅都精美绝伦，令人叹为观止。老师无论是书法，还是文章，样样精通，而且还精益求精，令我钦佩不已。老师发给我几篇文章，感觉很好，故此为老师把文章做入都市头条。感谢您的阅读欣赏！

【作者简介】潘炜，西安市人，大学文化。从小酷爱书法。1987年进入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学习书法三年后，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高级班毕业。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金融书法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书法家协会高校委员会副主任，西安市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副主任，西京大学客座教授，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客座教授，陕西长安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书法界泰斗吴三大先生入室弟子。军旅书法家。

                我的学生时代

                  文/潘炜

      我们的祖国是1949年10月诞生的，我是1948年11月出生的。

      严格的说，我也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

       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经历了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国家从百废待兴，到逐渐发展进步的过程。

     我们的成长既有痛苦和艰辛，也有更多的幸福和快乐。

       我出生在西安市和平路东四道巷10号的一个四合院里。当时父母亲和爷爷奶奶都住在这里。

      由于我母亲结婚多年才生下了我，因此我给两代人都带来了欢乐和喜悦。

       我们家家底当时也不算多么殷实，但生活还算过得去。

      本来几代人一起在西安市内也是其乐融融的，但是由于父亲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毅然决然要到延安去支援陕北的交通运输事业。

     我和母亲以及怀里抱着的大妹妹一起，坐上父亲开的大卡车奔赴延安，过上了十分艰苦的生活。

      后来时间不长，父亲就当上了延安地区汽车运输公司运调科科长兼延安汽车站的站长，顾不上家了，吃的水每天都是母亲从几里外的延河里挑回我们居住的中心巷18号的。

      我还和母亲经常到宝塔山上去捡拾引火的柴禾。我们吃的饭上顿是小米干饭，下顿是包谷面搅团，一年也见不上一两次白面。

       给我们最好吃的点心，就是母亲从铁锅上铲下来的包谷面锅巴和过年才能吃上的糜子面年糕。

      家里坑边盘上了锅台，一做饭满屋子都是黑烟。

      到我该上小学时，爷爷怕我再受罪，也为了使我受到良好的教育，赶紧去把我接回西安。

     我记得我和爷爷回到西安没有几天，我们所在辖区的建国路小学就开始招生了。

      那一天，我和爷爷带着刚给我申报的西安户口，来到了和平路东六道巷粮店。

      在售粮大厅里，分片考试的女老师，问了我名字叫啥？哪年生的？几岁了？然后指着桌子上的几张几何图形，问哪个是圆的？哪个是方的？哪个是三角形的？随后又问了几种图形的颜色，出了几道十以内的加减法的题让我答了一下后，就算被录取了。

      后来我才知道，建国路小学原来还是东北军张学良将军的兵营驻地，这里还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呢。

      回到家里，我二姑三姑急忙到大差市的布店里买了三尺蓝布，一尺白布，没黑没白抓紧用手工给我缝制了一个新书包。

      那个书包的样子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书包是单层的，蓝布是用作两个面两个边及兜底，而白布是用来做飞边的。

      这在当时是最流行也最时髦的样式了。只可惜开学没几天，我在放学的路上，看到几个小朋友在油布厂门前坐在一个刚刚砍去树皮的大木头上玩耍，木头有些潮湿，还散发着木头的清香。

      当时我也取下书包，坐在上边一边玩一边休息，随后就高高兴兴地往家里走去。

      快到家门口时，想起了家庭作业，用手摸我的书包时，竟然发现身上没有背着书包。

      我撒开腿就朝学校的方向跑去。到了大木头跟前，前后左右不知找了多少遍，再也找不见我才背了几天的心爱的新书包。

      买布花了那么多钱，又花费了几天时间专门为我制做的，而且，我的全部新书和作业本还都在里面。

       这时，我的后悔、着急和无助全涌进了脑子。我想咋有脸跟爷爷奶奶姑姑交代这件事情啊？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一路走，一路想，一路流着眼泪。我才回到西安几天功夫，巷子里的许多老人都到家里来看我，有的人还故意来逗我，让我说陕北话，每次来人都把我吓得往门后边躲。

      这么多人都知道我丢了书包可丢死人了！回到家，我给爷爷奶奶及姑姑说了此事，他们竟然没有一个人说我、怪罪我。都说“不要紧，没有啥。”爷爷还给姑姑说：“他还是个娃么，娃不丢，你让大人丢去？”他们越是不说我，我心里越有负罪感。

     后来我就背上了姑姑的旧书包，里边装着借来的旧书。这件让我羞愧的事情，在我脑子里装了几十年。有时一想起来，还直掉眼泪。

      我所在的班级是一年级甲班，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叫顾娜，皮肤白白的，脸上有些雀斑，烫着头发，说着标准的普通话。

      她课教的很好，但对学生非常严厉。她有一个绝活，就是上课的时候，看谁小声说话或打瞌睡了，就拿个粉笔头，照直打过去。她的靶子是非常准的，命中率极高，最后一排都能打到，很少有旁敲侧击的，因此全班同学没有一个不怕她这手的。

      她有两个女儿，小名叫大宝和二宝，后来都在我们学校上学，有一次，顾老师病了，我们几个同学还到建国路和平巷她的家中看望了她。

      可能是我当时也叫潘大宝吧，那时也比较乖，顾老师一直对我很好，从来没有用粉笔打过我。

      后来到了高年级，我们的班主任换成了张凌霄老师，她是我们班窦淑倩同学的亲嫂子，对我们班很关心，脾气也很好。一直带到我们毕业。

     我们上小学时，从三年级开始，每周都有一节写毛笔大字的课，一开始是描红，就是在字的红色轮廓里，用墨按照顺序写满就行了。

      后来是写影格，就是在格子纸的底下放上印好的楷书的内容，用毛笔拓着写就行了。

      写得好了老师画个圈，写的不好了老师给打上叉。我们学校还有个让我们既练字又记字的好办法。

      就是在上午放学的时候，每个同学发一支粉笔，大家背着书包，蹲在地上，左手拿着书本，右手握住粉笔，照着课文在地上抄写，头对着教室，背朝着校门口，写几个字，往后退一步，直到写到大门口，才放学回家。

      至今我还记得，我们的教室，开始窗户上糊的是白纸，后来条件好一些才装上了玻璃。

     但冬天没有门帘，也没有火炉子，教室里非常寒冷。

      我们穿戴的棉帽子、棉衣、棉裤、棉鞋都是用棉花做的，不像现在衣服的填充物都是羊毛、鸭绒，既保暖又隔风，所以上午第三、四节课时脚都冻得没有了知觉。

      大家手上、脚上都裂着口子或生了冻疮。课间时，大家只好在教室外斗鸡、踢毽子、跳绳，或者一起靠在墙上“晒暖暖”。

      三九天，有的同学下午放学时在学校院子的地上泼些水，第二天结上冰后，可以在上边滑冰，胆小的滑上几十厘米，有些胆大的同学能滑十几米远。冬天我们就是靠这些运动来增加热量。

       上小学时，我们除了认真学习以外，也经常参加一些社会上组织的公益活动，譬如，我们利用星期天组织到和平路的街道上，劝阻人们不要随地吐痰，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并搀扶老年人安全过马路。

     我国解放初期，农业生产还十分落后，粮食产量也很低，不够6亿人民食用。

      相反麻雀的数量却超过了人的数量，麻雀一生要“糟蹋”不少粮食，为了从麻雀口里夺回粮食，把麻雀定为了害虫。

      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1958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在全国开展消灭“四害（麻雀、老鼠、苍蝇、蚊子）”的运动。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消灭麻雀的壮观场面。那时，全市学校全部停课，机关干部也停止上班，居民和农民也一起参加，大家都按划分的区域，在城市，在农村，在所有的地方都同时开始消灭麻雀。

      时间一到，我和同学们还上到房顶上，爬到树上，人人手里都拿着竹竿，上边绑着彩色布条，见到麻雀飞来时，就来回摇晃或敲锣打鼓或大声呐喊，吓得麻雀无处歇息，直到累死。

      这个“人民战争”布下的天罗地网很管用，没有多久不但麻雀不见了踪迹，就连当时一早一晚在西安上空飞去又飞回的、成千上万只、遮天蔽日的乌鸦也不见了影子，因为它们也是吃粮食的，所以它们没有躲过厄运，也一起被消灭了。

      打老鼠的方式各种各样自不必说。消灭苍蝇时，各个院落不但将旱厕所周围翻了个遍，撒上白石灰，将蛆全部消灭外，我们每天都要手不离苍蝇拍，见到苍蝇就打，打死后，用小竹棍上绑的针扎起来后装在瓶子或纸盒子里，上交给居委会或班级里，数完数字后集体掩埋。

     每天还要公布每个人消灭的数量，为了争取“好成绩”，家长打的苍蝇，都算作我们的。

      消灭蚊子的方式，也是很有特色，西安市规定哪一天晚上是灭蚊时间，于是七点一到，有人便开始在街巷里敲锣，并呼喊大家将房门窗户全部打开，点上电灯或煤油灯。

      人们都在院子里或在巷子里等候。八点一到，全市居民关上门窗，在屋子里点上用中草药制成的像女人辫子一样的长两三尺的蚊香，并熄灭灯光。

      十点时分，摸黑打开门窗，放走室内烟雾，灭蚊结束。这样的灭蚊活动，每年夏天都要进行好几次。

      也是在1958年前后，西安人都说，百年名校的上海交通大学就要搬迁到西安来了，而且周总理还亲自宣布，为了离开家乡的这些南方人到了北方不寂寞，有个休闲的去处，也为了给他们增加些绿色，要在交大学校对门的唐代兴庆宫遗址上修建一所公园。

      哪个人不热爱周总理？大家听说后，为了把周总理说的事情办好，西安人当时既激动又兴奋，于是不管是党政机关还是工厂学校，都积极地参加到义务修建兴庆公园的劳动大军当中了。

       我们小学是每周三下午全体师生前去劳动。

      这一天，我们都从家里拿上抬水的扁担或木棍，带上铁锨和竹筐，在学校集合后，浩浩荡荡的奔赴兴庆公园。我们从湖底取上土，又一筐一筐地抬到湖的周围垒成假山。这样，湖也有了，山也有了。

      随后我们又在山上挖上坑，种上了各种树木。现在湖山相接的碧波荡漾的兴庆湖和拥有参天树木的四周美景，都有我们劳动的成果。

      1961年前后，我国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加之苏联又逼迫我们偿还在抗美援朝中购买他们武器的钱款，于是粮食和副食十分紧张，全部靠票证供应，居民每月只有27斤半粮食，80％还都是杂粮，根本不够吃。那时，玉米面都是主粮，家里主要用作打搅团、蒸成发糕或窝窝头。

      如果哪个同学上学带个白馍，大家只要看见了，都要让他给大家“撙一口”（给掰上一小块）。秋天的时候，我们经常在先一天晚上给锅里烧上些温水，将硬柿子放在水里温上一晚上，第二天便带上到学校当早点去吃。

     家里煮了玉米棒，我们都舍不得大口吃，都是掰成一粒一粒的，装在衣服口袋里，在上学的路上一粒一粒的往嘴里放。

     冬天在炉子上如果烤上个洋芋、红薯，当早点那都是非常幸福的事。从小学到高中，我们也从来没有在家里正儿八经吃过早饭，喝过一碗稀饭。

     能带上一个馍去上学就不错了。星期天早上，有时候大人给钱和粮票让我去买个油条或甑糕，我们都高兴得像过年一样。

      那些年，我们国家还没有引进生产化纤布料的技术，光靠种棉花解决全国人民穿衣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每人每年只发7尺布票，春夏秋冬哪能够用，因此，街上很难见到衣服上没有打补丁的人，也很容易看到穿着用日本尿素袋子做成衣服的人。

     人们每件衣服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同学们都是穿哥哥姐姐剩下的衣服。我的一条裤子膝盖上、屁股上补丁摞补丁，一层又一层，细数起来共有12个补丁，也应该算作最高记录了。

       我们小时候是没有什么课外补习班的，老师留作业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做完，完全体现了小学生以玩为主了。

      每天晚饭前，正是大家畅快玩耍的时间，女娃玩的是跳皮筋、跳房房、打沙包、抓羊骨节，而我们男娃的滚铁环、崩弹球、甩包子、拍洋片、打弹弓，则是主打项目。

     我也经常和我三姑一起在东羊市口拿上几分钱去看一分钱一本的小人书。

      晚饭后，由于没有电，大家便聚在路灯下一起聊天，玩老鹰捉小鸡，或者就是玩“官兵捉特务”捉迷藏。

      那时候，临近的几个院子凡是能藏的地方我们都藏过了，直到大人们喊我们回家时，才汗流浃背的、灰头土脸的往家里跑。

      有一次9号院子尚爷的孙子，悄悄的藏到他家后院给他爷做的寿材里边去了，害得大家一晚上也找不到他，因为谁也不敢相信他这么胆大，竟敢躺到那里边。

      西安的夏天，不但时间长，还是全国有名的四大火炉之一。夏天时，大家都是在院子里躺在躺椅上或竹席上纳凉，听大人们讲故事，看天上的星星和月亮。

      有时，我们还约上几个伙伴夹上一块凉席，在和平路的人行道上找一块地方铺在地上乘凉。

      最热的几天，我们也去东大街、解放路和新城广场专门“考察”过，大街道上的人行道和广场上铺上凉席乘凉的人可以说是“人满为患”，一家挨一家。

      我从建国路小学考上了初中，不知何因，我被分到了和平门外的十二中学，班主任是我国著名的剪纸专家高学敏。

     尽管他是名人，我也很想在他班里，但这学校的确离我家有些远，中午回家吃完饭赶紧往学校走都来不及。

      后来在西安市教育局工作的我的二姑夫知道后，给我们附近的中学讲明了情况，很快就将我转到西安市东厅门的第八中学了。

      西安八中是一所具有光荣历史的初级中学。爱国将领冯玉祥率国民联军入陕时，他的军官学校就迁到了这里，建立了“西北军官学校”，著名爱国人士范续亭将军担任校长，唐澍、王一飞等共产党人还参与了该校的领导，邓小平、刘志丹还担任过这里的教官呢。

      我来到了这个学校十分高兴，被分到了初一八班，班里50名同学，我的学号是40号。

      我们初一的班主任是薛永畦，他是湖南人，曾经是志愿军，去朝鲜打过仗，回国后到学校当了老师。我们从心里都很敬佩他。

      他操着家乡味的普通话，力求让我们听懂他讲的语文课。我最受益的是他布置的每次的假期作业是让我们抄上200个成语。

      那时没有成语词典，我们只好在书籍里、报纸里到处寻找。正因为这样，才使我一辈子记了不少的成语，而且可以脱口而出。

      到了初二，我们班主任换成了杨志修老师，老家是商洛人，人很帅气。

     尽管他脸色稍黑，又是男老师，但他脾气很好，不轻易发火，和同学们的关系也相处融洽。

      他是教几何的，课教的非常好，大家都爱听，尤其他又是班主任，所以我们班几何都学得好。

      我的几何图画得既准确又干净漂亮，能经常得到他的表扬。他对我的头型长得好，也经常称赞。

      每次开学报名时，他都情不自禁地要把我的头摸一下，当着大家的面说：“你看大宝的头，后面长得平平的，像个东北人。”

      我们毕业以后，许多同学逢年过节都要去看望他。有一年春节，我刚好从部队回来休假，就约了几个同学给他拜了年。虽然多年不见了，但大家依然是聊得非常的开心。

      那时的师生关系是十分单纯的，又是十分真诚的。

      我们班同学间关系也不错，集体观念也很强。班里有几个爱热闹的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位，经常编些顺口溜或说些笑话逗大家笑一笑，因此有些同学把我叫做“蔫怪”。

      多少年后大家都忘了我这个绰号，还是几年前旅居加拿大的同学又提起了这件事，才激起了大家的回忆。

      2003年9月7日，分别多年的高中同学，举行了大聚会活动。我也没办法，就这种性格，几十年了，走到哪里说话不幽默都不行。

      上了初中，不像小学那样，增加了许多课程门类，因此天天都要去学校上晚自习，在这时候才开始完成作业。学校也经常“占用”这个时间，利用广播来对我们进行政治和爱国主义教育并举办文化娱乐活动。

       1963年到1964年，我国和苏联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我们党中央组织人员撰写了关于苏共中央所作所为的九篇评论文章，听说有些文章还是毛主席亲自动笔写的。

      我们就是在那时候，全校师生用晚自习时间坐在教室一起收听的。

      从一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到九评《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都一次不落的收听了。

       我们初一刚开始学习俄语，为了加强与苏联老大哥的友谊，也为了提高我们学习俄语的兴趣，当时还兴起了和素不相识的苏联国内的同学互相写信，进行交流沟通的活动。

      我经别人推荐，给一位苏联的女学生用俄语写过几封信，她还用俄语给我回了几封信，并推荐了一位女学生，让我介绍给我的同学，双方进行书信往来。

      那会儿，大门口收发室每天都有不少贴着苏联邮票的来信呢。

      只可惜那些给我的来信都没有保存下来。由于我们经常听九评，经常在一起都是骂苏修的话，这不能不对我们学习俄语产生负面的影响。

      我想，把俄语学得再好，恐怕只有打仗时才用得上了。我们真羡慕当时西安的个别中学，能被选上学习英语呢。

      我们学校也经常用操场的大喇叭和各班的小喇叭来改善和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

     当时每个学期，学校要集体为大家包上一两场电影，各班将大家的票钱收齐后交到学校统一购票，有些家庭困难的，也有不看电影的，所以对有些百看不厌的好电影，学校就用广播给我们进行回放，比如《刘三姐》、《红珊瑚》、《洪湖赤卫队》、《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的插曲，都是全校师生坐在教室里边一起欣赏的。

     每当看到这样的通知，同学们都是十分高兴的、激动万分的。大家每次都是安安静静地品味，这就如同又欣赏了一遍电影一样。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全国上下立即开展了学习活动。

      学校要求我们每天都要做一两件好事，做好事后来成了大家的习惯和自觉行动。

     当年毛主席的题词我看到后，十分喜爱，觉得这几个字既苍劲有力，又大气磅礴，于是赶紧用了一大张道林纸用毛笔把题词临了下来，贴到了家里的墙上。

     院子里的人见了都说写得太像了。这恐怕也可以证明我在学习书法上还是有些模仿能力和悟性的。

     1964年，我考上了西安26中，上了高中。我们高一年级只有两个班，我被分到了二班。凡是上了高中的同学，绝大部分都是爱学习的、不太调皮捣蛋的好学生，都有考大学的愿望，因此两个班学习风气都是很好的，教室又是对门，很有比学赶帮超的感觉。

      我们班主任邓明晖老师是江苏人，脸庞不大，眉清目秀，身材匀称，办事干练，大家对她都很尊重。到了高中，班里不但有班长和班干部，班里也成立了团支部。

      团支部的凝聚力也很强，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同学也都写了入团申请书，想增强我们团的力量。我们还经常主动找团干部谈心，汇报各方面进步的情况，征求团组织对个人的意见。

      我们26中是一个完全中学，不但有高中，还设有初中部，因此搞些什么活动来，还是声势浩大的。比如全校的运动会举办时，参加人员数量和项目的设置都是庞大的。

      我们学校举办文艺汇演时，独唱、合唱、舞蹈等节目的档次也是相当不错的。

      我们学校有一位身体稍有些残疾的女同学，唱起歌来绝对不亚于专业演员。

      有的班排练的《黄河大合唱》选段，《游击队之歌》等，都是唱得有模有样。

     特别有一年，我们高三一个班表演的《芦荡火种》（后来被改名为《沙家浜》）的“智斗”片段更是让我至今难忘。

     我们学校也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她创建于1941年，是爱国将领张学良为解决东北军将士子女的入学问题而创办的。

     学校离老陕西省委很近，省委机关的子女在这里上学的也不少。我们又是在西安第六初中的基础上升格的，环境好，管理严，校风正。平时政治教育也抓得很紧。

     中央有什么战略部署，国家有什么大好的形势，也都在大操场上给全校师生进行传达学习。

      当时全国进行的“四清”教育，我们也是在这里知道的。但后来“史无前例”的文革中批斗老师的大会也是在这里召开的。文革开始后我们班几个出身比较好的同学，当上了红卫兵，还坐上火车到了北京进行串联，并在1966年8月31日，在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我们就站在天安门广场的华表附近，见到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和林彪等中央领导人。我们还亲眼看到周总理为毛主席乘坐的吉普车开道的情景，让人十分感动。

     我们回到西安时间不长，全国的大串联就开始了，我们学校的同学，组织起来，有的徒步走到了延安，有的甚至徒步走到了井冈山。我也和我们班的王志航，串联到了成都、重庆、衡阳、武汉、上海等地。

     由于我俩非常诚实，在几个地方一共借了一百三十元饭钱，借条上全部写了真实的校名和我俩的姓名。文革后，当地政府把借条转到了26中，学校又转到我所在部队，寻找潘大宝。

     分区狄政委在信上批示“据我所知，潘大宝即潘炜。转他一阅”。我看到来信后，知道王志航在咸阳当知青，肯定没啥收入，我已提干有了工资，于是替他在分区后勤部交清了我俩的借款，后勤部按规定上交了国库。

     那几年全国都停课闹革命了，于是我们学校高三的李仲迟、李伟、邵佑华、田新运等同学和我一起还组织了十几个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练了节目，在西安市、关中几个地市和陕西的汉中等地的工厂、火车站、建筑公司、国家糖库等许多单位进行了演出。最远的，我们还被邀请到了上海市静安区体育馆演出了专场节目。

     文革中，我还回到母校26中去看了一下，除过门房有一位老大爷看门外，校内空无一人，全部教室所有的门窗玻璃全部被人打碎，操场和道路两旁长满了荒草，一副破败的景象，再也没有当年朗朗的读书声和操场上的欢笑声，看后使人十分寒心。

      当时，西安东西南北大街的路面上经常有人用黑色的墨汁和红色的涂料刷上大标语，有人写的一个字就有一间房子那么大，所以一条标语就有几十米长。

      我们到外地串联时，为了体现整座城市成了“红海洋”，郑州是做的最厉害的，电线杆上、树杆上全部被刷上了红漆。我当时想，国家还这么穷，全国人人都戴着红袖章，到处都贴着大字报，这得用多少布匹、浆糊、墨汁和纸张啊！

     西安的两大派工总司和工联的矛盾激化，一派在东大街游行时，另一派站在两旁的房顶上，揭起了砖瓦狠狠地朝另一派砸去。

     我这个从小到大在院子里，在学校里还没有和别人打过架的人，看到这个武斗的场面，实在有些想不通，也不忍心去看。

     我也在思考，这种局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呀？正好，1968年元月，征兵的消息发布了，我看到公告后，一咬牙，义无反顾的报了名，经过体检，当兵入伍了。

     当时，通讯十分不便，全西安印在电话号码簿上的私人电话才几十个人。

     学校有什么活动，需要通知学生时，都是班主任老师通知住在学校附近的学生，然后一传十，十传百的转告，要不了多久，就全部知道了。

     我们学校8位同学入伍离开学校时，知道的同学都来到学校门口欢送我们，场面宏大，人员众多，十分感人。

    当时我们班的同学尽管由于出身不同、观点不同、派别不同，但知道我和李长喜当兵要离开家乡时，仍有三四十位同学回到学校和我们告别。

     我们初中同学毕业后三四年都没见过面，当知道我当兵的消息后，在兴庆公园还集合了20个同学为我举办了欢送会并合影留念，这些都令我永久不忘。

       写于2020年元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