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两国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两国一直友好相处。两国之间从未划定过边界线，在长期相处中按照各自的管辖范围形成了传统习惯的边界线，即以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作为习惯的边界。这里人烟稀少，旧中国的历代也未设行政管理机构和驻军，加之没有近代测绘技术，对边界线具体位置一直没有标定。

中印之间之所以发生边界战争，除上述历史地理因素之外，其主要源头与症结在于英国人。可以说中印两国边界冲突是英国侵略所造成的“后遗症”，英国殖民主义是中印之战的始作俑者。

英国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的产物

19世纪50年代完成了对整个印度大陆的殖民统治后，英国侵略魔抓便伸向中国，在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南沿海的同时，在西南部则是以印度为最主要的基地，极力向北扩张领土，把西藏作为与俄争霸亚洲的缓冲战略要地。1 9世纪末俄国为扩张领土与英国对抗，曾派特使德尔智潜伏西藏25年，组织所为“西藏抗英独立”，在与俄博弈中，英国势力逐步向西藏渗透并占据强势。

1814—1864年间，英国逐一将尼泊尔、锡金和不丹变为英属印度的保护国。1888年，英军以边界纠纷和通商为名，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侵藏战争，迫使清政府订立了《中英藏印条约》及其续约，英国从中获得不少权益，如把锡金划归出去、强迫与亚东、江孜等地通商、开埠、治外法权等。1868年英印当局出版的地图中划出了所谓“约翰逊线”，在中印边界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将3万平方公里非法划归英属印度，但从未有英印军队进驻与管辖。

1903—1904年，英国谈判以通商为借口，又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侵藏战争，在帕里、江孜遇到西藏人民的英勇抵抗。英军在占领拉萨后迫使西藏地方政府订下《拉萨条约》。根据拉萨条约，开亚东、江孜、噶大克为商埠：赔款50万英镑；英军占驻春丕；西藏土地不得租让、典卖给任何外国；西藏铁路、矿山、电讯及其他权利不许任何外国享有，如允此权利与人，则应将相同的权利给以英国等。这一条约遭到清政府强烈反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军进入拉萨前出走蒙古，寻求清政府和沙俄支持抗英。英军在拉萨孤军深入，补给困难，气候严寒，不得不匆忙撤出拉萨。用武装侵略变西藏为其殖民地的目的没有达到，英国改变策略，力图利用清政府内忧外患的处境，拉拢西藏农奴主上层的一部分人，挑拨他们和清政府的关系，鼓动和支持他们搞“西藏独立”。

十三世达赖喇嘛1909年底回到拉萨，和清朝驻藏官员发生冲突，随即出走印度，为英国拉拢西藏上层提供了机会。

大清国覆灭给了殖民者机会

191 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英国乘中国政局混乱、中央政权变更之机，加紧了侵藏阴谋活动。1 91 2年8月1 7日，英国驻华公使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了干涉中国内政的五个条件：1、不许中国干涉西藏内政；2、中国官吏不得在西藏行使行政权，不得改西藏为行省；3、中国不得无限制派军队驻藏；4、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有宗主权。要求根据以上各点订立协议，并以此作为(英国)承认中华民国条件；5、在订立新协议前，封闭一切经印度通西藏的道路。随后，又向中国施加压力：如不接受，英国当以实力帮助西藏“独立”。民国政府外交部于当年12月严词驳复，严正指出：“承认中华民国是另一个问题，不能与西藏问题并为一谈。”

1913年10月，英国利用袁世凯迫切要求得到各国外交承认和国际借款的心理，在印度西姆拉召开所谓中英藏三方“西姆拉会议”，核心是策划“西藏独立”。史料记载，西姆拉会议一开始，西藏地方的首席代表夏札就抛出了与英国密谋的六条：西藏独立，西藏不能承认1906年的中英条约(1906年中英条约承认中国在藏享有主权)；西藏的范围包括昆仑山与安定塔以南的新疆部分，青海全部、甘肃与四川的西部、打箭炉及云南西北部的阿墩子；1 893年和1 908年的印藏通商章程应由英国与西藏当局修改，中国中央政府不得预闻；华官华兵不准入藏，也不准在藏居留，华商入藏须领有西藏政府发给之护照等。这是旧西藏地方当局在英国势力唆使下，首次公开提出西藏“独立”和所谓“大藏区”的主张。

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陈贻范奉命严正批驳。“西藏独立”方案失败后，英国代表又提出所谓“折中”的方案，将中国藏族居住区划分为“内藏”和“外藏”。内藏包括四川、青海和云南的一部分，中国拥有主权。外藏则包括现在的西藏和四川一部分，对于外藏，中国只有宗主权。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外藏自治”、“不得干涉其内政”，可以派驻藏大臣、驻兵，但是驻兵只能300人。其实质是把中央对西藏的主权篡改为所谓“宗主权”，使西藏在“自治”名义下，脱离中国的管辖。表面上，这与西藏地方当局提出“独立”计划似乎有所不同，把西藏“独立”变成了“自治”，但实质没变。

对此，当时中央政府代表仍予以拒绝。现在达赖喇嘛等人宣扬的“高度自治”“大藏区”等说法，其源盖出于此。

与此同时，在1 91 4年的3月24日，英国政府代表麦克马洪竞背着当时与会的中国政府代表，私自同西藏地方代表在印度新德里以秘密换文的方式炮制了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作为印藏边界线，把中国藏南9万平方公里大片领土划归英属印度。英国和西藏地方代表还偷偷把画有麦克马洪线的地图作为这个草约的附图，密谋迫使中国中央政府在条约草案上签字。由于此方案严重损害中国权益，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始终拒绝签字，民国政府也多次发表声明反对。直到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仍然公开声明，所谓“西姆拉条约”、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多次严正声明，说明它们是非法的。

英国人在西姆拉会议之后二十年时间，出于担心合法性不足，一直没敢公开宣布这个“条约”，也没有在英国出版的地图上改变中印边界的传统划法，更一直未采取军事行动占领该线与传统习惯线之间的9万平方公里地区。西藏地方政府仍在这一地区内的德让宗、达旺等地派驻官员，实施管辖和收税。西藏错那宗(县)政府夏季设在错那，冬季就搬到门隅地区的中心达旺办公，当期居民也主要是藏族及与藏族血缘关系很近的门巴人。1937年，英属印度的测量局出版的地图上第一次出现了“麦克马洪线”，却仍然标明这条界限是“未定标界”。直至1940年英国《泰晤士报》出版的袖珍地图集上，才首次正式标明“麦克马洪线”是印度东部的边界。在这一时期，英印当局开始派兵逐步控制其度联邦”正是这一遗产继承的集中体现。

“大印度联邦”原本是英国殖民势力向周边乃至东亚和印度洋沿岸拓展势力范围的战略构想。尼赫鲁则对它格外欣赏并加以发展与实施。他早在1934年就在自传中狂妄地写道：“我个人对未来远景的看法是这样的：我认为将来会建立一个联邦，其中包括中国、印度、缅甸、锡金、阿富汗和其他国家。”后来他又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作了修正，把他的“大印度联邦”定格在印度洋地区、东南亚和中亚西亚，而印度必将成为该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尼赫鲁设计出一个所谓“理想边界”，即将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和阿萨姆作为印度的防务内线，把中国的西藏作为“缓冲国”纳入印度的势力范围，将“麦克马洪线”和“约翰逊一阿尔达线”作为印中理想的边界线。尼赫鲁认为，新生的印度为此创造了大好时机，“大印度联邦”以印度自身为盟主，并以此为基础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1 947年印度独立之后，尼赫鲁一步步开始实施他的“大印度联邦”狂想曲。1947年3月，当时的印度临时政府曾游说西藏独立。尼赫鲁在会场上悬挂的巨幅亚洲地图将西藏置于中国的版图之外，后经国民政府代表郑彦的强烈抗议，尼赫鲁才给予更正。同年5月，印度临时政府还向西藏葛厦提出“继承并保持英国在西藏的特权和利益”备忘录。1 951年2月2日，印度军队乘中国在朝鲜激战无暇西顾，占领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重镇达旺，驱逐了当地的西藏地方行政机构。西藏地方政府当时对此提出抗议，印度政府却完全置之不理，并于1 953年内将其边境控制线全面推进到“麦线”，从而完全占领了“麦线”南面原属于西藏的9万平方公里领土。

进入50年代后期，印度政府在对华关系上一方面采取友好姿态，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另一方面却又暗中支持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在领土上采取北进扩张政策。1 958年，印度政府以外交方式在中印边界西段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因中印边界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从未被印度管辖过，1 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了这一地区后，印方在六年的时间里都不知道。后来印度政府承认，直至1958年7月号的《人民画报》上刊登了新藏公路通车的消息，印方才知道中国军队进驻了这一地区。同年8月21日，印度政府就中国出版的《人民画报》刊登新藏公路通车消息一事向中国驻印大使馆提出抗议。

当解放军进军西藏时，印度驻华使馆竟在向中国政府的照会中说：“中国军队之入侵西藏不得不认为是可悲的。”同时，印度还向西藏地方武装提供军火，阻止中方军队进藏。

1 956年1 1月下旬，印度邀请达赖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口2500周年佛教法会，企图要达赖留在印度，达赖在印度逗留近3个月，终被周恩来总理劝说回国。在印度当局的允许下，逃往印度的叛乱分子频繁与美、英等国特务接触。1 958年叛乱分子在国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在噶伦堡成立了“西藏自由同盟”、“佛教协会”等反动组织，作为武装叛乱活动的指挥部。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政府指出，美蒋特务及西藏反动分子等以噶伦堡为基地，策划在西藏发动武装叛乱。

1959年3月，达赖在上层分裂势力裹挟下，发动叛乱。印度政府支持西藏叛乱，公开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3月31日，达赖一行进入印度控制区的当天，尼赫鲁就在印度人民院发表讲话，他说“印度政府给予达赖喇嘛政治避难”，“达赖在印度期间将获得尊敬的待遇”。达赖抵印度境内后，印度当局待之为上宾，尼赫鲁亲自予以接见。3月1 7日至4月27日，在1个多月时间里，尼赫鲁连续7次在印度议会上大谈西藏问题，多次表示同情“西藏人的自治愿望”，反对“中国的武装干涉”。印度的达拉萨拉成为达赖集团分裂活动中心场所，印度政府一直全额负担达赖喇嘛在印度的安全保卫、医疗保健和到外地视察的开支费用。除此之外，在印度支持下，西藏分裂势力还秘密组织了一支8000藏兵的“敢死部队”，每天早上起来喊“达赖万岁，我们要解放西藏!”至今这支部队还存在，受印度对外情报局(RAW)调动。

中方的克制与原则立场

中国政府在50年代后期就中印边界问题就表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即认为两国之间存在着一条传统习惯线，同时承认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未决问题。中国政府尽管对于印度单方面划出边界线并强加于中国的做法阐明了原则立场，但是从维护中印友好的大局出发，中国方面仍主张，对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应以双方友好的根本利益为重，应采取互谅互让态度，考虑到历史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地加以解决。在此之前，作为临时措施，双方应维护边界现状，不在边界上采取片面行动，更不应以武力改变边界状况。中国军队平息西藏叛乱并追击向印度逃窜的叛乱武装时，虽然接近“麦克马洪线”，但为避免中印军队发生冲突，中方要求部队不得越过也不要太靠近“麦线”。

当时中国领导人考虑的战略重点一直在东部，并不想在西部分散注意力。中方认为，当时美国是中国最主要的对手。美国通过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越、柬、老)对中国形成所谓“三管齐下”的战略围剿姿态。当印度利用西藏问题在国内掀起反华浪潮后，毛泽东于同年5月间亲自修改了向印度外交部的书面谈话，开诚公布地说明：“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向是在东方，而不在印度”。“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基于这一战略重点的考虑，对中印边界问题准备以互谅互让的方式解决，或以维持现状的方式先行搁置。1 959年1 1月，毛泽东提出了在中印边界建立隔离带的设想。1 1月7日周恩来致函尼赫鲁，希望两国就边界问题举行谈判，并建议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为此中方决定采取单方面的隔离措施，中国军队单方面不进入实际控制线本侧20公里之内，这使两国军队在边界上脱离接触达两年多。此后不久，1 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第四次访问印度，在两国总理的会谈中提议以尊重边界现状为基础，在东西两段边界上以互谅互让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

然而，印度政府对中国的克制却置若罔闻，拒绝接受后撤建议，还以不能接受整个边界未划定的说法为借口，认为中印两国之间“不可能举行任何谈判”。同时又不断派军队在边界线上向北推进，加紧进行备战，最后终于导致1 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全面爆发。

编者简介:杨荣标，1950年出生，1969年参军，曾任团政治处主任、师司令部直工科科长。1987年底转业至金华市财税系统，任税务稽查局局长8年，2010年在金华市国税局总会计师位上退休。现任金华市税务学会付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