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受命而作的东西，往往语不惊人死不休，先说一个现代笑话：一个品性不良，不务正业，老是花天酒地的男人死了，他太太平时虽然恨他入骨，但也不免含悲在灵前谢客。听到朋友在念祭文时，有一段竟是：君性纯厚、品性兼优、赡家教子、济弱扶贫，无不爱戴。他老婆低声问儿子：“你快去看看，棺材里躺的是不是你爸爸？”

我们就有理由相信，那些溢美之词是不是真的，有人说，古代人比较实在，特别那些名人们，要自己的名声，不会为五斗米折腰，不过看看苏轼写的《潮州韩文公庙碑》开篇就是：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

有这么厉害吗？后面还有那个叫“文起八代之衰”的著名之说也是来自这里，百世师，天下法，那是前无古人的，韩愈不过是一个文人，一个算不上政治家的官员而已，天下像他这样的人多的是，写这篇文章的苏轼就是。

受命之文还有一个，就是寄托自己的情感，是了，我们的民族脊梁们不为日本鬼子唱戏、作文，歌功颂德，是被万古流传的。

所以作文还要看对象，不是所有人想为所有人做文章的，记得章士钊的那副著名对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而蒋就吹嘘和寄托自己的感情了：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

所谓春秋笔法和董狐笔，折射出我们民族的一种历史态度。

自己是老师，不能自己说，韩愈当老师就很耐人寻味（见《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得让别人说，自己说，我就是神，你们顶礼膜拜吧。

我们见到的怪现象，领导说的对，要实行，说的不对，要在理解中实行，一旦不是领导了，就翻了个个，我们这种文化就较多的注入了这个，百世师不恰当，还是领导为师的好。

所以我们的老师很多，却不能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