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必胜  中国梦必成

              ——参观盘山烈士陵园的感思

                         作者:王建军

     2021年4月16日我有幸到盘山烈士陵园祭奠先烈，接受党史教育，并在陵园展览室参观了盘山革命斗争史图片和物品。通过这次党史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思，对我们的民族、文化、中国共产党有以下几点感悟,所以有中国梦必成的感叹。

      一.中华民族每个时代面临危亡时都会涌现出一群精英群体，他们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展示材料证实三十年代初，李子光放弃北平的舒适生活，到蓟县县城以开设“一分利”文具店为掩护，做党的工作，陵园里的田野、包森、王崇实、王少奇、杨大章……等先烈他们就是中华民族精英的代表。华夏立国后的商汤、屈原、卫青、霍去病、岳飞、辛弃疾、史可法、文天祥……各时期民族英雄浩如星河。

      清王朝鸦片战争开始了民族衰败的历史，这一时期能认识世界的有林则徐、关天培、魏源等一代，洋务运动时期出现了左宗棠、曾国藩、张之洞、聂世成、邓世昌等人，末期则更为悲壮，戊戌变法，“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流血而牺牲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嗣同始。”明知不可活而慷慨赴死的谭嗣同。

       史料中偶尔能看到的一段历史记载，民国时期的军事家蒋百里将军就有这样对日作战的规划，大家广知的“空间换时间、诱导日军进攻由北向南改为由东向西。”实事证明战略上我们高日本人一筹，其实在甲午战争中清朝也有人提出只要不投降，日本就败了，无奈遇到了颟顸的满清贵族。我们共产党人也认可这一点，著名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首句歌词就是“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承担。”民族自豪、责任担当、坚定的信仰，随着一串串音符挟着强烈的感情喷涌而出。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在众多英雄群体中脱颖而出。

      1986年11月邓力群在韶山参观毛泽东纪念馆时说：“像毛主席这样的伟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他的认识会越来越深。”毛泽东思想将历久弥新，随着历史的发展更加晶莹，为人类的进步指出理论指导。让我们回忆一件历史往事体现伟人的旷世奇才。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 毛泽东飞抵重庆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期间，柳亚子赠毛泽东七律一首，同时向他“索句”。毛泽东便把9年前创作的《沁园春·雪》书赠给柳亚子，并致信云：“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 。柳亚子得到毛泽东的回复，欣喜万分，深为毛词那磅礴的气势、丰富的内涵、深刻的思想所折服，不禁称赞道：“展读之余，以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轼)、辛(弃疾)未能抗(相比)，况余子乎？”不久，他就作了一首“次韵毛润之初行陕北看大雪之作”的和词，并把这首“和词”和毛词一并交给《新华日报》，要求同时发表。柳亚子“和词”一发表，立即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人们很想拜读毛泽东的“咏雪”原作。当时重庆民营报《新民报晚刊》的副刊编辑吴祖光对此事尤为热心，他四处奔波，几经周折，找来了好几个人传抄的却不全的毛词，最后把三个传抄本凑合起来，终于得到一份完整的《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吴祖光如获至宝，感到这“自铸伟词”、 “大气磅礴”的咏雪之作“睥睨六合，气雄万古”，是“可遇难求的最精彩的稿件”，于是在11月14日该报副刊《西方夜谈》的显著位置上以《毛词·沁园春》为题隆重推出这首杰作，并在该词后面配发了一段热情洋溢的“按语”——“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不久，重庆《大公报》因势而动，将《新华日报》上的柳亚子的和词和《新民报晚刊》上的《毛词·沁园春》集于一起， 以醒目版面再度刊出，又一次引起人们的争相传阅，这是毛词“传抄稿”在重庆的第二次发表。随即山城的各大报纸竞相转载，无一例外地发表了大量的步韵、唱和之作和评论文章。毛泽东咏雪词两度刊载后所产生的“轰动效应”，使得国民党当局惊恐万分，坐卧不安。蒋介石看到这首词后恼羞成怒。他问专门为他起草文件的秘书陈布雷：“你看毛泽东的词如何？”陈布雷如实答道：“气势磅礴、气吞山河，可称盖世之精品。”深知文化可攻心的蒋介石马上反应，必须以诗词的形式予以回击。按说蒋介石自己能写出一首胜过毛泽东的诗来，是最有说服力的。但他知道自己在这方面根本不是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忿忿地对陈布雷说：“我看他毛泽东野心勃勃，想当帝王称王称霸，想复古，想倒退。你要赶快组织一批人，写文章批判他。”12月4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等报刊同时登出了“围剿”毛泽东《沁园春·雪》的和词。易君左等一批御用文人以“唱和”为名，以“反帝王思想”为幌子，骂街似的大肆攻击毛词，妄想把毛词的巨大影响“扫荡”下去。重庆文化界的进步人士纷纷加入了以唱和为形式的论战行列，跟国民党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毛泽东看了由王若飞收集的重庆国民党报刊攻击《沁园春·雪》的所谓“和词”和文章后，在给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齐生的信中说：“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并付一观”。为了消除这首《沁园春·雪》的巨大影响，国民党还煞费苦心地暗中通知各地的党组织，要求会作诗填词的国民党员每人写一首或数首《沁园春》，拟从中遴选几首在意境、气势和文笔能超过毛泽东的，然后以国民党主要领导人的名义公开发表，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比下去。这次征词活动，虽然各地先后送来不少应征作品，但都是一些平庸之作，没有能和毛词相比的，组织了这么大规模的征集活动，却没有征得一首“满意”之作，国民党很是伤脑筋。后来，他们虽在重庆、上海等地又拉了数名“高手”作了几首，但仍拿不出手，再后来也就只好不了了之，直到国民党逃离大陆，也没有哪个能写出“毛泽东级别”的词作。由于国民党的这次活动是暗中进行的，又未成功，所以一直秘而不宣，就是败退台湾后，他们都对此事也守口如瓶，惟恐世人讥笑。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由当年参与这次活动的国民党要员透露出来，被台湾政论家孟绝子得知而公之于世。

     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为国家民族的“救亡图存”，一代代前仆后继，一如既往，使得这个民族衰而不亡而后凤凰涅槃重生。

     二.五千年华夏文化的厚重积淀和璀璨文明，为抵御外侮提供了厚重的精神底蕴。盘山革命队伍以简陋的装备、弱小的力量、艰苦的环境不断打击敌人，是中华文化给了他们信心、胆气和自信。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

     党的十九大鲜明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说，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都离不开我们深厚的文化根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项显著优势。滑铁卢战败的拿破仑被关押起来，属下阿美士德计划他带领欧洲铁骑去征服这个富饶的东方古国，而拿破仑则是非常不屑的瞅了他一眼，继而非常严肃的对他说：“中国是一头雄狮，只是他睡着了。这头雄狮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颤动，我们尽量不要惊醒他。”他说这话时，清王朝的腐朽、人民的贫穷已经被列强悉知，只是还没有表现出孱弱具体事件之时，他死后二十年，“鸦片战争”英国把清朝打出了原形。拿破仑明知清朝虚弱而不来抢掠，是因为他目光长远独到，思想深邃境界高达，慑服于中华文化博大。最近我看到这样一个视频，庚子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美国有一个知华百人智囊团，其中有一个人，可谓高人，他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以后一定会崛起，成为美国的唯一对手。怎么办？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钱退还给中国，建一所亲美学校，培养亲美人才，这样才能避免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这所学校就是今天的清华大学前身。多年前看过一本美军将领（可能是史迪威）回忆录，他指责蒋介石消极抗战，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部队，蒋介石辩解说用中国人的智慧就可以战胜日本。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蒋介石也有依靠厚重的中华文明就能战胜日本岛国野蛮的思想。其实少部分有头脑的日本人也对中华文明是畏惧的，石原莞尔这个顽固军国主义分子、1931年“9.18事变”的主犯之一，他就主张侵华‘只能蚕食，不能鲸吞’，他积极参与占领东三省，但反对占领华北，因此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他知道日本必败，于是他开始耍滑头，每每遇事与上司对抗，后来调回国内军部依然如此，最后被清除军队到预备役任职，因此这个战争罪魁祸首逃脱了战犯审判。九十年代播放的一个专题片，东京大学的一个教授就说过，整个日本近代史也没有出现过一个能写出《论持久战》战略思想家。1938年5月，全面抗日战争进入第10个月。一方面，日军势头凶猛，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相继陷落，武汉危急；另一方面，八路军115师取得平型关首胜，国民党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面对错综复杂的战争局势，在政治、军事、社会各阶层，众说纷纭、观点林立，尤以“亡国论”和“速胜论”为代表的两大论调此起彼伏，一时间国民思想陷入迷茫，何去何从莫衷一是。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在延安的窑洞里，深入总结十个月的战争实践，5月26日至6月3日，用8天9夜写下了5万多字的鸿篇巨制——《论持久战》。这部伟大著作，有力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科学预见了抗战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3个阶段，雄辩地作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的结论。　日军的前关东军参谋长，陆军航空兵中将远藤三郎(えんどう さぶろう、1893年1月2日 - 1984年10月11日)，在轰炸重庆时，他是第三飞行团团长。当年，他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抗战初期，他也不明白强大的日本为什么战胜不了中国？在日军侵华后期，他看了毛泽东主席的《论持久战》，对战争的意义豁然开朗。他幡然醒悟，成了“反战派”，他认为决定战争的不是武器，是人心。他说，读了《论持久战》，一夜之间觉悟了，意识到中日之间的较量，不仅是军事上的较量、现代化上的较量、国与国之间的较量，更是政治上的较量、意志上的较量、全球战略的较量。这既是一个战败者的深刻反思，更是对伟大对手的由衷诚服。他在1956年申请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他把一把祖传的日本军刀亲手交给了毛主席，表示日本军人从此永远不再和中国打仗了。并为往日的战争行为道歉。毛主席在接受了他的军刀以后说："不需要道歉，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这就是毛主席的幽默）。主席送了他一幅齐白石先生的原作，上面有毛主席的亲笔题词"承远藤三郎先生惠赠珍物，无以为答，谨以齐白石画一幅为赠"。远藤三郎回国后于当年写了一本书，叫做《旧军人所见之中共--新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的实际状况》。1972年远藤三郎再一次以"日中友好旧军人之会"会长的身份访问中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回去又写了一本书，叫做《日中十五年战争和我》 ，里面讲了他是怎么样作为一个将军级的人物参与了十五年的侵华战争的，反省他本人和他的军队在对华战争中的罪恶。由于他在出版的日记中披露了石井四郎的731部队拿活人做实验的事实。被日本右翼骂为国贼和赤色将军，几乎所有的前陆军同僚都和他断了交。他就像一个得道的僧人，他说："觉悟于一夜之间"。[以德致胜者昌，以力致胜者亡]。“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让中国原本一盘散沙的四亿民众，各党派、军阀割据势力、各社会力量空前团结。“宁折不弯宁死不屈”涌现出了八女投江、赵一曼、杨靖宇、张自忠……这都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三.中国共产党唤醒了民众，把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空前地动员与组织起来。抗日战争中的民众动员，是中国历史上从未经历过民众动员。盘山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当时盘山抗日根据地有三多“干爹多、干妈多、干儿子多。”这都是救命之恩，民心所向。

    杨妈妈是盘山地区抗日堡垒户中的杰出代表，曾经多次冒着生命危险送情报，也曾为掩护子弟兵多次遭受敌人毒打，在盘山坚持斗争的同志没有不认识她的，大家都发自内心地称她为“杨妈妈”。1942年秋天的午后，一个十七八岁、提着短枪的小战士向杨妈妈的屋子飞奔了过来，后面紧追着一大群日伪军。这时候再换衣服或者钻进地道里已经来不及了。此时，杨妈妈急中生智，从发霉的酱碗里挖出一坨臭酱，抹在小战士的脸、胳膊、脖子上，做出生疮长脓的状态，让他躺在炕上装病。随后，她迅速抄起自己的烟袋锅挖出烟油抹在眼上，顿时泪如雨下，放声大哭起来。这时候，鬼子兵已经闯了进来，杨妈妈看到敌人哭的更加热闹了，一边哭一边喊：“老总啊，我的儿子得了传染病，眼看就要不行了，我可怜的儿子呀。”此时，日伪军看到地上桌上一片狼藉，闻到屋子里臭气熏天，躺在炕上的病人更是奄奄一息，身上生满恶疮，吓得连忙捂住鼻子后退了几步，转身就跑了。就这样，杨妈妈用她的机智和勇敢救了小八路。1945年5月26日，冀热辽第十四分区党委召开抗日群英表彰大会，杨妈妈被授予“八路军母亲”的光荣称号。为了帮助杨妈妈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当时的河北省人民政府专门授予杨妈妈一枚图章。无论她的家中有什么困难，只要在来信上盖上这枚图章，问题就会很快解决。但杨妈妈把它看作是至高无上的革命荣誉，是党的关怀和信任，珍藏了十几年，从未因个人的事情用过它。杨妈妈是拥军模范的代表，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老区人民山一样的淳朴热情和海一样的宽广胸怀。西汉武帝开始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论语.泰伯篇》就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理论。

    明朝是中国最后一个汉民族封建王朝，即使亡国在即也没有出现和亲等辱国事例，更没有割地赔款。清朝愚民更甚，因为人口比例太少，害怕汉民族思考觉醒。1644年满清入关时明朝有人口近1.5亿，而按清朝自己的记载,满人入关总共34万,满洲八旗4万多,还有很多其他民族,汉军八旗26万多,蒙古八旗2万多;汉人占了满族总人口的80%以上。清末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严复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这段话极其深刻。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从来是“家天下”，统治者只对家族、姓氏负责，不对国家、民族负责，全社会没有“天下为公”的理念和实践，怎么可能要求民众与你“万众一心”？由于长期封建专制统治所造成的封闭和愚昧，加上近代以来殖民地半殖民地处境的摧残和窒息，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品格几乎丢失殆尽，一般中国人尤其是农业人口，在侵略、压迫和摧残面前表现麻木、散漫、冷漠甚至无为的绝望。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对这一精神状态的传神描述。近代以来，不少仁人志士由于未能认识到普通民众中蕴藏的伟力，不把组织民众、动员民众、唤醒民众作为变革和革命重点。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洋务自强”，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维新”，再到孙中山组织的一次又一次会党起义，基本都是力图依托少数精英完成对社会改造，民众只是改造的对象而不是变革和革命的动力，最终导致变革与革命一再失败。鸦片战争是中国百姓跟随英国侵略军队伍送蔬菜、食品补给；德国占领青岛乘舢板无法靠岸，许诺给钱后是中国人身体背负德军上岸；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城，是中国人带领侵略军由下水道攻入城郭……日本人曾经很敬畏中国，改变从甲午战争开始，萨苏在日本阅读了大量关于甲午战争的史料，他说，出乎意料的是，战争爆发之前，日军不但没有打到山海关的思想准备，甚至没有打过鸭绿江的作战计划。在题为《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一文中，萨苏写道：“因为在平壤缴获了叶志超丢弃的大量装备，日军士气大振。清军陆军的行营炮和连发枪比日军的装备还要先进，却一触即溃，令日军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然而，他们还是遵令在鸭绿江停了下来，并没有敢轻易渡江。这时，对岸却来了一支清军骑兵——这就是所谓的‘八旗铁骑’了。日军只有三十人的先锋部队隔江开枪射击，并且就地准备掘壕防守。不料清军几百人的马队立即蜂拥而逃，丢盔弃甲！于是日军小队长就自作主张渡江追击……后续的日军随即跟上。违抗命令如何？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确切地说，这些违抗命令的日本兵只是发现了一个事实。“从那一刻，中国的尊严，在日本人的心中已经荡然无存了。”“从那一刻，‘九·一八’和‘七七事变’的种子已经发芽。只要中国稍有反抗，日本就要‘膺惩支那’。因为，在日本人眼里，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根本不配有尊严二字……”孙犁先生在抗战期间有一篇散文“地下党员XX抱着孩子和乡亲说着意味深长的话。”所谓飞鸟留痕，也许就是“日本鬼子侵略我们，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穷人团结起来就能改变这个压迫人的社会。”这一两句意味深长的话，在蒙昧人的头脑里如流星划过黑暗的夜空，如清风吹进浑浊沉闷的空间。中国共产党人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如星火燎原壮大成长，因此被日酋冈村宁次称为“治安之癌”。日本侵略者发动的战争使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大大超越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的广阔空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一个家庭中父亲是农救会员，大儿子是工救会员，媳妇是妇救会员，小儿子是青救会员，孙子是儿童团员，各自分工合作，为抗日救亡努力。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刚刚懂事的儿童，都积极投身到抗日根据地的政治体系中来。这是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景象，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血肉筑起的钢铁长城，由千千万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结成的铜墙铁壁。其实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乏积蓄于生命中的火种。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和巨大潜能就像熔岩和地火一样，被长期压藏在普通民众心底。共产党组织、动员民众的核心与关键，不是创造一种全新的理念，而是激发民众心中潜在的火种。那里有一种不须言传的民族心灵约定，麻木千年、沉睡千年也会被触发和唤醒。点燃它，这个民族就不会堕落，不会被黑暗吞没，不会被侵略者征服。这也正是那些洋洋自得、以为短时期就可灭亡中国的日本侵略者巨大悲剧所在：原来以为对手只是中国执政当局及其掌握的武装力量，现在发现还必须面对觉悟的、有组织的，开始为捍卫自身利益英勇战斗的千千万万普通民众。曾在中国尝尽甜头的侵略者跌入它们最大的战略失算：完全没有想到面前出现了一个全新力量。由中国共产党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民众，为侵略者垒起一座永远无法逾越的高山。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队在华北战场几乎一溃千里，华东和华中战场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也未挡住日军进攻。事实很明显：仅仅靠正面战场和正规军队，中国的抗日战争很难取胜。真正发现全新取胜资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句话说得非常有力，被广泛引用。还有一句说得更好，但却很少被引用了：“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这触到了中国至弱的根源。1938年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史学家蒋廷黻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发出设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回答这个问题的资格，历史把它留给了中国共产党人。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的组织和深入的动员，使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贫苦大众第一次认识了自己，认识了抗战，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几千年不曾认识的自己拥有的力量。这一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民众从传统的家庭观念、家族观念向民族意识、国家意识迈进，从而积极、主动地投身到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中。中华民族第一次形成全民共识：为了生存、发展、繁荣、昌盛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必须在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肌体上，构建自己的新型民族国家。

     1912年成立的民国，是这一艰难探索的起始。30余年实践证明，它不稳定、不持续、不繁荣，最终既无法完成救亡，也无法完成复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稳定、持续、繁荣、既能完成民族救亡、又能完成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政权和国家体制。历史证明：只有新中国，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和集体判断。

     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新中国不但从根源上消除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迹，而且从根源上清除了“一盘散沙”的涣散状态，中国人民被前所未有的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稳定、繁荣、昌盛，能够完成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全民抗战中的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最终成为了中华民族培育新社会的摇篮。新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稳定的、繁荣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今天回顾可以清晰看到，没有民族危亡中实现的民族觉醒，没有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没有反抗侵略中锤炼的战斗队伍，这一胜利肯定不会这样快的到来。美国人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在《世界政治》一书中说：“历史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在战争的经历中形成的。”中国同样概莫能外。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一般来讲，大国的标志是有能力打赢战争。”同样讲得很好，正是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抗战胜利，使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大国之列。中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中表现的深刻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英勇的民族抗争、坚强的民族组织，成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成为今天和今后继续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支撑。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这句话说出了一百多年来所有中国人的心声。2014年3月，我们领导人在巴黎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大会上也讲了一句话：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

     出了陵园天空乌云低垂，不一会儿铜钱大的雨点砸到了地面，大雨倾盆而下同时伴随着阵阵雷声，这么大的雷雨天气在春天是很少见的。莫非我们今天的祭奠被烈士关注引起天体感应，回首莽莽群山与乌云连成一色，我觉得这就是烈士雄魂筑起的长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脊梁。

注：本文第三部分后半部节选自金一南将军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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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任编辑:半醉半醒  诗茵若雨

作者简介：

       王建军天津市宝坻区人，文学爱好者，在《秦柳》发表小说《税官老耿》、杂文《婚庆变迁记》；“宝坻报”发表《读书的享受》、《刘禹锡的人格著就（陋室铭）》；山西日报集团下属《发展导报》发表小说《陈志文待客》，杂文《我理解的武大靖》；宝坻区政协“文史集萃”《饭桌上的变迁》、《战斗英雄王连昌》；宝坻区作协纪念改开四十周年文集收录小说《马局长请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