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究竟欠苏联多少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确实欠苏联的债。大致可分为两笔。

    第一笔是抗美援朝的军火武器债务。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中苏双方于1950年2月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宣布对华提供3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机器等物资，实际上内部议定这笔钱大部用于对苏联提供的海空装备付款，即属于攻台急需的武器的订货。当时毛泽东在党内说明，对苏提供的款额较少，是因“多借不如少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近代中国因外债沉重，在经济上受制于人的教训。

    第二笔对苏债务，就是中国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华的用于基础工业设施建设的大量机器设备。与之前的军火欠债需要用贷款支付有所不同，这些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的方式偿付，即苏联向中国提供机器设备的援助，中国则需要向苏联提供其急需的农副产品乃至矿产原料的援助，其间苏联提供的技术是免费的。以物易物的方式是不容易造成债务的，头几年双方运行的也不错；但自1958年中国发起“大跃进”后，因国内各种农副业产品的产量大幅度走低，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又欠下25亿卢布的商贸债。

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这笔债务在当时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占多大的比例呢？1959年全国财政支出为520亿元，1960年则为654亿元。而且至1960年之前，我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这就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所剩的主要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出现经济困难前后，就欠苏联这么多钱。

苏联到底逼没逼债？

中苏关系恶化之后，在中国方面看来，债务问题就不是商贸交往那么简单了，很快上升到政治高度。此前都是哥们儿，“兄弟般的友谊”，买卖上拖欠点儿无所谓；真要闹翻了，到了跳脚对骂的地步，欠钱的就得顾及脸面，不能让自己放不开嗓门。

1959年中苏领导人开始出现了争吵，尤其是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庐山会议出现的党内争议也被怀疑与之有关，两党关系趋向恶化。1960年6月，中苏两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又出现激烈争执，赫鲁晓夫为施加压力，于同年7月16日以政府名义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全部专家，并违反合同停止供应许多建设项目的设备。中苏关系破裂。

    那时，饥荒的状况在中国许多地方就已经出现，一时间，粮油肉蛋蔬菜水果，烟酒糖茶酱油醋，凡是跟吃有关的东西都极为匮乏。但此时的苏联，并没如传言中所说的那样落井下石，逼中国还债。

    借钱的没想逼着要，欠钱的倒想着早点儿还。苏联通知中国要撤走专家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北戴河开会研究如何解决经济困难问题。得知这一消息后，7月31日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作了报告，说明两年问由于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对苏联交货，出现了贸易欠债。

    在赫鲁晓夫施加政治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毛泽东在会上开始大谈自力更生问题，他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清苏联欠账。周恩来把账算出来，说最快也得10年。毛泽东说：10年太长了。延安时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时好多了。他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

    虽然毛泽东要求尽快还债，但经济部门还要从实际出发，考虑到国内闹饥荒，还是希望推迟偿还这笔数额并不算大的欠款，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雪上加霜。1 960年底，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曾以口头声明表示，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在贸易方面估计共欠苏方20多亿人民币，可能要在5年内还清。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5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

    后来国内一度传说所谓苏联“逼债”，能够找到的主要根据便是指此事。现在看来，这件事也不能全怪苏联。

    古今中外，不管是中苏还是英美，做买卖就要重合同讲信誉。欠债偿还期是3年还是5年，要两家商量，签订协议，无论是债主还是欠债的，都不能一方说了算，尤其是由欠债方来定盘更不合适。你自己定成5年，然后再通知对方，那是不可以的。没钱还不了，想拖几年，没关系，可以商量。对方体谅，8年还清都可以。你不跟对方商量，自行决定，那叫违约，慢说5年还清，3年也不行。这不是体谅不体谅问题，这是不尊重对方，不遵守游戏规

则。

    但随后的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苏联还是“体谅”中国的难处，同意推迟5年还债。注意，不是“在5年内还清”。

    这样，连唯一“可以”指责苏联逼债的事例也不存在了。

    1 960年1 1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参加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中苏两党出于各自战略需求，都采取了防止破裂的措施，最终达成了共同宣言。随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访苏，几个月前双方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刘少奇访苏期间，米高扬曾表示很快会恢复一些援华项目并再派专家，苏联对中国还债问题也故意表现出了高姿态。

    1 961年同1 960年一样，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年份。上半年，苏联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1 961年2月，赫鲁晓夫写信给周恩来，主动提出愿意向中国提供当时苏联最先进的米格_21战斗机的样品和全部技术资料，成为苏联最后向中国提供的一次军事援助。同年2月27日，赫鲁晓夫又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 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

    赫鲁晓夫提出愿向中国借粮后，1961年3月间苏联政府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同年4月8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专门接见了中国对外贸易部的正副部长叶季壮、李强，又谈到可推迟还债。随后两国发表的公报称：

    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账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账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 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

    当时，这一公报在中国的《人民日报》刊登并在广播中播出，在民众中产生了好的影响。4月1 0日，《人民日报》以专文对苏联的帮助表示感谢：“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我们认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

    在1 961年的《中苏贸易会谈公报》中我们能发现，苏联在撤走专家后，并未提出过还债的问题，反而体谅中国的农业状况，主动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史料记载，1960年至1965年，中国归还了苏联23亿元的欠债，平均每年还债4亿多元，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1.2％。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债务在分年偿还的情况下，其总额只要不超出一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当时中国几乎只对苏联一国有欠款，数额又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几十分之一，比例是很小的。

    从以上不难看出，60年代初中国出现的大饥荒，与对苏还债并无多大关系。不管是苏联“逼”我们还债，还是我们“争气”主动还债，都应该不足以在根本上影响国计民生。

    迄今为止，没有发现我国的国家级媒体——党报党刊、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以及各类文件资料等，有“苏联逼债”4个字。60年代、70年代中苏交恶期间，官方论战颇多，在中共中央致苏共的公开信和政府声明中，也从来没有提到过有“逼债”一事。

    那么，为什么在三年困难时期“苏联逼债”之说，能在我国流传很长时间呢?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史家都认为，是当时为开展“反修”斗争并激发对“现代修正主义头子”的仇恨，有关“苏修逼债”的说法和一些渲染性描绘，以基层干部宣讲和民间传说方式在国内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