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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站在民权的角度解释历史进程，为人类指明方向的伟大思想。
——摘自《新民权的现状与未来》第13节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书斋中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到 知识分子中的中国共产党，再到工人阶级的组织者动员者和领导者的无产阶级政党，最后成长为领导农民运动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的民权运动的伟大领路人。
——摘自《新民权的现状与未来》第14节
毛泽东思想兼具智者的通达，勇者的刚毅，除此以外还独具仁者的健行与厚德，所以毛泽东思想兼备仁智勇，并以仁为根基，以勇为体，以智为用，缔造了战无不胜的民权思想文化。毛泽东思想是真正仁者的大道，仁者无敌，因此毛泽东思想亦战无不胜。
——摘自《新民权的现状与未来》第25节
毛泽东思想不是简单的方法论，它是完整的民权思想体系，是建筑在特定的世界观价值观之上的方法论，此方法论只有在相对应的世界观价值观基础之上才是战无不胜的。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利器，只有应用于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它才战无不胜。
——摘自《新民权的现状与未来》第28节
新民权的现状与未来
文/李梦痴
01、巴别塔的民权隐喻
在讨论新民权之前，我们先回到巴别塔那个故事。
为了重返乐园，人类相约一同建造通天的巴别塔，打算以巴别塔为天梯重返乐园。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人类精诚合作，共同努力。
乐园本已成了神对人类的恩宠，为了回到乐园，人必须虔诚地侍奉神以获得神的眷顾，因此乐园其实已经成了人类被动交托给神的质押，以保证虔诚的信仰。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要自己回到乐园，就是变相地要夺回质押，就地赖账。
神自然不能坐视人类“赖账”，于是搅乱了人类的语言，使之无法沟通交流。
被搅乱语言的人类再无法精诚团结，陷入无休止的内斗，巴别塔的宏伟计划也就夭折了。
巴别塔的故事潜藏两个寓意，寓意一就是团结，寓意二就是为什么团结。
团结是巴别塔的关键。团结起来，就能修建巴别塔，一旦团结破裂，巴别塔就废弃。
群众通过团结，获得与天神平起平坐的地位，但天神通过分裂群众，把群众压在了最底层。有了团结这个武器，民权无所不能，失去了团结这个武器，民权一事无成。
从神的操作中我们能看出一个问题，这世界上，到底什么人才鼓吹巴别塔工地上那种自由？什么人才一心一意要破坏民权的团结，努力用自由主义陷民权于四分五裂的疲软境地？这里面，我们大约能看透近三十年甚嚣尘上的自由主义的本质。
团结就是力量，就是巴别塔启示人类的第一个寓意。
巴别塔启示人类的第二个寓意就是为什么团结？
人类为什么要修建巴别塔？是为了重回乐园。
人类为什么要重回乐园？是因为要重拾那种独立自主的幸福感。
独立自主的幸福感不只是温饱那么简单，因此，团结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谋一份温饱。
团结的目的是要从物质上到精神上获得真正独立自由主的幸福感。
独立的个体，没有能力在神的压迫下实现自主的幸福感，他们就只能团结起来，依靠团结的力量，获得与神对等的地位，借以从神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他们为此目的才团结起来。
他们必须彼此成就互相帮衬，共同实现重返乐园的理想。
一旦他们盘算着撇开伙伴，独自抢先一步回到乐园，那他们就破坏了团结，出卖了巴别塔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利益。
他们可能为自己的背叛获得一张乐园的门票，但他们永远得不到巴别塔许诺的那种独立自主的幸福，即便是在乐园里，他也只能是神脚边的一只巴狗。
神也深知个中奥义，神也深知，收买几个叛徒，不可能阻止巴别塔的建造，若不彻底瓦解人类的团结，巴别塔注定捅破神学信仰的威权。
于是神搅乱人类语言，将人类的利益诉求分拆开来，让人误以个体或小团体的“独立自主”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于是巴别塔的伟大目标被蝇营狗苟的利益计较撕裂，人类永远匍匐在神的脚下，组团做神的巴狗。
因为忘记了为什么团结，最终葬送了团结。因为忘记了初心，所以背叛了使命。
这就是巴别塔的深刻隐喻。
从这个意义上讲，巴别塔的故事，就是一个民权斗争的原型故事。
巴别塔的废墟上，就树着一个路标，用巴别塔辉煌的初心与落寞的背影，为民权的未来照亮脚下的路。路标下，每个有心人不免扪心自问：人类的自我解放何由实现？
马克思给出了继往开来振聋发聩的答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02、新民权新在哪里？
要了解新民权的新，必须得认识旧民权的旧。
旧民权通常是始于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彻底破坏，终于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初步恢复。
一般来说，阶层固化贫富失衡，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天灾人祸携手横行的时候，基本的生存条件被彻底瓦解，普通人的劳动连活命都无法保障，大规模的民权运动就要爆发了。
通过激烈的冲突震荡，阶层重组资源重整，严重的阶级对抗释放了阶级压迫蓄积的能量，阶层分化重新回到一个弱平衡，也就意味着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可以收场了。
朝复一朝，代复一代，一向如此，旧民权运动从未跳出个体温饱的区域，去看一看饭碗外边的世界。这就是旧民权强有力之处，也是旧民权根深蒂固的局限性。
认清了旧民权的根本局限性，新民权所新之处也就不言自明了。
新民权的新，就是跨过了基本温饱这个门槛，民权开始关注饭碗之外的问题了。
新民权终于认识到，换一个碗并不能解决问题，那只给你递碗的手，比碗更重要。他们的目光超出温饱，不是说他们好高骛远开始搞温饱之外的花招，而是要更好地解决温饱问题。温饱问题必须在温饱之外寻求最终解决。
人终不免为一碗饭起而抗争，但斗争的目的不能停在一碗饭上。
新民权开始努力探寻并尝试解决温饱背后的根本问题，这就是民权从自为走向自主的关键一步，这一步就是民权崭新的一页，是新民权光辉的起点。
03、中国新民权的四个阶段
中国的新民权，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密不可分，温饱这一根本问题，与民族这一核心问题统一起来，构成中国新民权运动的主线。温饱问题与民族问题的关系衍化，构成中国新民权运动的发展线索。
简单说来，中国新民权到现在大约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温饱斗争中民族解放意识的觉醒，即清政权建立至1840年。
第二阶段，就是民族解放斗争中文化批判的觉醒，即1840年至1921年。
第三阶段，就是民族独立与文化自新的艰苦奋斗，即1921年至1949年。
第四阶段，就是建设独立自主新民权的伟大实践，即1949年至今。
下面我们举按照这个大致的线索，回顾一下新民权的发展成长历程。
04、反清复明为民权运动注入新元素
历史上历次影响重大的民权斗争都会有一个纲领性的口号。但大都不离“等贵贱均贫富”的主线，主要还是围绕人民具体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益。
但清代的民权运动，有一个个性化的口号，就是反清复明。
民权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温饱之外的斗争目标，这大约算是划时代的变化。
反清复明的提出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旧王朝一些知识分子加入到民权运动中来，比如黄宗羲、顾炎武等当世大儒，都是反清斗争的参与者甚至策划者，而王船山更是蛰藏于民间，反清复明的立场毕生不渝。这些旧王朝知识分子的参与，给当时的民权注入了温饱之上的政治诉求，算是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众相结合的产物。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当时的民权运动中居然透着几分遗老气。
另一方面是清王朝满族新贵的层级压迫，使人民直观地认识到，他们的温饱生计和新起的民族压迫民族剥削有重大关系。比如八旗入关初新贵的跑马圈地，不仅激化了满清新贵与旧豪绅的矛盾，也让人民切身感受到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携起手来的时候，会造成怎样的生存危机。就是此类直观教育，把民权的眼界从温饱解决，引向了民族解放。
在此还有一个关节要特别注意，那就是反清复明中，反清说的是现实斗争，是温饱问题，复明说的才是理想，是民族问题。反对当时统治者是所有民权运动共同的品相，张角反汉，黄巢反唐，都是生存之战，和清代民权的反清并无二致。其中惟复明才是清代民权特有，复明就是要推翻异族统治，恢复汉家江山，这才是清代民权斗争的民族解放诉求。
这个口号影响深远，直到清朝被推翻，皇权垮台，封建政治体系彻底解体，乡村农民心目中，还在做着白盔白甲赵将军的复明梦。
可见，终满清一世，反清复明作为一个朴素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口号，都保持着深入社会基层的持久影响力。
05、中国的启蒙思想之简要检讨
今天我们谈起清代初年的启蒙思想时，学术界一般首推黄宗羲，大抵因为黄宗羲的观点和当代的公知有几分相通，而且黄宗羲是东林党一脉，而现代学术的主流大致也是从东林党一脉传承下来的，因此同气相求，自然对黄宗羲推崇更甚一些。
但黄宗羲虽然向君主开炮，却没有向君权开炮，绕了一圈最后还是回到树立绅权的落脚点，用绅权来限制君权，建立一个开明君主制。他虽然以批判君权开场，但既没有走向潘恩的革命，也没有走向卢梭的共和，甚至也没有走向洛克的责任内阁，而是走向了儒家理想，就是兜着民主的圈子，重新玩了一遍王阳明的游戏，只不过表面上看，比王阳明更进了一步，披上了工商的外衣。
相比之下，顾炎武虽然出发点不如黄宗羲激进，但行为上却偏执得多，顾炎武一生致力于反清斗争，为了详审地势险要以供反清斗争参考，他实地考察写出《天下郡国利病书》。
顾炎武致力动员民众反清，认真要把反清斗争落到实处，虽然思想方法上不得要领，只限于正闰名教的立意，不能深入到民情民心的大关节上，因此收效甚微，但矢志不渝，其把启蒙落实在行动上的执念是一目了然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是昭昭之心烛照后世。
与黄顾二人相比，王船山的思想，更能代表中国启蒙时代最先进的思想，而王船山也是那个时代中国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
这倒应了汤因比的那个著名的原理，文明在应对挑战的时候才能焕发更大的创造性和活力，中华文明的创造性和活力，在那个特殊的启蒙时代，是从王船山身上呈现出来的，王船山体系中的唯物立场、辩证认识、进化史观、对能动性的发明等方面，已经超出了启蒙的界限，迈过了现代思想的门槛。
……
但中国历史的民权特色，让自上而下的启蒙效果甚微，王船山从生存状态上贴近民权，虽然赋予了启蒙以新的气象，但对中国的形势而言，依旧是杯水车薪。
王船山从绅权出走，历经万水千山，来到民权表面，已是绅权革命主张的强弩之末，却仍不能深契民权的脉搏。
中国真正的民权启蒙，藏在民权的深处，它还需要更强有力的思想，来解开千年的文化枷锁。新民权还要在漫漫长夜中摸索很长一段时间，并为此付出更为惨烈的代价。
这就是中国民权的现实责任与历史命运。
（略选自拙著《新史论纲要·5单元·8章明末清初的思想分流》）
06、中国新民权之启蒙
今天我们回头来盘点康乾盛世，会发现，真正代表康乾盛世最高文化成就的，其实是三部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
这三部书的艺术性自不必说，堪称中国小说史中上上之选，三部书都超出那个时代，成为永垂不朽的文艺洪钟。
这三部书的思想性，在万马齐喑的康乾时代才算是撑起文化荣誉的旗帜。
《红楼梦》是对绅权社会的无情揭露和批判。这种批判出自一个封建宗法家庭的“不肖逆子”之手的时候，最能见出锋锐的骨力。曹雪芹对封建宗法家族决绝的批判和否定，便是启蒙运动反封建的心声。在这一点上，《红楼梦》是当之无愧的启蒙之刃，锋锐无比地豁开封建社会的铁幕。
《红楼梦》另一个伟大意义就是，它可以算是民权的社会寓言。女性是封建宗法的压迫对象，《红楼梦》是女性的宏伟诗篇。从《红楼梦》的女性群体的结构中，我们能推想民权在封建制度下的社会形态。在认识封建社会民权形态上，《红楼梦》给我们提供了宝贵参照。
《儒林外史》是对绅权文化的无情揭露和批判。它深刻揭露了绅权文化的虚伪和腐败，呈现儒林百丑，宣告绅权末日，给绅权文化基础以致命一击。和曹雪芹一样，吴敬梓原本也是绅权体制内的人，惟其如此，他对绅权的抨击相当彻底，一个知根知底的“反水者”，其破坏力是毁灭级的。《儒林外史》是当之无愧的启蒙之铲，彻底铲除了绅权文化的根基。
《聊斋志异》是对绅权礼教的无情揭露和批判。和《红楼梦》的近身肉搏与《儒林外史》的横扫千军相比，《聊斋志异》算是箭如雨下的远程攻击。其短小精悍的形式，局外人的视角，凌厉无比的穿透力，成为中国封建文学史中的短篇小说奇葩。《聊斋志异》是当之无愧的启蒙之矢，用自由和真挚，刺穿了封建礼教的虚妄和腐朽。
这三部书堪称中国启蒙三书。
当启蒙思想在黄宗羲那里改弦易辙，在顾炎武那里改头换面，在王船山那里敛迹遁形的时候，启蒙思想却在民间文艺中，以小说的形式大放异彩。
不能说康乾时代的文字狱没有成效，事实上，文字狱的血雨腥风基本消灭了绅权的异端，启蒙的星火在士林几乎灭绝，当年启蒙思想的领军人物顾炎武、黄宗羲，其后生子弟都成了新王朝的文化顺民，而王船山也遁迹于丰林长草之间杳无音讯。
但在民间，启蒙思想却如煤堆下的炭火，蒸蒸蓄势，待机而发。
这就是历史的真相。中国有着人类史上独一无二的伟大民权传统，在中国的民权传统中，有一个颠扑不破的原则，那就是，只有掌握了群众的伟大真理，才能产生持久的生命力。启蒙思想，作为新时代的进步动力，必定要与人民站在一起，才能存恤它的活力和血性。
真正成为伟大进步动力的，必定是勤勤恳恳的市民阶层，而不是靠剥削市民阶层先富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应该是行会的学徒，而不是行会的师傅，这就是中国启蒙历史带给世界的宝贵经验，也是中国伟大民权传统赋予历史的独特价值。
蹇驴争鸣的下里巴人，注定会碾过万马齐喑的阳春白雪。
当绅权在政治重压下趋于气节沦丧的时候，民权终于如白雪皑皑中的一点耀眼的新绿，破土而出，乍现峥嵘。
（节选自拙著《新史论纲要·5单元·10章明清之际辉煌的民间文艺》）
07、民权文化的艰苦摸索
反清复明的遗老气息，注定了清代民权思想的局限性。虽然民权的眼界已经从温饱的小圈子拓展开来，但它终究还不能跨过历史局限面向未来，它只能回过头从过去谋取民族解放的标尺。从关注民族解放问题这方面讲，复明是极大的进步，但从历史发展的方面来看，复明则是一种不加掩饰的倒退。这就是清代民权的现状，站在历史进步的门槛处，却总是要把腿缩回去。
这也是清代民权的实际处境使然。清代民权虽然觉悟到民族解放的问题，但清代的民族压迫和绅权的文化压迫合流，使民族压迫含糊不清，文化压迫又空前严重，这就造成了清代民权在民族问题上的偏狭性，他们没法辨识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的差别，加之明末清初一批绅权知识分子加入民权斗争中，更是把民权斗争从针对绅权完全转到针对民族问题。这就造成了清代民权斗争的局限性，他们觉悟到民族解放的大问题，却因此忽略了与绅权阶级对立的老问题。复明的理想中，就隐含着这种斗争目标的模糊性。
但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列强的凌虐中国，绅权文化的权威扫地，满清政权的大厦将倾，民权斗争也面临新的问题，在新的斗争中，民权才逐步克服了“反清复明”的含糊性，民权也才逐步理清了自己的目的任务，摆正了自己的位置。
鸦片战争把中国带入一个新阶段。这一次。中华文明面临一个强势的文化，在这个强势的文化面前，中华文明固有的传统文化显得不堪一击。
五胡也好，蒙元也好，包括新近的满清，都不能动摇中国的文化自信，而这一次，中国的文化自信被彻底颠覆。
中华民族自文明生成之日起，第一次从文明根底上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
当此时，民权面临的不只是民族解放问题，它更要肩负起民族复兴的大任。也就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伟大的民权传统开始了民族复兴的艰苦探索和伟大斗争。
08、民权运动的历史性跨越
太平天国运动就是起于广东的农民起义，算是南方地区反清斗争的一次总的爆发。
……
洪秀全等人，打着反清的旗帜，用山寨版的基督教动员底层民众，发起了规模空前的反抗攻势，十余年里，横扫大半个中国，演变为一场惊天动地的民权斗争，根本上动摇了满清政权的统治，为催生中国的社会变革与文化新生，发挥了重大作用。
虽然它田亩制度资政新编等，都没来得及深入落实，虽然它狭隘的阶级局限性最终断送了大好的斗争形势，但它敢于拍案而起的勇气和风骨，对黑暗中辗转茫然的中华民族，是一种振聋发聩的鼓舞和鞭策。
事实上，太平天国之后，连民权的死敌绅权，都开始认真思考中国出路的问题，随之而起的洋务运动，就是绅权中的部分开明人士对太平天国的应即反应。
太平天国的名号就意味深长，太平是中国的信仰，天国是西方的信仰，太平天国就是中西方信仰的结合，这结合可能很粗鄙，很野蛮，既没有中国的质朴又缺乏西方的精致，但它倒的确表现了中西结合的强大意愿，太平天国在上海的通商实践，既反对闭关锁国，又坚决打击鸦片贸易，正是这种立足主权的开放政策的有力注脚。
从这个意义上讲，太平天国的政治实践，为中华文明在当代的自我定位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参照。
但它的反封建反闭关锁国，招致皇权和绅权的联手镇压，他力禁鸦片等一系列强硬的主权立场招致列强的镇压，不得不陷于两面作战，而它自身的文化局限性，也导致它迅速绅权化，迅速从内部腐化，而致于内外交迫。最后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打压下，崩溃瓦解。
太平天国具备一种超前的开放性，它第一次试图通过人为嫁接外来思想解决中国问题，第一次试图用政治手段代替文化融合，实现速效的社会转型。这是一次乌托邦式的伟大尝试。
但对外来思想的甄选，需要进一步下功夫。既然是直接借鉴，就应该借鉴外来先进思想，如果借鉴外来落后思想，不但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还可能搞砸中国问题。
……
上帝是外来的落后思想，在西方已经被启蒙运动扳倒，却被太平天国奉为圭臬。历史地看，西欧的教堂和中国的祠堂都是封建残留物，不能做现代化的引领。事实上，正是上帝教的落后性和中国民权信仰中的封建流毒化合，造成了太平军的阶级局限性。
（节选自拙著《新史论纲要·5单元·12章民权运动渐露峥嵘》）
不过，历史地看，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但中国的民权运动，再一次跨过了“复明”的门槛，开始面向世界思考中国问题。中国民权运动终于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09、旧民权的历史性谢幕
义和团和太平天国不同。
……
义和团的崛起，从政治纲领上，和太平天国完全不一样的。太平天国拥护洋教，反对清政府，义和团拥护清政府，反对洋教。
从指导思想上也大不一样。太平天国讲的是开放融合，而义和团讲的是敝帚自珍清除外国势力。
太平天国是南方反清传统的基础上的民权运动，要点在于借助新思想推翻旧政权；义和团则是民权对列强文化侵略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的强烈反弹。
二者相隔近半个世纪，太平天国时代，还认不清列强殖民战略的危害，所以太平天国的开放性里面不免有对列强的某些幻想。
到了十九世纪末，列强之心已如司马昭之心，再也无法遮掩了。民权对殖民者的觉悟，是形势发展的必然，义和团在反帝的立场上较太平天国更坚决也是形势发展的必然。
西方列强对中国生存方式殖民侵害，终于在底层结构激起大反击，义和团运动就是这反击的总爆发。义和团的纲领虽然质朴粗陋，但却是中国亚文化对外来文化侵略的有力反击。
满清政权想利用义和团反击列强为自己争利益，但终究抗不过列强的有组织的高效暴力，险些被列强摧毁，最终不得不牺牲义和团换取一丝苟延残喘。
义和团凭恃的文化依据已经陈腐不堪，刀枪不入之类的鼓动在枪炮面前显得荒谬可笑，但一个文明赖以生存数千年的基本方式，不容随意篡改，却是一个文明的基本底线。为捍卫这个底线做出的奋斗和牺牲，不能用民粹和愚民暴力之类的绅权偏见一笔抹杀。
我们可以痛惜他们的愚昧和鲁莽，但不能嘲笑他们的奋斗和牺牲。就像坦然饮下毒酒的苏格拉底，在当时的雅典也是愚昧鲁莽的，但那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不该被戏谑。义和团亦复如此，义和团的斗争方式可能有点儿荒唐，但义和团斗争的精神永放光芒
（节选自拙著《新史论纲要·5单元·12章民权运动渐露峥嵘》）
义和团的失败，也宣告以神道传统武装起来由封建礼教弹压下去的旧民权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民权必须用思想武装起来，必须走出传统的泥沼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义和团的兴起和没落，算是旧民权的历史性谢幕。
10、新民权再次面临文化考验
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在当时在后世都受到绅权阶层的普遍敌视和不遗余力的抹黑。
这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学洋教的太平天国和消灭洋教的义和团，在绅权那里落得相仿的口碑，也就是说推崇洋文化，和坚守旧文化，都不得绅权待见。可见绅权在这个问题上，关心的不是文化问题，而是民权的地位问题。以往民权的运动不会触及文化问题，因此绅权的根本立场无由显现。
而今在列强的压迫下，文化成了危急存亡的大关节，连一向只关心温饱生存的民权，这一次都忍不住要站出来为文化发声投票。
按一般的逻辑，一直独擅文化话语权的绅权理应冲在文化抗战的最前列，但他们却躲到民权运动的背后，撇开文化生存的大关节，在社会地位这样的末节上大做文章，对民权运动实施文化绞杀。
正可见绅权关心的其实是社会地位，文化只是他们谋求社会地位的工具，他们不关心文化，他们只关心文化是否能保持他们的高人一等的特权。就像资产阶级一样，资产阶级只关心利润，不关心文化，文化只是资产阶级谋求利润的工具，如果不能帮助他们谋取利润，文化在他们那里一钱不值。资产阶级会为利润拼命，绝不会为文化牺牲。腐败的绅权亦复如是。
中华文明生死存亡的关头，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撕下了旧绅权的假面，暴露了他们一以贯之的阶级立场。接下来的岁月里绅权将在重大危机关节处一再展示他们的本意，那就是地位为体文化为用，地位不变一切可谈。
于是，中华文明的出路，只能再一次落到民权的肩上。
只不过这一次要严峻得多，它不再是简单的政治变革，不再是一般意义的改朝换代。这一次斗争局面更复杂，这一次民权肩负的使命更重大，这一次中国民权必须实现文化更新，否则没法应对被异种文化武装起来的暴力。
太平军和义和团的教训，为中国民权敲响了警钟，中国民权的觉醒，必须通过这场文化变革的考核。
（节选自拙著《新史论纲要·5单元·12章民权运动渐露峥嵘》）
11、重整河山待民权
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皇冠落地，中国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从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到1911年武昌起义皇冠落地，中国的皇权，经历2122年的兴亡嬗变，终于暗淡退场。
从此，一种支撑一个伟大文明两千多年的政治体制，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它的登场异常光鲜，用同文共轨的气魄开天辟地，它的退场十分落寞，身后的中国前途未卜命途多艰。但是，不管怎么说，中国的救亡运动算是迈出了真真切切的第一步。中国开始了真正的改变。
就是从这里起步，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的涅槃之旅。
……
从鸦片战争之后，晚清在国际政治上实行的本是以夷制夷的纵横术，在列强的平衡中尽力保护主权。虽然不能保证主权完整，但至少能够保证主权核心不垮。当时的主权名义上是归于皇权的。列强把持着半殖民地，绅权簇拥着皇权把持着半封建。皇权和列强的弱平衡，就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
现在皇权一夜之间被革命扫地出门了，半封建的主权成了没主的鹿。按照惯例，这种时候必然诸侯并起群雄逐鹿，这是中国历史上不厌其烦的戏码。但这一次不同，这一次的鹿，只有半个身子没了主，另外半个身子还被一群强盗死死捏在手里。
虽然当时中国也循着历史惯例陷入军阀割据的战乱中，但只是一群半吊子的草头王争夺半只疲惫不堪的鹿，另外半只还捏在虎视眈眈的列强手中。于是新时代的军阀混战，再也生不出芟夷大难的秦始皇，只能憋出一小撮挟洋自重的石敬瑭。一个石敬瑭毁了燕云十六州，如果遍地石敬瑭，那中国的局面可想而知。
以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纵横，是围绕皇权治下主权的权术纵横，现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纵横，是在半殖民地列强驱赶下的军阀欲望的纵横。饿殍遍野疮痍满目，遍地代理人战争，中国成了列强纵横的修罗场。
列强环伺，虎视眈眈，皇冠落地，烽烟四起，忙于内战的军阀，根本无从抵挡列强的分餐刀，只能各认干爹各找干妈，抱着列强的大腿，成为卖国图存的兵痞和政治流氓。中华民族真正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
只不过当时大众还没有认清这严峻的形势，但是很快民权就将从皇冠落地的迷梦中醒过来，再次走上斗争的前列。
（节选自拙著《新史论纲要·6单元·2章皇冠落地烽烟四起》）
12、民权的新文化
民权投身民族解放运动之前，必得先获得文化的解放。
皇权垮台，绅权分裂，是民权求文化解放的最佳历史机遇。
当此之时民权亟待文化解放，而民权也获得了文化解放，那就是白话文运动。
绅权精英主义提到新文化，总是对反帝反封建津津乐道，但反帝反封建对民权来说只是一些概念，真正让他们获得思想解放文化解放的，是白话文运动，有了白话文运动，民权才能真正了解反帝反封建的真义。
上千年来，绅权锤炼了一套自己的表达方式，就是所谓文言文。文言文原本是中古时的半口语，以区别于骈文，但到了宋以后，慢慢地成了区别口语的“书面语”，再由八股等的锤炼，基本形成了一套独立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为绅权精英主义所专属，差不多算是象牙塔的切口黑话。
文言文的曲笔隐喻暗示反讽等等，都是所谓绅权文化修养的标配，能否熟练运用这些技能关系到绅权内部的文化品级，也就是传统中所谓的文化修养。
这种文化修养，用到好的地方，就是情理兼备张弛有度，温而厉，威而和，既能震慑对方又能顾全颜面，比如毛主席1936年9月给蔡元培的信，就充分发挥了文言文的如上功能。
但这种文化修养，大部分都只是表现为浮靡萎琐的滥情，矫揉造作的标榜，既没有正经的建设性，又缺乏基本的功能性，成为文化的赘疣，绅权文化专制的门锁。
白话文，就剔除这种腐朽的绅权情趣情志，还原语言以最质朴的表达功能，让语言回到原初的形态，回到表情达意的初心，回到生产生活的原点，因此也回到了民权中间。
白话文运动，是解开民权文化封禁的钥匙，它才是中国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白话文的推广，是结束绅权数千年文化专制的重锤，白话文一兴，绅权阻断民权文化出路的重重关隘开门破锁，民权的思想解放文化解放也呼之欲出。
正是从白话文兴起之后，中国的新民权才开始起步迈向自己的新文化。
13、马克思主义——伟大的民权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站在民权的角度解释历史进程，为人类指明方向的伟大思想。
当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只是一种理论，它在俄国已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实践活动，并且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强的影响力。
李大钊和陈独秀把马克思主义带入中国，为新文化运动注入新的活力。
李大钊把俄国革命概括为庶民的胜利，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把新文化的政治坐标和普罗大众连在一起，在当时产生极大影响。《庶民的胜利》一文，算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标志性文献。它旗帜鲜明的界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权立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权传统密切联系起来。第一次把中国近代的救亡运动，引向民权。这一创见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变了世界的历史。
中国有上千年的伟大民权传统，但一直没能产生系统的民权思想，这是中国民权运动的不幸；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民权革命思想，借着新文化的春风传入中国，这是中国民权运动的最大幸运。从此，在政治斗争中摸索两千年的中国民权，终于被先进的民权革命思想武装起来。中国乃至世界的民权运动，将掀开崭新的一页。
（节选自拙著《新史论纲要·6单元·5章新政党》）
14、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如何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迫切任务。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书斋中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到 知识分子中的中国共产党，再到工人阶级的组织者动员者和领导者的无产阶级政党，最后成长为领导农民运动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的民权运动的伟大领路人。
……
但中国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也没有可供中国资产阶级自由生长的适宜环境。
……
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想投降买办资本出卖民权运动，就只能去动员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社会力量，只能回到中国民权传统的核心中去寻求中国的出路。这就是当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选择的道路，而这个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和世界未来格局的伟大运动之先声，就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村运动考察报告》。
《湖南农村运动考察报告》虽然只是个阶段性的总结，但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中国大地上涌动的革命洪流，报告中断言：“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这番话写于1927年3月，4·12事变的前一个月。
这就是分水岭，伟大的民权运动正在从大地深处涌出，革命的党派将受民权的检验而决定弃取，蒋介石为代表的的绅权保守派，选择站在对面反对民权，一些开明的绅权改良派，选择站在旁边批评民权，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选择了站在前面领导民权。
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不同的命运。就这样，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的惨烈教训中，毅然走向农村，走到中国伟大民权传统的深处，走向了民权的最后胜利。也走向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指导农民为主体的中国民权运动，在斗争实践中，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工程。而这一工程，就是在井冈山初步完成的。
（节选自拙著《新史论纲要·6单元·7章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15、民权革命淬火成钢
中国的抗日战争，给中华民族的民权革命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为释放民权的伟大力量提供了伟大的战略机遇。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百年沉沦，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亡国灭种就在旦夕之间，深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磅礴的民族活力，自满清入关之后被消磨殆尽的伟大自由精神浴火重生。
但是战争最终是力量的角逐，如何把自由精神化作争取胜利的物质力量，还需要一个伟大的行动指南。中日实力对比的悬殊差距，给初期的抗日斗争蒙上一层阴影，到底何去何从，抗战的前途到底如何，从蒋介石到普通群众，心里都是迷茫的。
就在最初的黑暗时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坚定了信心，激励了士气，为抗战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论持久战》是人类军事史上伟大的军事经典，站在文化的高度、政治的高度对具体的战争提供军事上的指导，其理论高度在军事史上足冠三甲，如果再考虑到具体的针对性，那它就算是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经典。
《论持久战》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提供了胜利的理论保障。
在贯彻和执行《论持久战》的思想方法的过程中，中国的民权运动被空前的动员起来。
如果说国际金融资本假国民政府之手，用牟利的屠刀摧毁农民生计，动员农民起来为争取生存拼死一战。那么这次是日本军国主义用沾血的屠刀，把农民的斗争指向一个伟大的目标，从个人生存的抗争引向了为全民族的生存奋战到底。
……
被五胡乱华锤炼过的中原大地，蕴藏着中华文明的伟大火种，中国共产党人用毛泽东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伟大民权传统相融合的火把，点燃了这火种，这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终于在延安燃爆，激起燎原大火，煮沸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当这沸腾之海熬干日本军国主义的生命力之后，熊熊的火势就将烧毁旧世界，为中华民族烧出光明的未来。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权，历史上第一次超越自己生存，投身于更高的政治诉求，成为真正革命性的运动。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被升华到史无前例的高度。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认同，也在这伟大的战争中获得了新生。
从此，中华民族这一人类史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也兼具了民族型国家的基本特点，古老的中国，实现了迈向现代国家的伟大跨越。
（节选自拙著《新史论纲要·6单元·9章浴火重生的自由精神》）
16、人民的执政党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成就了中国民权传统的新生，而伟大的民权运动，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内涵，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大踏步地从一个革命党迈向了执政党。
……
在学习做一个执政党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自己打造成了人民的执政党，这在人类政治史上也是空前的政治创举。
在深入广泛的群众动员工作中，中国共产党人健全了自己的群众路线，明确定位了自己和人民的关系。在人类历史上，开创性地打造了一种全新的执政党与人民的关系。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两篇关于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文献。
这两篇文献，从政治工作和文艺工作两方面，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政治纲领。这一纲领，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执政党之路的经验总结和实践指南。
接下来，中国共产党人，为贯彻这一政治纲领，总结了大量具体经验，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反对党八股，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等等，就是从各方面事无巨细地杜绝脱离人民群众的党派习气和官老爷作风。
而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打造成真正人民的执政党。
仔细观察，我们发现，八股、教条、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其实就是旧绅权的种种思想意识和政治作风。就是皇权垮台后依然挥之不去的封建流毒绅权余孽。而整风运动，就是要防止革命队伍的绅权化。如果革命队伍绅权化了，它或许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成为执政党，比如像蒋介石的国民党那样，把国家利益民族前途出卖给国际金融资本，但它再也不可能成为人民的执政党，它只能成为人民的敌人，成为周期律的下一个环节。
所以保证做一个人民的执政党，就要不惜一切代价，用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灭绝一切让执政党绅权化的苗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清醒的历史认识、政治智慧和实践勇气。
那一刻，那些穿着破棉袄的“土包子”，站在延安的窑洞前，为人类的历史打开了新纪元，他们第一次把政治权利这历来被剥削阶级垄断的国之重器，与人民紧紧连在一起。他们凭借坚定的革命性，和崇高的历史责任感，以及义无反顾的进取精神，完成了民权的政治解放，打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民执政党。
为人民服务，就是人民执政党的党纲。
这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破天荒的创举，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对中国伟大民权传统的继承发扬与开创。它是中国民权传统之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自然逻辑。它是中华文明、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世界的丰厚回报。
（节选自拙著《新史论纲要·6单元·10章人民的执政党》）
17、新民权的新文化
有了自己的思想武器，有了自己的政治先锋队，有了自己的执政党，新民权的执政党在新民权的根据地建立了新政治，确立了新经济，至此，新民权终于催生了自己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就是革命文化，也就是毛选中说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主席简明扼要地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这就是新民权新文化的本色，它从革命中来，到革命中去，因革命而生，为革命指路，它既是革命斗争的意识反映，又是革命斗争的思想指南。
新民权终于突破了旧民权的瓶颈，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化，而且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文化，是真正为大众服务为大众发声为大众谋未来的文化。
而新民权之新文化的宝贵经典，就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新民权革命斗争的总结，是无数先烈牺牲换来的，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说：“《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古往今来，哪一个伟大成就不是千百万人流血牺牲换来的，但哪一个坐在成就薄上的人，曾把这份光荣与流血牺牲的先烈分享？
在绅权象牙塔精英主义的文化垄断中，人们总是把大众的光荣挪到自己一个人头上，把历史记录者摆到历史创造者头上。
历史上，只有毛主席，把自己的才智自己的勇略和自己的信念，全都无私地献给人民，连若是没有他根本就无法成就的毛泽东思想，他也拿出来交还给人民。
1962年9月29日，毛主席曾对锡兰（今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佩雷拉如是评价毛泽东思想：“……我写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脑子空想出来的。先要有人民的革命斗争，然后反映在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既然有人民革命斗争，就产生要采取什么政策、策略、理论、战略战术的问题，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这才懂得并能够写出些东西来。”
这不能全然视为领袖的谦虚，这其实是主席坚定不移的新文化立场，是他劫波渡尽沧桑未改的初心。这是新民权的新文化全新的本色，这就是新文化的人民观。
新民权的新文化，之所以是民权文化，就是因为这坚定不移的人民立场，之所以新，就是因为这坚定不移的人民立场，为人类历史所无却成今日中国所本。
这才是当之无愧的新民权的新文化。
18、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价值是人民
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扭转了统治人类文化数千年的精英主义英雄崇拜，而代之以“人民崇拜”。人民构成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价值观。
新民权的新文化，以人民为核心价值天经地义，无愧其名。
以人民为核心价值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人民史观，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人民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文明发展的动力。人民史观从根本上颠覆了旧绅权精英主义史观，还历史本来面目，掀开人类史崭新的一页。
第二个方面就是人民当家做主，让历史的主人回到历史中应有的位置，让人民获得现实中应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地位。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公平正义，实现了最大多数人的自由解放，掀开人类制度史崭新的一页。
第三个方面就是为人民服务，把人民置于崇高的社会位置，让人民成为衡量现今人类社会事务的标尺，为政治、经济、文化明确了方向。颠覆了旧绅权价值观，为民权新社会树立了坚定不移的标准，掀开了人类社会史崭新的一页。
用人民统领一切，用人民指导一切，把人民作为力量的源泉，行动的指南，奋斗的目的，与人民休戚相随生死与共，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价值，就是民权新文化的活的灵魂。
19、文化与人民互相成就
民权文化以人民为核心价值观，必定颠覆绅权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绅权象牙塔将文化这一社会资本完全私有化，推行全面的文化垄断，实行彻底的文化专制，最终把本应推动社会发展的资源，变成谋取小团伙利益的资本。
民权文化，就是要解放文化，使之回归社会，回到人民大众手中，使文化成为饶益众生的资源，而不再是贫富分化的打手。
为此，打破文化垄断，向全社会开放文化资源，是最首要的任务。
毛泽东思想，就是打破文化垄断，实现文化大众化的重炮。
深读毛选，就会发现，毛选每篇文章都是有的放矢，因问题而起，为解决问题而发。而且，毛主席把每个问题的解决，都详细地摆出来，那里面没有什么不传之秘，更没有司马迁那种“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的矜夸，那里面通篇质朴的解说详实的介绍，兼以嬉笑怒骂的睿智风趣。每个识字的人，面对毛选的时候，都没有任何阅读障碍。
毛主席就是这样，用最从容的气魄从事最艰难的事业，用最平实的语言讲述最高深的道理。他不仅向人们宣告他的远见卓识英明睿断，他还向人们展示那远见卓识英明睿断何所从来，他耐心细致地向人们传授他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像一个老匠人细致周全地为众人演示他的工艺一样，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人们都成为他。他希望有朝一日所有人都能像他那样认识问题处理问题，他希望自己的文化技能成为人民的公共资源。
这就是民权导师的胸襟与情怀。他不是作为救星，而是作为榜样，不是启蒙者，而是领路人，他的智慧来源于人民，他更希望他的智慧为人民所共享。他希望每个人都成为他。
《法华经》称：“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这大事因缘，就是让众生开佛知见，让众生都能成佛。
《法华经》南北朝时传入中国，并引领了中华民族第二次伟大的文化融合。但1400年后，令众生开佛知见的伟大理想才在中华大地上成为显学。而这一次，不是大乘佛教的胜利，而是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每个人都成为马克思那样的人，每个人都成为毛主席那样的人，这就是民权的文化理想，这就是民权文化的伟大精神。
20、文化与群众的关系
文化与人民彼此成就，是新民权的文化理想，是民权文化的最终实现。
但是具体实践中，特别是在早期民权文化的实践中，却未必都如理想那样丰满。由于群众长期被排除在文化之外，而且深受旧文化习染，因此还不能完全适应新文化的作风，这就需要文化在处理和群众的关系的时候，循一定的方法求一定的态度守一定的原则。
原则其实没什么好说的，旧文化里面，绅权旧文化里的残民和护民都是要不得的，绅权是限制群众自主拥有文化的，是把群众当猪来看待的，因此无论残民还是护民，也就只是杀猪和养猪的差别，养猪到头来也无非是为了杀猪，在绅权反动的文化立场上，是一样的。
而民权的原则就是要文化资源共享，打破文化的阶级壁垒。所以，从根底上讲，绅权的残民护民就得率先出局。所有把群众当成手段当成愚弄对象的文化原则，都不予考虑。
只有那种一心想要用文化为民谋利益的态度，才能成为民权的文化建设之参考。
下面我们就文化与群众的关系，略举数例进一步说明。
21、文化精英的绝路——屈原投江
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楚国文化的代表人物。
屈原没有愚民的心，他倒是一心一意为民谋利，他忧国忧民，与楚国的卖国贼做斗争，但因为耿直和缺乏斗争技巧，被奸人排挤，最后愤而投江。
屈原不与人民为敌，不是史书上吹捧标榜出来的，是人民自己“投票”选出来的。人民为纪念屈原，设立了一个节日，流传两千多年，就是端午节。可见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九歌》是楚国祭祀乐曲，由屈原加工而成，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祭祀在当时是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九歌》是人民的诗篇，而屈原算也是个人民诗人。
但屈原身为文化宗师，有他自己坚定的阶级立场，他虽然一心要用文化手段为国为民，但却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之友。
他只是为民发声，却不肯与民进退。因此他的态度虽然代表人民的心声，但他却没法具足人民的力量，最后落个和卖国势力单挑的局面，寡不敌众，一败涂地。
屈原死前心情是悲凉的。
“世间混浊无人了解我，和他们没什么好说的了。死就死吧，不可回避，我不想爱惜身体。”他就这样长号哀歌，撇下家国人民，投身大江去追随先贤了。
他的长歌遗留后世，每每为人吟咏缅怀。但他的精神，恐怕至今也少有人能真正了解。
这就是文化精英的苦楚，作为一个超级精英主义者，他要用文化利国利民，但他把自己抬得太高，与国与民都没有交集，既不能从国获得资源又无法因民获得助力，而又至死不肯放下忧国忧民的情怀。反动的文化立场加持崇高的文化理想，他留给自己的恐怕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22、政治精英的出路——西门豹治邺
西门豹治邺的故事是写进教材的，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兹不赘述。这里仅就西门豹用政治技巧推行文化主张略作分析。
河伯娶妇纯属无稽之谈，但在群众中很有市场，大家对此深信不疑。
需要注意的是，很有市场未必就是广受欢迎，事实上，除了以此为生的巫祝之外，恐怕没人欢迎河伯娶妇这样的血腥恶俗。
但群众的觉悟眼下就是这个程度，被恐惧控制的人心通常比喜爱敬慕等情感更固执。
以西门豹的文化判断力，一眼就能洞察河伯娶妇的骗局，但他不能向屈原那样出马一条枪开场就打，他得耐心等一下群众的觉悟，就算群众不能了解河伯娶妇的骗局，至少不会把他当成破坏信仰招灾惹祸的暴徒。
于是西门豹就耐心和巫祝们演了一出戏，这出戏虽然是西门豹和巫祝的博弈，但双方都是演给群众看的，双方演的目的就是争取群众的支持。
西门豹这种做法，类似于西方民主的政客，他有自己的文化主张和政治纲领，但他需要耐心和技巧去诱导群众，接受他的主张和纲领。这其实就是民本政治的原型。
故事的结局大家耳熟能详，西门豹用耐心、技巧和权威完胜了巫祝，除掉了恶俗，造福一方百姓，实现善政惠民。
西门豹这种做法，差不多是封建社会所有清官良吏的共同做法。是中国封建绅权政治精英实现文化主张落实政治纲领的必备技能。
23、智者的引导——左权抗旱
民权时代，文化与人民的关系趋于多样化。文化对群众的影响也更趋积极。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左权抗旱的故事。
抗战时期，太行山曾连续两年大旱。老百姓为求雨搭了座龙王庙，天天烧香拜龙王。
有的八路军战士埋怨百姓落后，左权严肃地批评他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子弟兵可不能说亲人落后呀!”
于是，他让在家拜过龙王、求过雨的同志们举手，大家都举起了手。
接着，左权将军就要求大家挑上水桶赶到龙王庙去，先拜龙王，然后帮着乡亲们去抗旱。
由于左权将军的努力，太行山人民大旱之年也没有欠收。人民也认识到，不能把希望寄托在龙王爷身上，只有团结起来抗旱才是自救之道。
左权将军的做法，与西门豹的做法相仿，但本质上完全不同。
西门豹是站在群众之外，与巫祝和群众构成三足鼎立的态势。他与巫祝敌对，但他也不属于群众。他与巫祝的戏份都是演给群众看的。这里面有谲而不正的成分。
而左权将军是站在人民中间，与人民一起拜龙王一起抗旱。即便左权将军的拜龙王是“做戏”，他也是被动地与人民一起把这出戏做完，而不是亲手导演一出戏演给人民看。这是地地道道的正而不谲。
西门豹的在群众之外，和左权将军的在人民中间，就是绅权与民权的分水岭。
在群众之外的西门豹，是把群众当成一个施政对象来处置的，在他心目中，群众和巫祝只是利益权衡没有近疏之别，而站在人民中间的左权将军，却矢志不渝地与人民在一起，休戚相随荣辱与共。
这就是民权和绅权的泾渭之别，标志了民权时代焕然一新的文化气象与政治面貌。
而左权将军的作风，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基本的工作作风，是人民的执政党的基本态度和立场。百年下来，它已经成了人民执政党的本色。
24、通者的担当——辽人忧地
民权事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智者的循循善诱推动之，也需要勇者的果敢担当振作之。如果说智者是民权事业的基石，那么勇者就是民权事业的旗帜。
勇者的大公无私，为民权事业义无反顾的进取作风和担当精神，是民权文化与绅权文化又一个显著的区别。我们仅举一个几乎湮没在当代史中的事例说明之。
1975年2月4日凌晨，营口、海城一带发生5级左右地震。当天下午两点，在海城召开了紧急会议，传达省委指示：从当天晚上起，辽南地区海城、营口两县，所有人员都不要住在室内，生产队的大牲口、农业机械都要拉到室外。各级干部、党员、民兵全部下去，挨家挨户动员老百姓到室外去。在生产队和城镇的居民区，用大喇叭广播动员群众。 2月4日19点36分，发生了7.3级强烈地震。地震后统计，辽宁全省倒塌房屋一百多万间，伤一万余人，死一千三百余人。据估计，如果不发地震预报，死亡人数将接近十万人。可能和汶川地震差不多。
毛远新9月底路过北京时，看望了毛泽东，汇报了海城地震情况。毛泽东说：“据说有预报，损失不大。”毛远新说；“别提预报的事了。（我果断决定发了地震预报后，）发了预报后，我心里更加紧张，如果大地震迟迟不来，影响了生产、群众生活，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柄不说，省委还有何面目去见关东父老。”毛泽东说：“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后人再给你编一个‘辽人忧地’的故事。”
辽人忧地是主席的创造，是从杞人忧天演化来的。杞人忧天是战国寓言中一个著名的笑话，主席借用杞人忧天鼓励毛远新，为人民服务就不要怕担责任，就不要怕犯错误，就不要怕闹笑话，就不要怕掉脑袋。只有大公无私大勇无畏的精神才能担起为人民服务的重任。
这里面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不怕闹笑话，这是绅权所绝无而民权所必有的政治品格。在绅权那里，有不怕担责任的，有不怕犯错误的，也有不怕掉脑袋的，但从没有不怕闹笑话的。
绅权好面子，用面子代替荣誉，把面子看得比性命还重。杜少卿宁可装病装死也不肯出来做官，也无非就是怕做不出什么业绩反被人笑了去。可见，绅权有一个宁死也不肯为的事情，就是闹笑话。
闹笑话对权威的腐蚀作用堪称无与伦比。人有死而流芳千古的，却没有因闹出笑话而流芳千古的，所以有重于死者唯闹笑话耳。
不怕闹笑话是政治上最勇敢的担当，因为一个深入人心的笑话，可能就意味着让笑话的主人公政治性死亡。能了解政治的这一层奥义，才能了解主席辽人忧地的深意。
为人民服务，不能在个人利害上患得患失，只要对人民有利的，就要不惜个人代价去落实，哪怕人民一时不理解，哪怕人民一时不支持，哪怕影响自己的政治威信甚至政治生命，也不要放在心上，因为“自己的”威信和生命只是自己的个人计较而已。
苟利国家生死以，而苟利人民，则不止生死即如荣辱亦可以之。
这就是主席对年轻一辈的殷切嘱托，这就是民权事业中勇者的实践。
25、仁者无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兼具智者的通达，勇者的刚毅，除此以外还独具仁者的健行与厚德，所以毛泽东思想兼备仁智勇，并以仁为根基，以勇为体，以智为用，缔造了战无不胜的民权思想文化。毛泽东思想是真正仁者的大道，仁者无敌，因此毛泽东思想亦战无不胜。
当然，毛主席晚年坚持批判孔孟之道，视儒家仁术如秕糠。所以我们在此有必要对仁者无敌略备新说，以免曲解了毛泽东思想的真义。
其实仁作为一种价值观，本身没有什么是非短长之议，仁所倡导的原则也没有膏腴秕糠之辨。对人与人的关系而言，仁所倡导的价值观，就好比战争中的枪炮，本身没有正反之别，是敌我关系赋予武器以正反之别，同样是阶级立场赋予仁所倡导的价值观以是非之辨。
主席反对孔孟仁学，是因为孔孟的阶级立场与人民大众敌对，因此孔孟的仁学貌似谦谦彬彬，其实就是镇压民众的捆仙绳。但这不是仁学本身的问题，这是孔孟的阶级立场的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大部分都有这个问题，其具体内容本身没有问题，但放在特定的阶级立场上就产生很大问题。就好比枪支，放在战士手里就保家卫国，但放在歹徒手里就打家劫舍。这是立场问题，不是传统文化遗产问题。
用民权文化去整合传统文化遗产，就是要用民权的阶级立场去清洗绅权的阶级立场，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和保存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最迫切要保存的，其实就是仁这个概念。
仁被孔孟用作劝降人民窒息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的时候，就成了秕糠，但仁学的爱人之心，放在阶级内部促进阶级友爱的时候，就有着春风化雨般的威力。雷锋说的对同志春天般温暖就是仁心，仁五行属木，时令在春，春天般温暖就是仁的表征。所以把仁拿来建设同志关系就是进步的，把仁拿来淡化甚至抹杀阶级斗争就是反动的，惟立场所系，如是而已。
毛泽东思想的仁，就仁在他对人民的大爱之心。仁者爱人，大仁者对人即存大爱，毛泽东思想对人民的爱，是用大爱都无以涵盖的。
毛泽东思想的仁，就仁在他对人民的敌人报以不够共戴天的憎恨。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对人民之敌的这份大恨，恰恰就是对人民的大爱。
而且这种大爱，不是孔孟仁学那种居高临下的施舍式的爱，而是一种平等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休戚相随荣辱与共的真实不虚的挚爱。
这种挚爱是互相的，是彼此成就彼此呼应的。主席晚年为人民的前途命运恸哭，人民日复一日排着长队在纪念堂前祭扫英灵。这份仁爱，穿透了生死的阻隔，跨过了时间的切割，至于今日，历久弥新。
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仁心，本于民权成于民权兴于民权的仁心，这份仁心，成就了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的伟大力量。
26、民心才是战无不胜的关键
对人民报以大仁大爱，人民就还以真心拥戴。仁爱与拥戴相得益彰，就构成战无不胜的关键。仁者无敌，本就是民心向背的表记。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智者的引导，勇者的担当和仁者的健行厚载，通过无数先烈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彻到底，与人民建立了史无前例的鱼水关联，终于从舟上的人化作水中的龙。
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反共’真是‘反不了’。其原因，基本上不在于‘共’而在于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欢喜‘共’，却不欢喜‘反’。老百姓是决不容情的，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时，你要反共，他们就要了你的命。这是一定的，谁要反共谁就要准备变成齑粉。”
在抗日战争这一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已经水乳交融血脉相连，再没有什么力量能把他们分开，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国民权最坚强的政治先锋队，中国民权斗争则赋予中国共产党人以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
而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权斗争之间的思想之链，就是把民权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引向万里晴空的彩虹桥。
27、毛泽东思想专属于民权事业
毛泽东思想虽然具有极强的普适性，但它也有个天然的“局限性”，那就是它坚定不移深入骨髓的民权立场，就是它誓死捍卫民权价值观的革命初心，就是它以饶益人民解放人民服务人民为指归的偏执使命。
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力量都在于此，因此毛泽东思想不是中国社会普适的指导思想，它是专属于民权事业的。当它应用在民权事业中时，它就战无不胜，当它应用在与民权无关甚至与民权相敌对的事务中时，它神奇的威力也就荡然无存。
所谓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毛泽东思想是民权事业的龙虎之德，一旦让它脱离民权的大海深山，它就难免举措失据威力全失。
毛泽东思想所有认识世界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一个核心的基础，那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人民服务不为自己谋私，就是永远把人民的事业摆在第一位，就是他的“仁心”。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其他的方法思想才有了活的灵魂，才能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因敌变化而取胜。撇开这样一个基础，毛主席的谋略也未必就比孙子兵法、唐李对问、长短经更高明。所以这份对人民的仁爱之心最为关键，它是毛泽东思想力量的源泉。
28、资本家与毛泽东思想无缘
坊间总是流传商业精英、资本大佬从毛选中学习赚钱之道的消息，似乎毛选无所不能。
这其实就是从根本上颠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能成为为自己赚取利润的方法论，更不能成为剥削大众的指导思想。一个资本大佬，他最关心的问题无非是如何更好地内卷，如何更有效地剥削，他研究中国问题，完全是为了指导反人民的“实践”，他本来与毛泽东思想不共戴天，毛泽东思想又岂能成为他的思想武器？
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最高明之处，它不是一般的武器，一般的武器被敌对势力拿去，可以转过来攻击原来的持有者。但毛泽东思想不一样，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安全阀，就是人民。这个安全阀保证了毛泽东思想只能为民权所有，一旦背离民权，就与三十六计无异。
所以毛泽东思想不是简单的方法论，它是完整的民权思想体系，是建筑在特定的世界观价值观之上的方法论，此方法论只有在相对应的世界观价值观基础之上才是战无不胜的。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利器，只有应用于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它才战无不胜。
这有点类似于西游记中那些法宝。虽然妖王把法宝偷出来，也可以为祸一方，但法宝真正的主人来的时候，法宝便毫无作用，只能眼睁睁被原主人收回。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属性。某些资本家可以凭借毛泽东思想的启发，去愚弄群众，为祸一方，让群众屈从于他们无耻的996。但人民重又被武装起来，站到这些资本贩子面前的时候，被资本剽窃歪曲的毛泽东思想就将物归原主，再次成为民权事业的伟大统帅，重将资本贩子扫尽历史的垃圾堆。
为富不仁者，为虎作伥者，对人民全都是刻薄的敌意，早该丢掉幻想，他们靠剽窃和歪曲毛泽东思想，是挽不住他们走向末日的步伐的。
29、阳谋的奥义
阳谋是毛泽东思想的鲜明特色。
真正必胜的谋略不需要私密，坦荡地摆在桌面上与对手分享，也丝毫无法迟滞它迈向胜利的脚步，这就是阳谋的威力。
《论持久战》就是著名的阳谋。
这本规划抗日战争进程的战略巨著，在当时是公开发行的，是讲给全天下人听的。
它一方面是要鼓舞中国人民的抗战士气，坚定必胜信心，一方面也是要告诉日本侵略者，战争的结局是注定的，规避失败的唯一办法就是悬崖勒马，若一意孤行必粉身碎骨。
事实上它的确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连蒋介石都深受启发。
而且它也的确对日本侵略者形成了心理威慑，日军华北方面司令官冈村宁次，就认真研读过《论持久战》，也极具针对性地设计过对策，但最终也无法改变《论持久战》为他规划好的战争进程。
这就是阳谋，在战略制高点上，对战争进程做形势判断。形势是所有的形汇聚在一起造成的趋势，如果不能从形上根本改变现有格局，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此形所致的趋势，就不可能根本改变战争结果。
任何枝节上的改变，都是战术层面的，战术层面的改变无济于事。
冈村宁次也在战术层面想了很多办法，取得各种成效，但他没法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的侵略性、野蛮性、非正义性，所以任何战术上的挣扎都无法改变一个基本形势，那就是中国人民反对这种战争。
冈村宁次曾感叹：从路边中国年轻妇女看到日本士兵时的状态，就能看出这一防区军纪如何。但冈村宁次也只是看出来，他没法实质上改变日本军人的纪律。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本质决定的。
侵略战争的残酷野蛮，无法通过阎连科祖母垂涎一生的小糖块就改变其属性。不管日本人用糖块收买多少阎连科的祖母，它也没法真正被中国人民接受，只要中国人民反对，那它注定死路一条。
所以，胜利的根本，就在民心，民心在哪里，胜利就在哪里。把这个形势摆在对手面前，丝毫无损于胜利的实现。民心就是堂堂正正的，一目了然的，你珍惜它，它就将胜利许给你，这就是阳谋的奥义。
30、大鸣大放也是阳谋
1957年的反右，在当时和后世，都饱受非议。而非议最甚的，莫过于阴谋论，称大鸣大放是引蛇出洞，是阴谋，是愚弄了善良的知识分子。
对此，主席曾坦率地回应：大鸣大放不是阴谋，是阳谋。
如果说《论持久战》是别人命名的阳谋，那大鸣大放就是主席自己命名的阳谋。
这里我们不去分说反右的是非，仅从主席的自道来解读一下，大鸣大放何以就是阳谋。
新中国是以人民为主体的，人民作为核心价值观是被写尽宪法的。人民立场是公开的，是早已昭示天下的，反人民就是新政权的敌人，与政权为敌，将面临什么样的下场，在任何政权法系里都是大同小异的。
新中国的任何政策，都不可能背离人民这个基本立场，人民是政治的红线。而且新中国的人民，不同于旧绅权嘴里的民，更不同于人权宣言独立宣言里面的民，新中国的人民，是以占社会最大多数的那一群人为主的。谁歧视大多数人的政治地位危害大多数人的经济权益，谁就是大多数人的敌人，也就是人民的敌人。这就是新民权的政治逻辑。
大鸣大放，当然也不能逾越这个政治红线。大鸣大放，是让你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大鸣大放，不是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歇斯底里地补偿性宣泄。
北京高校某学生扬言要是有机会他要杀一千万，在新中国民权政治体系中，公然叫嚣要杀一千万人民，这种歇斯底里的反革命叫嚣，难道可以算在鸣放之列吗？
直到今天，还有大批媒体吹捧推介吴晓波的精英主义标榜和王福重消灭农民的叫嚣，可见，绅权精英主义的反人民立场根深蒂固，七十年不曾动摇。吴晓波、王福重本来是民权政治环境中长歪了的精英主义劣品，尚且如此，以今鉴昔，六十多年前的绅权精英主义，都是从民国“文化天堂”空降到新中国民权中间，而且都身遭伟大民权革命的“摧残”，不难想象，他们反民权的固执和偏戾，会嚣张到怎样的程度？
于是，大鸣大放的号召一起，为绅权小圈子争权夺利的种种惯性，与人民平起平坐的种种压抑，怀才不遇的种种怨懑，见缝插针的种种机巧，都从人民共和国的各个角落冒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是自主自愿地冒出来的。并没有谁诱骗他们站出来反人民，然后再批斗他们，事实上，差不多一直苦口婆心提醒他们要努力改造自己，站在人民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但他们两千多年来，从来没有人民这根弦，即便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都很难站稳人民的立场，更何况“压抑太久”一朝放飞，自然故态复萌，连滚带爬站到人民的对立面去了。
事实上，把反人民的蛇引出绅权象牙塔的洞的，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不是伪装现场预设机关，伸手招呼蛇：“咱们一起去反人民吧？”借此引蛇出洞，事实绝不是这样的！
当时的情形与此恰恰相反，是将堂堂之阵立场鲜明地摆在洞口，而且一直告诫蛇，人民地位不可动摇，人民利益不可侵犯，但蛇还是要出来，对民权下手。
大约正因为此，主席才坦率地告诉后人：大鸣大放是阳谋，不是阴谋。
陷于阴谋情有可原，陷于阳谋咎由自取。心不正而徒饰巧佞，纵然假装站在人民一边，最终也迈不过阳谋这道坎。
31、民权的文化境遇
大鸣大放时期的乱象，绝不是孤立的事件，它算是绅权遭遇民权政治统治之后的第一次激烈反弹，其中也暴露了民权的短板，就是文化上的绝对劣势。
新民权政治强调人人平等，仅此一端，就是绅权象牙塔万难接受的，绅权象牙塔千年的文化专制，早就养成了跋扈的性情，别说和民权平等相处，就算是不能骑在民权头上，对绅权象牙塔的精英主义来说都是天理丧尽国将不国的伦常大悲剧，都是人类文明的末日。他们甚至可以接受“为人民服务”的提法，毕竟他们向来把“为民请命”就混同于“为人民服务”的，但他们必须得骑在人民头上“为人民服务”。这样根深蒂固的阶级偏见，绝无可能在一两代人之间得到根本纠正。
把他们与“地位卑贱的人民”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是最大的侮辱。这不关个人品格，完全是阶级立场使然。
马寅初一个著名的例子就很说明问题。一次马寅初和毛主席讨论人口问题，就提出一个别致的观点，称乡下人因为不通电，所以生很多孩子。主席对马寅初的说法不以为然，半开玩笑反问马寅初，他生育七个儿女，是否也因为经常断电？结果可想而知，马寅初张口结舌面红耳赤。
所有的绅权分子，都会暗暗责备主席对马寅初过于“粗鲁”，不该如此直率地讨论马寅初的生育问题。但他们通常不会责备马寅初，尽管马寅初把乡下人当驴马般谈论他们的生育规律，是极具侮辱性的表述。但马寅初不是乡下人，马寅初可以谈论乡下人的生育，马寅初的生育却不能拿来被人谈论。
这就是绅权的特权，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绅权内部的修养，完全不适合绅权外部的人际关系。主席的反问，就是提醒马寅初们，他们和乡下人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他不愿别人谈论他的生育，他就不该如此猥琐地谈论别人的生育。这才是民权新文化中人的基本修养。而绅权象牙塔从不具备如此宽广博大的修养。
说这样一个故事，不是要批评马寅初，他的思想境界受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达不到新民权的道德标准，无可厚非。我这里说这个故事，只是想提醒民权，绅权象牙塔就是如此下作如此猥琐又如此霸道，民权想要争取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地位，就要从这些下作、这些猥琐、这些霸道中闯出一条路。
这就是民权的基本处境，虽然民权取得了政权，但旧文化的势力相当强大，民权在旧文化的淫威面前差不多完全劣势。
32、鸣放乱象对民权的深远影响
大鸣大放中的乱象，基本上算是绅权象牙塔的“文化暴动”。可惜民权政治对其本质尚缺乏足够认识，既不能透过历史映鉴现实，更不能凭借现实返照历史，以至于不能理解毛泽东思想在民权文化建设上的远见卓识，最终只能把鸣放乱象片面地解释为政治权力对“思想自由”的不当干预。向绅权象牙塔全面妥协的结果，就是将民权推到更恶劣的处境中去。
时至今日，已经很少有人了解，当时绅权象牙塔精英主义的鸣放集会，常常是被打倒执政党的口号推向群魔乱舞的高潮，一些绅权象牙塔的精英主义杠把子，更是标榜自己是北大南开的正式学生（影射主席和周公在北大南开的“末流”身份），为绅权象牙塔的夺权张本……凡此种种，名为文化暴动实不为过。
这个形势其实很严峻，一旦绅权的文化暴力冲决民权政治的堤防，民权文化将遭没顶之灾。事实上，当文化还乡团卷土重来的时候，数十年惨淡经营的民权文化成果便被冲洗殆尽，弘扬民权事业的文艺被斥为笑话，而污蔑民权事业的文艺被奉为经典。人民共和国的文化环境中，民权竟必须暂时蜷伏在象牙塔前，再次忍受吴晓波王福重们对民权尊严的践踏，对民权政治核心价值的羞辱与挑战。
民权，依然没法在文化上站起来。
33、婴儿学步的启示
每当看见婴儿学步的时候，每个人都鼓励，都赞赏，没有人冷嘲热讽。并不是婴儿走得好，而是蹒跚学步的婴儿需要鼓励和赞赏。
如果婴儿学走路，有人在旁边冷嘲热讽，就是反社会的渣子，就得让他社会性死亡。
这不是什么学术问题，甚至也不是个伦理问题，这是个人类安全问题，为了人类健康繁衍健康成长健康传续，必须灭绝挖苦婴儿学步这种反人类的暴行。
同样，民权文化以目前的水平来看，也是蹒跚学步的婴儿，不仅需要鼓励和赞赏，还要严禁各种讽刺挖苦刺激打击。
谁要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挖苦打击蹒跚学步的民权文化，就应该让他文化性死亡，如果民权文化无力让他文化性死亡，那民权政治民权经济就应该尽一切手段让他社会性死亡。这就是婴儿学步带给民权事业的深刻启示与有力参照。
34、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古长青
新民权的文化，是倡导人人平等的文化。旧绅权的文化——也包括旧民权的文化，是争做人上人的文化，这是新旧时代的深刻区别。
人人平等的文化理念，就注定了新文化最终的价值实现就是成为人民的一员，并永远保持人民的本色。任何想要成为人民之上的精英的追求，都是与民权文化势不两立的文化。
旧绅权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是新民权文化的死敌，同样，旧民权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也是新民权文化的死敌。
新民权文化不得不面对两面作战的恶劣局面，一方面消灭旧绅权的阀阅思想，一方面消灭旧民权的皇帝情节，总之，新民权要向所有旧时代的腐朽内容做坚决斗争。
成为人民的一员，说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虽然根本上讲，每个人都是从人民中来，但社会分工、风俗习惯、个人秉性等因素，最终导致人离自己的人民本色越来越远。泯灭了人民本色，也就丧失了成为人民一员的资格。更可怕的是，旧传统的文化舆论，鼓励人的出人头地与众不同，鼓励人争做人上人，这就更加让脱离人民显得格外地有吸引力。
所以，真正要树立人民价值观，实在是一路坎坷千难万难。旧绅权文化埋伏在路边随时准备暗算新民权，旧民权文化蛰伏在内部随时准备瓦解新民权，波涛诡谲的新民权征途，新民权可凭恃的就只有毛泽东思想。
无论处境多好，哪怕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一，如果丢掉毛泽东思想，新民权毫无胜算，顷刻回到旧社会。旧中国曾上千年保持世界第一。
无论处境多糟，哪怕中国陷入反动势力合围，如果坚持毛泽东思想，新民权必定破围而出，走向美好的明天。
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给予新民权事业的宝贵财富。
伟大的新民权事业必将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必定伴随新民权的伟大成就万古长青。
35、我与新民权的因缘
虽然我正不遗余力为民权文化做奋臂呼，但说来惭愧，我既不是民权文化老将，也不是民权文化新锐，到目前为止，我只能算是全心全意支持民权文化的象牙塔叛逆。
我此生的文化熏陶文艺修养都从绅权中来，直到十五年前，我还是个彻头彻尾的超级精英主义者。超级精英主义者，一般来说总是严厉打击精英主义捍卫民权利益，但他的立场绝非民权，他只是站在绅权正道上，清肃绅权垃圾和寄生虫，用大雅的余威暴揍小雅的末流，仔细说来，他与民权的距离比精英主义和民权还要遥远。他和民权不是一个物种，他可以为捍卫民权牺牲性命，但那只是他自己的道德实现，和民权立场无关。这就是超级精英主义的反动本质，这就是我四十岁以前的精神面貌。
而我与民权的因缘，还要从三十二年前说起。
三十二年前，自由主义浊流席卷中国大地，从1984年兴起的“反思潮”五年时间里，便由翻案潮泛滥成颠覆潮，当时，很多人打着多元化的旗号玩思想解放，其实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彼时二十岁的我，所受绅权文化毒害较大部分人都深，自然也深深同情这一思潮，不仅如此，自认文化上磨砺略成的我还急不可耐地要投身这一思潮中。
但一个超级精英主义者，决不能像当时那些自由化风云人物那样，坐着思想解放的过山车去钻欧美的裤裆。一个超级精英主义者有自己不知天高地厚的做法。当时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准备单刀赴会，直捣马克思的老巢，我要在马克思的全集中找到他思想的阿基里斯之踵。我不屑于认个美国干爹然后狗仗人势地羞辱他，我要堂堂正正地驳倒他。
怀着这种狂热，我开始在市图书馆深读马克思的全集。我原以为我一定能找到他的理论破绽，没想到，读过之后，我从思想上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一年我21岁。
当时的我，从政治上已经马克思化，但是在文化上，我还停留在绅权的立场上。这种撕裂，持续了很长时间，对此我也有充分自觉，十几年后写《造神游戏》的时候，我就自称政治上是个左派文化上是个右派。那个时候我甚至为自己的特立独行沾沾自喜，殊不知这种政治和文化的撕裂，正是1921年以来所有进步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财富”，我和他们唯一的差别就是，我在思想上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他们，大部分都只想做马克思主义的“诤友”。
但文化上的保守性，限制了我的发展，我只能困在超级精英主义的小塔尖上，辗转颠倒寸步难行。我可以在小塔尖上对所有精英主义做降维打击，但我没法把双脚踩在大地上，我没法把自己融入民权的苦难与生机中。
我凭借文化保守立场，与自由化风云人物的文化“反思”分道扬镳，我又凭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与自由化风云人物的制度“反思”割袍断义。至此，我基本上成了自由化精英主义的死敌，我把自己半生的时间都用在和他们斗争上面。斗争的阶段性成果就是《造神游戏》，在那里我痛批了精英主义对社会的腐蚀和毒害，我要刨掉自由化精英主义的根基，把精英主义彻底砸烂。
但是，《造神游戏》太意气用事，太简单粗暴，太缺乏斗争艺术，里面透着超级精英主义者的目中无人和嚣张跋扈，还夹着几分象牙塔大镰刀的豪横与敏锐，因此遭到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双方的抵触，而且当时文化还乡团已经开始大规模占领文化舆论阵地，我批判精英主义的文章便被报社停载，被出版社项目论证会否决，被网站“忽略”，虽然在若干论坛引起激战，但最终湮没在如潮如浪的网络信息中，再无消息。
那之后，成建制的精英主义混子也假还乡团之名爬满象牙塔的楼梯栏杆，让我这个超级精英主义者目不忍睹耳不忍闻，于是我决定走出绅权象牙塔。即便做不了王梵志，至少也可以做陶渊明，再不济也可以小隐于市，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局外人，就这样带着自己的文化信仰和家国情怀，我走进了名利江湖，成了民权文化的同路人。
说来大家可能不信，名利江湖最大的两个场子，其实就是影视圈和诗词圈，影视圈假浮名牟暴利，任邪僻坏风俗，已成世人皆知的大患。而诗词圈基本不为外人知，却是最具传统的名誉声望的竞技场，是绅权文化的活化石，是恶俗文化潮中绅权顶流最后的“驻跸”岛。而这两个地方，恰恰是我走出象牙塔后的落脚点。
我把自己的精神生活寄寓诗坛，把自己的物质需求委托影视，二十余年下来，诗坛薄有威名，影视收获寥寥。也算是象牙塔超级精英主义善于博名疏于牟利的现实写照吧。
我与民权同路这二十余年，从文化上收益匪浅。基本上改变了我的文化立场。
新的处境，使我能从民权的角度去审视中国文化的现状。也就是从象牙塔走出来之后，我开始认真阅读民权革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文章，五卷毛选是我的新文化启蒙。二十余年来，中国文化走过最黑暗的一段岁月，我也经历了最绝望的心理苦难。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是主席的《论持久战》一次次为我点亮心灯，是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次次为我擦亮双眼，是主席的《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一次次为我驱除阴霾，是主席的《实践论》一次次为我打开天窗……
毛泽东思想，把中国革命从最黑暗的困境中引向光明。毛泽东思想，也让我在中国文化最黑暗的一段岁月里，顿开了千年眼，认清了文化根，坚定地站到了民权文化一边。
虽然我的绅权超级精英主义的积习仍然很深，但我的心已经彻底背叛了象牙塔，我矢志要为毛泽东思想未竟的民权文化事业尽余生之力。
我既无盗火者的睿智，也无纵火者的勇略，我只能用自己的虔诚，努力做一个传火者，在时势不偶的时候，把伟大前辈的民权文化之火传递下去，在时势济合的时候，把伟大前辈的民权文化之火传播开来。
这算是我这个绅权资深反动分子、民权新近革命同盟的一份灼灼赤心吧。
作者李梦痴简介：
自况
马导师私淑弟子，毛教员星火余薪。
体制外文化学者，传统内旧体诗人。
自述/知命前
江湖落拓事无成，空把浮生许太平。
时调不烦人欲浅，一襟烟雨即余生。
自述/知命后
鬼雄前世烈，造化此生新。
儒法丧家犬，夷齐掘墓人。
问心还问迹，忧道不忧贫。
剑扫春风遍，天花未染身。
作者画像（金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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