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停薪留职 身居闹市开饭店
商海弄潮 旗开得胜醉数银
这是一家集体所有制饭店，因为坐落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界，所以，叫经纬饭店。
它的对面是当年全市最大的一个局——机械局，后边是一个大型商场，左边是农贸市场，右边是动物园。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熙熙攘攘的人群拥挤不堪，甚是热闹。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上午九点多钟，街道领导把我领到经纬饭店，告诉原来的经理说：饭店已经租赁给我了，告诉她交钥匙，让我们俩清点设备、清点仓库、办交接。说完他就走了，因为是街区企业，交接工作就这么简单，原来的经理一点心里准备都没有就被我给取代了，当年的改革浪潮就是这样，一切都发生在瞬间。
其实，在这之前，我不止一次以就餐者的身份到这里考察、试吃，对这个饭店已经有了一些了解。
交接完了，我俨然是一位经理了。
我觉得，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应该开一个全体职工会议。
我到厨房招呼大家到前厅开会。左等没人来，右等也没人来。我又去招呼一遍，大家只是低着头干活，没有人搭理我。我意识到了，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这是大家给我的下马威。
怎么办？我灵机一动，用了一个分解法，各个击破。
因为每个人姓什么、叫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就问一位年龄最大的职工，大姨你姓啥呀？这个大姨还行，告诉我她姓王，我说王姨，您先过去，大伙就都过去了，咱们开个会。
人是怕被尊重的。王姨慢悠悠地站了起来，洗完手，摘下围裙走一步想一步地走到前厅。
王姨来了，我又用同样的办法，请来了高姨、李姨，以及各种姨。人全了，我也看清楚了，这个饭店的职工清一色都是女职工。平均年龄应该在四十五岁左右其中有两位是明显的残疾人，一个人的眼睛斜歪，看你时，你总以为她在看别人，另一个人明显是智障，不管在哪，总是咧着嘴笑，别人骂她，她也笑。我问原来的经理，我称呼她李姨：李姨，咱们一共多少人？她说：人来全了，还有一个王会计，她是小儿麻痹症来不了。听完这话，我的脑袋有点大了，自己问自己：这是一支什么队伍？
还没等大家坐好，门开了，进来一位顾客，要了半斤回头，三两酒，坐在那里等着。
大家下意识地走了，都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包回头、烙回头。前厅的人要收款、开票、打酒、付货。
我一个人坐在那里，等着大家来开会。
几位大姨忙完了自己的活，刚要来开会，门又开了，进来几位外地人，要了几碗馄饨。得，几位大姨，又慢悠悠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了。
接着，中午的的午饭高峰到了，饭店内到处都是一片忙乱，嘈杂声、叫喊声、吆喝声、喝酒的唠嗑声与女人放浪的大笑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世界。
高峰过后，人潮渐渐撤了下去。只见桌子上一片狼藉，没人收拾。
我一边收拾着残羹剩饭，自己的肚子里一边打架。
平时，每天都是按正点吃午饭，可是，今天早已过了饭时。一个三十多岁的大男人第一次在饭店里感到了饥饿的难忍。
已是下午两点钟了，也没人张罗吃饭。我就纳闷，这些大姨可真厉害，光知道干活，不知道吃饭。
我走进后厨，问大家，怎么不张罗吃饭？
大姨们没好气地说：你这老板不发话，我们知道吃啥呀？
一句话，让我如梦方醒：这个饭店租赁给我了，我是要管她们吃饭的！对呀，我不发话，她们怎么张罗吃饭那？
我毫无准备，赶紧下手做了四个菜摆在桌子上，招呼大姨们过来吃饭。
大姨们慢悠悠地摘下围裙、洗完手，有一个大姨站在那里剪指甲，有俩个大姨上厕所，又有一个大姨说，我也去。
等吧，我坐在桌子前，看着那四盘菜，肚子里早已饿得倒海翻江。
可下子把大姨们盼回来了，刚坐好，门又开了，进来三男一女，像是从外地拉菜的商贩回来了。
一进门就喊：老板，整几个菜，快点儿，都饿透腔儿了！
一个大姨悄声说：小手儿来了！
人家喊的是老板，我赶紧站了起来，迎上前去说：来了，要啥菜？
这三个人用疑惑的眼光上下地打量着我。一个个子不高，胖墩墩的小伙儿，走到我的面前，他的两只胳臂天生就短，没有一尺长，袖子外面漏出两只小手，像是儿童的手，小得很，一看，就知道是残疾人。他走到我的面前，鼻子几乎就挨到我的鼻子了,挑衅地说：哎，换人啦？哪来的？长的挺牛×呀！
那三个人哄堂大笑。
我感到一种被羞辱、被戏弄的感觉，强作笑颜，学着电影里面店小二的样子说：您是老板，多关照。
小手儿说：换老板了，那得加厚哇，啊？吃啥呀？你看着整吧！
一下子把我难住了，我到处也没有找到菜谱，正在为难之际，上灶的张姨走了过来，说：我知道他们吃啥，你吃饭去吧。
一种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是张姨给我解围了。
我赶紧回到桌子前准备吃饭，低头一看，大姨们已经吃完了，那四个菜也只剩下四个盘子了。
一时间，我不知道应该干啥了。
吃饭吧？啥也没有。不吃饭呢？饿得难受。
看着满屋几桌没人收拾的杯盘碟碗，闻着剩菜、剩饭和劣质白酒的混合味，听着小手儿他们那桌人的骂人声、调笑声，心里像是打翻的五味瓶，不是滋味。
此时，一种惆怅涌上心头，自己问自己：你不是想当一名作家吗？怎么沦落到这等地步？
就在这时，小手儿喊道：朋友，朋友！
我环顾四周，饭店前厅除了他们而外，就我一个人，小手儿在喊谁呢？
这时，那个女人妖里妖气地说：老板，小手儿喊你呢，你过来一趟。
我微笑着走了过去。
张姨给他们安排的四个菜早已吃得差不多了，小手儿指着盘子里的一个死苍蝇对我说：朋友，你看看这是啥？
我一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顿时语塞。
小手儿就像打赢了官司一样，耀武扬威地说：朋友，初次见面，对不起了，啊？
说完，抬身把小手儿一挥，做出要走的架势。
在那个年代，饭店的饭菜里偶尔有一个苍蝇也不是特别大的事。大不了那盘菜不要钱，闹个白吃。
我懂了小手儿他们想白吃的意思，但是那个苍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要看个明白。
我知道，混进饭菜里的苍蝇受热后是没有形状的，后落进饭菜里的苍蝇因为没有受热，基本还保持着原来的形状。
我仔细看完那只苍蝇以后，断定它是后进入饭菜里的，正在和小手儿辩论，张姨来了。
张姨说：啥苍蝇啊？在哪呢？
小手儿说：你看看，这是啥？
张姨用筷子扒拉着苍蝇说：你们俩瞎吵吵啥呀，这哪是苍蝇啊？这不是花椒粒吗？万万没想到，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她把那个苍蝇夹起来放进嘴里吃了。
我一下子被惊呆了。
小手儿以及所有人都傻眼了。
等我反应过来，小手儿正用他那独特的小手儿揽着那个女人的腰说：走，卸菜去！
我……，第一天到这儿，忍了吧！
我感动了，就凭张姨这一片心，我也不能再继续说什么了。
接着，一直到大姨们下班饭店里就没断过顾客。
下班时间到了，大姨们好像是早已习惯地坐在桌子前，大家一起对账，盘点一天的收入。统计出一天的收入是二百五十二元三毛整，粮票是四十三斤三两，如数入账，然后，大家下班都走了。
我意识到，人家这是集体所有制饭店，人人有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管理，这是她们早已养成的习惯。
收款员是一位临时工，是一位农村的小姑娘，很朴素，她把一天收入的二百五十二元钱和四十三斤三两粮票记好帐，如数交给了我也走了。
饭店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接过钱的一刹那，脑袋顿时涨了起来！
我的天那！
人家那么大的一个集体所有制饭店，九位职工（包括临时工）忙活了一天，所有的收入都归我了，这合适吗？
我干啥了？哪个回头是我烙的？哪碗馄饨是我做的？我把人家大家的劳动果实装在了自己的腰包，合适吗？安心吗？
我这不是在犯罪，在剥削吗？
就算说得好听一点，那也是在合理合法地抢啊！
……
又一想，我是租赁者，是有合同的。挣了是我的，如果赔了呢？有可能要倾家荡产的呀，我找谁去呀？
再者说，我干啥来了？放着老师不当，放着铁饭碗不端，冒这个风险为了啥呀？
我拿着这些钱，也算心安理得，那就算算账吧！
其实，来之前我早已把承包的账算清了：假设每天卖一百二十元钱就是正负零，不赔不挣。如果每多卖十元就会挣五元钱。
最有保证的是，一九八七年全国还在实行计划供应，集体饭店有自己的粮食供应本，每月评价供应五千多斤白面、两千多斤大米、五百多斤豆油。另外，还有煤本，每月六吨。这些东西和当时市场的差价就够给职工开支的了，言外之意，大家在家里坐着不上班，我也陪不上。
我，捡了一块狗头金，第一天啥也没干就比预算多卖了一百二十五元二，意味着当天就挣了六十二元六角整，还不算小手儿他们白吃的那一桌。
六十二元六角钱，在当时，那可不是小数哇！
我在学校的工资每月才七十三元钱，到这一天挣的钱就差不多赶上在学校一个月的工资了！
看着那花花绿绿的人民币，我给自己炒了两个菜，忘记了被挨饿、被羞辱的感觉，不对，好像是忘记了一切，怀着复杂的心情喝得酩酊大醉。
【未完待续】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