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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主义是象牙塔的标配，是象牙塔腐蚀所有阶级社会的源病毒。对象牙塔笼罩的社会来讲，精英主义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如跗骨之蛆无法根除。
…………
无产阶级革命，虽然从理论上是反精英主义的，但限于历史现实，它不能完全脱离精英主义的束缚，因此也必须面对精英主义的问题，如何处理精英主义，同样决定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一旦被精英主义裹挟甚至控制，那无产阶级革命就必定招致重创甚至濒于失败。
中国共产党奋斗的一百年，从文化上讲就是与精英主义斗争的一百年，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活力如初，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未向精英主义屈服，哪怕是最艰难的时候，它与精英主义的斗争也是毫不含糊的。
——摘自《象牙塔的现状与末日》第18节
“我从黑暗中反叛而来，却不属于未来的光明之地。我的脚踏在黑暗和光明的交锋处上，或许有一天黑暗会把我吞噬。可是为了人民，为了你们能走向光明，拥抱光明。我，我愿意去直面黑暗，因为我相信，终有一天阳光会普照整片中国大地，我坚信！”
——摘自《象牙塔的现状与末日》第30节
象牙塔的现状与末日
文/李梦痴
01、万雪斋跪程明卿——象牙塔的棒下余威
万雪斋和程明卿是《儒林外史》里的两个人物。
万雪斋是杭州盐商巨富，家财万贯，穷奢极欲附庸风雅。每日养着一帮笔墨帮闲挥毫泼墨，也显得自己很有些斯文修养。富而优则文，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万雪斋还给儿子说了门亲，是当朝翰林的女儿。和翰林攀亲家，万家便自然也显得像是簪缨冠盖的体面文化人了。这种用钱买身份的事情，在明清时代比较流行，也算是“资本主义萌芽”抬头的标志吧？
但这万雪斋其实就是个爆发户，和斯文唯一的交集，就是曾做过程明卿家的书童。程明卿原本也是盐商，已经没落破产，财力势力都远不及万雪斋。但当时万雪斋的发迹，却也得了程明卿的提携，程明卿看万雪斋精明，就把他提拔成家里招待客人的小管家，再后来万雪斋试着做盐生意，一点点发达，最后气焰声势财力就远远高过旧东家程明卿。
但不管怎么说，程明卿毕竟是万雪斋的老主子，万雪斋对程明卿的忌惮，一直压在心头，无法释然。别人也知道他的忌讳，在他面前从来不提程明卿，免得他难堪。但忌惮就是忌惮，忌惮是藏不住躲不开的，如果你不能化解忌惮，它总会在最不恰当的时候找上门来。
万雪斋给儿子办婚事那天，高朋满座，冠带如云，大约是借了翰林的风光，来了很多体面斯文的朋友，把书童出身盐窝子起家的万雪斋，也烘托得像个文化名流似的。谁知这洗脱暴发户底子的关键时刻，老东家程明卿不请自来，一顶小轿停在万家大门口，万雪斋亲自迎接，到轿前身不由己噗通跪倒，程明卿没有下轿，算是给万雪斋留了最后一点面子，最后万雪斋用万两银票请走程明卿，算是在斯文朋友间保住了面子。但万雪斋身不由己的一跪，却把他经营半生的体面跪得荡然无存，更跪出了象牙塔气象森严的余威。
一朝为奴，不管你后来发达到什么程度，如果你不摘掉膝窝处那跪出来的软骨，那在主子面前，你永远站不起来。
象牙塔曾奴役中华民族上千年，人们早已习惯把它供在头顶。
看看过气的程明卿，分分钟让煊赫的万雪斋跪在轿前，再反观现代的中国，想真正在象牙塔面前站起身挺直腰杆谈何容易？
这也许就是象牙塔的现状吧？虽然颇让人难堪，但这就是绕不过去的事实。就像万雪斋很难绕过心头的程明卿一样，现当代中国想绕过传统的象牙塔更是千难万难。
02、人生最难除迷信
毛主席曾给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分享一条经验，那就是“破除迷信”。
破除对殖民者的“迷信”，才能真正从殖民压迫中解放出来。破除迷信，不只是政治上经济上从殖民压迫中解放出来，更是精神上心理上文化上从殖民驯化中觉悟过来。如果没有精神上的觉悟，没有文化上的破除迷信，即便政治上经济上取得成功，最终你还是蹲在殖民者的胯下，哪怕殖民者已经今非昔比成了过气的程明卿，你也全身心地随时准备跪倒在殖民者的小轿前。那些无廉耻无人格的乱港分子，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吗？
砸碎现实枷锁固然是解放的标志，破除精神枷锁其实也是必不可少。毛主席“破除迷信”的说法，不仅是对第三世界争取独立解放的志士的建议，也是对正在投身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号召和激励。正在筹划将社会主义改造推向深入的毛主席，恐怕已经敏锐地洞察了象牙塔的新动向，并对象牙塔之症开出了民权革命之方，那就是“破除迷信”。不仅破除对帝国主义的迷信，还要破除对封建传统的迷信。
但是，破除迷信谈何容易，人这一生中最难的事业就是破除迷信。
迷信是人的精神依傍，是人的心理维系，是人的最根本的参照。参照系是不能推敲的，是非理性的。你只有“迷信”牛顿物理参照系，才能熟练运用牛顿的物理定律。所以，迷信对时代来说，是无解的顽疾。迷信，是每个时代得以展开的依据，而破除迷信，则是时代进步的前提。
只有破除了对殖民者的迷信，才能真正结束殖民时代。只有真正破除了对绅权象牙塔的迷信，才能真正结束封建绅权时代。
马克思说过：“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如果有生之年不能摆脱这梦魇，那就注定会死在这个梦里。
而用意识控制自己不去做梦，是最难的事情。
破除迷信，就像用意识控制自己不做梦一样，不经精神上的脱胎换骨甚至浴火重生，是万难做到的。你甚至可以努力让自己不低头不下跪，但你没法让自己不做梦。
惟其如此，象牙塔才能穿越新民主主义的烈焰，仍弥漫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精神天空。
03、象牙塔的核心价值观
虽然“破除迷信”是现代文化革命才有的口号，但“破除迷信”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却也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只不过以前没有这个名号而已。一向以改良主义著称的中国历史，其实不乏“破除迷信”的革命性行为。中国历史的大发展，都是从“破除迷信”开始的。象牙塔更是历经一次次迷信的破除，才迈过昨日的辉煌走向今日的腐朽。
比如开创西周制度的那些政治家，就破除了殷商神学迷信，建立了独立于神权之外的世俗伦理社会。为中国古代史打开新纪元。
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就破除了宗法万能的政治迷信，实现了一元的救世安民框架里的多元的思想解放，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注入崭新活力。
比如开创秦汉政治思想体系的伟大先贤，就破除了精英自由豪门自立的迷信，把中华民族组织成一个稳固的政治文化实体，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夯实了基础。
再比如玄学思想家，破除了门阀文化迷信，为绅权文化的发展打开天窗。
再比如缔造科举制的先驱们，破除了门阀政治迷信，释放社会能量，为新盛世打开大门。
再比如伟大的禅师，彻底颠覆了精英主义文化基础，破除精英主义迷信，为绅权象牙塔的倒掉埋下了千秋伏笔……
中国历史经历了太多破除迷信的关节，象牙塔也在这一次次破除迷信中蹒跚走来。从神权到绅权，有关象牙塔的迷信不断被破掉，但象牙塔一直没有倒掉。可见，那些历史上被破除的迷信，只是象牙塔的病症，并非象牙塔的病灶，你可以破除若干象牙塔的具体表现，但你若不能触及象牙塔的核心价值观，你就没法根本上治愈象牙塔的病情，没法根本上改变象牙塔的面貌。
象牙塔的核心价值观，既不是神权，也不是绅权，既不是祭司，也不是门阀，更不是知识文化财富权势，这些迷信都可以破除掉，但只要象牙塔的核心价值观不倒，神权神权祭司门阀知识文化财富权势的梦魇就永远不会散去。而这梦魇的核心，就是精英主义，就是那种人可以因某种“人为”的因素和标准而分出“天然”的高低贵贱的精英主义。
几千年来，人们破除了各种有关象牙塔的迷信，但无论破除哪种迷信，都只能进一步增强象牙塔的核心迷信，那就是精英主义的迷信。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中国建立以前历次的破除迷信活动，包括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都只是加强了象牙塔精英主义迷信，对破除象牙塔迷信，绩效甚微。
04、精英和精英主义
精英主义迷信，是人类迄今为止，困扰所有阶级社会共同的问题，在西方，捍卫精英主义迷信的利器是教会的神启绞索和财阀的金融镰刀，而在中国，精英主义迷信征伐天下一统江湖的武装就是象牙塔的文化大棒。
精英主义危害极大，它割裂社会关联，制造阶层固化，窒息政治活力，腐蚀生产关系，它是剥削和压迫的理论基础，是阶级社会所有病症的根源。它从根本上颠覆了人与人的健康关系，因此它是阶级社会真正的病灶。
虽然精英主义是社会毒瘤，历史顽疾，人类进步的死敌，但精英主义的产生，却有着实实在在的社会基础，也正因为此它才成为困扰古今中外的最大毒瘤。
精英主义起源于精英，精英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普遍现象，每个时代每个群体每个行业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精英，精英是群体中能力较强贡献较大的人。大家从事同一个工作，总有些人在工作中表现出更强的执行力更好的把控力更深的判断力等等，这些人在工作中自然就能比其他人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人们对他们的尊重信任也就更大一些，他们的影响力也就更强一些。这就是精英产生的社会基础。精英主义就是行业对精英的尊重扩大成社会对行业精英的尊重，把精英对本行业的影响力泛化为精英对全社会的影响力。
当然，想要泛化成全社会的影响力，自然就要把其他各行业的精英都排挤掉，只把自己要标榜的行业推上象牙塔尖。这样才能实现精英主义对全社会的控制。本来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只有一个行当的状元才能成为全社会崇拜的精英。到底哪个行业才是领袖群伦的行业，要经过惨烈的斗争才能确定下来。
比如中世纪西方，就是以教会的精英为全社会的精英，把虔诚作为价值标准，那可是无数前仆后继的殉教者在火刑柱上用自己的膏脂熬出来的统治地位。
再比如近代西方，就是以财阀的精英为全社会的精英，把财富作为价值标准，那可是资产阶级收买无数流氓无产者和利益代言人用血腥的暴力革命打下的江山。
中国的象牙塔，就是以文化的精英为全社会的精英，把文化作为价值标准，虽然不似教会和资本那样血腥惨烈，但斗争的旷日持久规模浩大，却绝非教会和资本能比的。
其他行业，没有经历有组织有系统有目的的斗争，因此他们的状元不能成为全社会的楷模，只能是行业内的榜样，他们没法成为统治阶级，没法用自己的精英做精英主义的基础。
这是精英主义的历史形态，也是精英主义与精英之间脆弱的历史关联。
05、精英主义与英雄史观
精英主义的本质，就是拉精英的大旗，做寄生的虎皮。
精英主义本质上是寄生性的，它其实是寄生在本行业精英的影响力之中。本行业精英影响力越大，精英主义寄生的收益也就越大。因此精英主义的法宝就是造神，打造本行业精英的神话，煽动全社会的崇拜，然后自己从中寄生渔利。
比如耶稣是真正的宗教精英，而《十日谈》里记录的那些贪婪淫荡的主教连渣滓都不如，让这些渣滓在信徒中赢得和耶稣相仿的尊重，就是精英主义偷天换柱的移魂大法。
而精英主义的寄生性和其他类型的寄生性有个本质差别，其他寄生通常是比较低调地寄生，精英主义的寄生却要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地寄生。
比如乞丐不事产业以乞讨为生，也算是寄生，但乞丐是通过给人行礼求人施舍。
精英主义不然，精英主义是要人给他行礼，受人供养。他要骑在别人头上寄生。
相比之下，乞丐还略有几分可怜，而精英主义就只剩下赤裸裸的可耻了。
为了这种骑在别人头上的寄生生活，精英主义必须打造并捍卫精英主义迷信，而迷信必定要建立在某个谎言的基础上，撒谎和造神就是精英主义的反动性，而精英主义这一反动性，是它的寄生本质决定的。
精英主义编造的最大的谎言就是精英垄断，只有他们行业内的精英才算是精英，对象牙塔来说，只有文化的精英才算是精英，才是劳心的治人者，其他行业的精英如工匠状元、农夫状元、才艺状元、女红状元，都只是形而下的劳力者，是该受治于人的。
精英主义打造的最大的迷信就是英雄崇拜，他们行业的精英才是人类的领袖，才是人类的救主，才是创造历史的伟人，和精英相比，民众只是跪在精英面前等候拯救的爬虫。
这就是统治世界历史数千年的英雄史观，它一方面出自人类对历史的浅薄认识，一方面出自精英主义的恶意歪曲，它支配着人类对社会对历史对自身的看法，成为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坚实依据。
而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就是保证精英主义能骑在人头上寄生的两扇板斧，撑起了精英主义数千年屹立不倒的江山。
06、人民史观
精英主义原打算一直骑在人民头上过优哉游哉的寄生生活的，他们原以为英雄史观可保自己的江山千秋不倒。遗憾的是，出了一个叫卡尔·马克思的谋反者，打碎了精英主义的春秋大梦，给英雄史观以致命一击。
马克思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人“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毛主席则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人民史观，把人民提高到历史主人的地位。人民是物质的生活资料生产之主力，同时也是国家设施的核心、立法的标尺、艺术的源泉、信仰的基础，因此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
这就彻底颠覆了旧英雄史观，旧历史观中的政治家、立法者、艺术大师、宗教领袖等种种被精英主义捧上云端的“英雄们”，重新回到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的尘世，重新回到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这一自然基础上来，剔除了精英主义为精英附会的神性，还精英以本来面目。
不仅如此，人民史观还从物质的生活资料这一根本入手，把创造历史的决定权交还给普通大众。于是，创造罗马帝国辉煌的，就是那些没有公民权的奴隶，如果没有奴隶生产物质的生活资料，那些元老和执政官还有那些穿着长袍辩论共和与帝制的公民们，活不过两周，而古罗马也维持不了一个月。
这是个令精英主义沮丧而尴尬的结论，但它就是个基本事实。
人民史观挑破了精英主义附着于社会历史的寄生脓包，颠覆了精英主义捏造的精英和非精英之关系。在人民史观中，精英非精英只是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评价精英非精英的标准，不再是象牙塔的头衔，而是社会发展的贡献，对历史进步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能在中国最终发展成人民史观，是有其社会条件与历史根源的。在民权较为发达的中国，自古就有朴素的唯物史观认识，“民以食为天”，在中国可以算是全社会的基本共识。
六祖惠能也曾从这个角度，挑战过精英主义的虚妄权威，他的下下人有上上智，就是说“人民”才是修行佛果的“主人”。算是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的宗教版。
但惠能是从宗教角度入手，没能深入到真正的社会实践之中，因此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虽同源而终至于殊途异归，没能走出中国的民权史观，这也算是中国文明进化和文化发展的一个历史岔路口吧？
直到现代中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了人民史观，才算把精英主义的文化戏法挑明，把绅权象牙塔经营上千年的政教合一的金字塔翻转过来，至此，精英主义算到了穷途末路，绅权象牙塔走入了历史岔路口。
07、精英与大众
到底精英是主体，还是大众是主体，其实不是个认知问题，而是个立场问题。
人离不开衣食住行，离不开物质的生活资料，在这一点上，精英主义和普通大众的认知没有分歧。他们的分歧在对物质的生活资料的态度。
中国的普通大众是讲民以食为天的，是把物质的生活资料当成天的，但中国的精英主义把道当成天，他们声称可以为了求道卫道而饿死，但除了事迹可疑的伯夷叔齐，似乎没有哪个精英为道饿死，倒是有人因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颠沛在饿死的边缘。
普通大众认为生活资料是首要大事，精英主义虽然也须臾离不开生活资料，但却拒绝承认生活资料是首要大事。这本来就是精英主义数千年的历史戏法。明明离不开你却要摆出一副你可有可无的样子，无非是要窃取你的荣誉僭越你的地位。
所以，到底是精英还是大众，归根到底是立场问题，是利益问题，因此也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学术问题。
具体实践中，精英的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没有大众，精英一事无成。
以战争为例，统帅的筹划的确能左右战争的胜负，但真正把战争推向胜利的是广大士兵，即便有孙武之智、韩信之谋、孟贲之力、霸王之勇，若成了光杆司令，也一样引颈就戮为天下笑。将帅只是胜利的充分条件，而士兵才是胜利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个将帅，那个将帅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谋划胜利，但如果没有士兵，就只能和胜利永别了。所以就战争而言，决定胜负的不是将帅，不是精英，是士兵，是大众。
不止战争，所有事务都是如此。
精英只能规划方略，大众才是最终完成的保障。精英的方略不是唯一的，此精英和彼精英可以完全不同的方略达到相同目的，其中只有些巧拙迟速的差别而已，所以此精英是可以被彼精英替代的。但大众不行，大众作为实现目标的主力，是不可替代的。
这就是人民史观的核心，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
关于这一点，两弹一星的元勋钱学森先生的意见相当耐人寻味。钱学森先生否认两弹一星是他的功劳，他把最大的功劳推给制度，他认为是一种优秀的制度，把群众组织起来群策群力才有了两弹一星的惊人成就。如果没有大家群策群力共同努力，钱学森先生称自己一个人是搞不出什么两弹一星的。
如果你不了解人民史观，你或者会觉得这是钱学森先生只的自谦，但如果你了解了人民史观的要义，你就会明白，钱学森先生的话相当中肯，绝非谦辞，这番话就是那个时代那份伟大成就的光荣记忆。
08、象牙塔站到历史的岔路口
现代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胜利，把象牙塔推到了历史的岔路口。
近一百年的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
从周公时代戴到世俗政治领袖头上的皇冠被打落尘埃，三千年的世俗皇权，几经损益浮沉，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虽然皇权复辟的闹剧几度开锣售票，但中华民族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共和之路。
这次胜利，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改朝换代。
以往的改朝换代，是皇冠从这个脑袋挪到那个脑袋，从这一家一姓挪到那一家一姓，换的是帽子的主子，帽子从来没变。因此，象牙塔总能在动荡的时候守住精英主义的神龛，待局势渐趋明朗的时候，游刃有余地站到胜利者一方，与新皇权共享太平。
但这一次不行，这一次共和了，没有一个皇权代表出来供象牙塔把玩，象牙塔得从幕后走到前台，直接和权力博弈，直接与社会对话。这对维持象牙塔的神秘感，保持象牙塔的神圣感，都是个严峻的挑战。更让人头疼的是，这一次扳倒皇权，没能带来和平，反倒引起更大的动荡，对习惯高高在上做文化专制的象牙塔精英们来讲，失去了政治经济屏障，又不得不面对激烈的社会动荡，堪称生死攸关的考验。
上千年来，象牙塔善于把自己扮成超越各方冲突的更高级的文明人，即便不能仲裁冲突，至少也要保持俯瞰冲突的优越地位，以此来坚守文化的“超然”和“神圣”。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皇冠落地，虎狼环伺，群魔乱舞，四方鼎沸，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把中华民族推到生死存亡的岔路口，象牙塔——这一附着于中华民族利益之上的寄生者，就没办法再保持自己温良恭俭让的超然高致了，它必须站在世俗的利害权衡中，拿出自己鲜明的态度。
象牙塔就这样，被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权解放斗争逼到了历史的岔路口。
下面我们就简略看看，在这个岔路口，象牙塔做了怎样的回应，象牙塔又是如何分化瓦解转型重组的。
09、象牙塔的危机
象牙塔的危机大约始于鸦片战争以后。
大致说来，危机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殖民主义的外部压力，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中央帝国的梦中被砸醒，被捆上了下滑轨道车，开始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探底之旅。对外军事斗争的频频失利，对外政治博弈的处处被动，倒逼着中国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一些较为开明的象牙塔精英，开始“睁开眼看世界”，象牙塔维持上千年的绝对威权发生根本动摇。
第二个方面是精英主义的内部反噬，早在乾隆年间，腐败已经成为社会顽疾，满族贵族和汉族豪绅的深度融合，释放了象牙塔精英主义的能量，政治腐败的猛虎添上文化腐败的羽翼，便四海横行，这种腐化到清政府垮台也没有根本改善，和珅搬倒嘉庆吃饱、宰相合肥天下瘦之类的民间话头，从根本上重创了象牙塔的声誉。一向假道德谋利益的象牙塔从未在利益上如此狼狈。
第三个方面是民权斗争的底层摇撼，象牙塔虽然自诩高耸入云不食人间烟火，但象牙塔的根底毕竟在人民中，如果说政权是舟人民是水，那象牙塔就是舟上的桅杆。水翻舟覆，桅虽然仍露在水面，但也只能在水面上漂浮，再难有高插入云的气象。滥觞于嘉庆年间的民权斗争，在鸦片战争之后，更注入了反帝反殖民的新元素，因此越发地蓬勃发展。民权的蓬勃发展，是象牙塔最致命的危机。象牙塔被民权的觉悟，逼到了悬崖边。
就是在殖民主义的压迫，精英主义的腐蚀，以及民权斗争的摇撼这三重围攻下，象牙塔终于摇摇欲坠趋于崩溃。
10、象牙塔的分化与瓦解
在民权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双重压力下，象牙塔也启动了自我更新的机制，导入了分化模式。有的人誓死与旧象牙塔共存亡；有的人开始尝试顺应时势为象牙塔谋求新的出路；还有一些人索性走出象牙塔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这是象牙塔的最初的分化，分化的结果，出现了洋务派、变法派和革命派等分支。
甲午战争粉碎了洋务梦，戊戌政变毁掉了变法功，最后只有革命派起而推翻满清政府，毁掉皇冠，算是给象牙塔第一轮分化画上一个逗号。
但只是一个逗号而已，革命形势倒逼象牙塔，分化才刚刚起步，接下来的更激烈的分化，才是影响中国未来的大事变，而此分化的一步步深化，基本上写就了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直到现在这个逗号依旧是破折号和省略号，还远没有画上一个句号。
帝制垮台，象牙塔的政治经济基础轰然坍塌，象牙塔一时间成了无根之木。精英主义真正成了漂浮在云上的日子。于是象牙塔中的精英，无论保守改良还是革命，都坠落下来，或主动或被动或随缘地投身到时代大潮中去。
这是上千年来象牙塔精英第一次与象牙塔剥离出来，其成分在时代大潮的磨洗下，产生剧烈分化。面对国破家亡狂澜既倒的危局，一派最激进的精英，开始起而质疑象牙塔绅权文化的合理性合法性，彻底投身外来文化，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革命。
新文化革命是对绅权象牙塔来说，是一次致命的分化，随着孔家店的倒掉，封建绅权象牙塔千秋不易的理论根基被粉碎了，封建绅权象牙塔千秋不倒的精神旗帜被拔掉了。文化的保守派，虽然汲汲于守护旧道统，但救亡运动迅速碾过了精英主义嘴炮的狗扯羊皮，新时代的浪潮把旧道统冲到历史的排污管道里，文化再也回不到孔家店的香炉前了。
11、象牙塔的转型与重组
象牙塔里的造反者虽然扳倒了孔家店，却保留了精英主义。不仅保留了精英主义，而且还无形中壮大了精英主义。
没有了皇权的制衡，又不用再跪拜孔子像，站起来的新文化精英顶天立地傲视群伦，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文化斗士，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再没有什么能限制他们的自我膨胀，因此，精英主义反倒因皇权的垮台孔家店的倒掉空前膨胀起来。
这种状况有点类似魏晋时期的情形。
魏晋时期，黄巾起义粉碎了汉家政治权威，玄学崛起又摧垮了儒家门阀的文化权威，不止政治上群雄四起军阀割据，文化上也是三玄并立新说滋蔓。政治失序文化失衡，造成了魏晋文化狷介狂诞的品格，而魏晋乱世人生朝不保夕的危机感，更是让这种狷介狂诞又平添了几分偏激凌厉。
民国时期政治环境文化状况和魏晋时期有几分相似。也是中央政治权利瓦解，全国走向割据，孔学遭到的打击也远比魏晋时为甚，新文化在精英主义方向上的膨胀也直追魏晋时的文人的狷介狂诞且更胜一筹。同时，外来思想蜂拥而入琳琅满目，其广泛影响更是让民国文化越发多姿多彩，一些人因此把民国年间的文化误会为盛世，津津乐道，大约也是出于上述几类的原因。
民国是不是文化盛世，是个学术问题，这里姑且不论。但民国的精英主义空前高涨在当时却是个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今天很多对学术毫不了解的人也鼓噪民国的“学术盛世”，正是民国时期精英主义泛滥冲破社会底线的恶劣影响。
一旦象牙塔的精英主义抛弃了儒家这个核心价值观，它就必须附着于另一种价值观来支撑自己高人一等的神话。孔家店倒在了洋学术面前，一些怀着救世之心的知识分子开始转向洋学术求民族解放的药方，很快，洋学术成为魏晋时期三玄一样的显学，于是从孔家店逃离的精英主义乱蜂一样拥向洋学术，很快把洋学术捧成了护持象牙塔香火的韦陀金刚。
象牙塔从挟儒自重转向挟洋自重的转型，是一次深刻的文化变革，它从根本上颠覆了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伦理体系，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可喜的一步。象牙塔的主流由儒秀才换成洋学生的重组，也是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在这一变革中，中华民族悄然站到了现代化的起跑线上。
12、旧绅权象牙塔的傀儡术
在绅权象牙塔一千多年的文化专制中，旧绅权与皇权磨合出一整套完整的政治套路，这个套路能最大限度发挥文化专制的优势，从而保证绅权象牙塔政治权益经济权益的最大化。
这个政治套路的核心就是傀儡术，封建绅权把皇权捧上政治制高点做傀儡，把自己当成给皇帝打工的官僚和乡绅阶层，就是文彦博说的那个与皇帝共同治理天下的“士大夫”。为了尊奉皇帝的政治地位，旧绅权将政治裁决权交给皇权，然后自己把持文化话语权来控制政治裁夺权。就这样把名头给皇权，把实惠留给自己，实现傀儡术的高精操作。
为了更好地隐蔽自己，绅权刻意渲染皇权的政治裁夺权的威风，甚至鼓吹君叫臣死不得不死之类的破法螺，其实真正能对士大夫生杀予夺的，中国历史上四百多个皇帝中恐怕十个都没有，其他一些皇帝，基本是连去厕所都要看士大夫脸色的权力摆件。大部分生杀予夺，其实是绅权内部政治博弈假皇权名义对政治对手实施打击的权力倾轧，不是君叫臣死，而是一些臣假君之名叫另一些臣死。
把皇权尊为傀儡有三点好处，第一是用作缓冲带，使绅权内部的权力斗争不至于白热化，也有助于提醒绅权保持清醒戒骄戒躁；第二是用作挡箭牌，绅权象牙塔的寄生必定会引起社会的连锁反应，皇权站在头牌可以替绅权遮挡各种口诛笔伐，所谓“罪在朕躬”就是有事儿我一个人扛着没别人什么事儿，这是性价比最高的挡箭牌；第三就是替罪羊，当“罪在朕躬”挡不住铺天盖地的反抗之箭的时候，“朕躬”自然就被射成刺猬，皇权崩盘，改朝换代，绅权又可摇身一变成为前朝“朕躬”之罪的受害者，做新朝的话事人。
这就是中国历史的特殊现象，铁打的绅权流水的皇权。皇权的金銮殿动辄房倒屋塌，绅权的象牙塔千秋屹立不倒。
13、新绅权象牙塔的困境
虽然新绅权象牙塔借着洋味勉强稳住了精英主义的架子，但失去了皇权的屏障，新型绅权象牙塔还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新绅权象牙塔，必须在没有皇权屏障的情况下，学会用文化话语权赤膊上阵，直接争夺自己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区。
旧时代的绅权象牙塔精英，与人民隔着十万八千里，人们只能在岸边望着湖上波光灯影中的画船，仰慕船上士大夫天上神仙般的诗酒风流。可新时代的绅权象牙塔精英，虽也有洋车洋房洋租界之类的加持，但总体来说还是混迹于人民之中，把饮食男女置于街谈巷议之间，这种处境想保持原来的神圣崇高感，实在是不易。
没有了皇权这个中介，所有的利益没法通过浩荡皇恩“自然”落在自己头上，一分一毫都要自己手把手去争取。赤膊上阵下海争权夺利，将象牙塔的本质，毫无遮蔽地坦露在社会面前，这对象牙塔的神圣崇高感来说，是致命的威胁。
更为严重的是，扳倒皇权之后，中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坑中陷得更深，民族矛盾越发尖锐，列强对中国的争夺盘剥也越发激烈，这就给挟洋自重带来极大困扰。在司马光的时代，有儒家招牌在上面护法，因此尚可以打着无信不立的幌子与民休息的旗号，行出卖国家利益偷一时之安的把戏。新绅权象牙塔从新文化中来，推翻了孔家店，投靠了洋学堂，挟洋自重是他们维系象牙塔神圣崇高的新凭恃。挟洋自重又要对列强的殖民暴行拿出民族立场的态度，这对新绅权象牙塔来说才是最严峻的考验。
如何应对这个挑战，引发了新绅权象牙塔的新一轮分化。此新一轮分化，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方向，也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文化道路。
14、新绅权象牙塔的再分化
挟洋自重，本是新绅权象牙塔的普遍现象。这不能算是当时人崇洋媚外，而是当时的具体历史形势决定的。
当时的中国，急切间拿不出能匹敌外来文化的文化力量，除洋之外，的确无可倚重者。当时的挟洋，本就是抱佛脚的应急。
当时的中国文化界，有崇欧的，有崇美的，甚至还有崇那个以前根本不放在眼里的日的，崇这些洋，无所谓分化，充其量只能算分歧，因为无论欧美还是日，都是以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为立国之本的，绅权象牙塔的精英主义本就和这种阶级剥削和压迫天然地同气相求。如果只是崇欧崇美崇日，那新绅权象牙塔就可能成功转型重组，完成自己现代化的变身，成为新时代社会文化的专制堡垒。
遗憾的是，这些挟洋自重的象牙塔精英中，不仅有崇欧崇美崇日派，还冒出一个崇俄派。这就彻底打乱了象牙塔自我更新的节奏。当时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陈独秀李大钊等新知识分子中站住脚跟。随着凡尔赛和约欧美日在中国的信誉破产，崇俄派后来居上，声势上迅速盖过其他流派。虽然一些新绅权精英主义知识分子拼死反对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学生中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当时的显学。
于是，新绅权象牙塔的分化也就势所难免了。而这一分化开启了绅权象牙塔的末日之旅。
千年以来，绅权独揽文化权利，玩弄皇权，而真正能打倒绅权的社会力量——民权，则被绅权牢牢地挡在文化之外。文化资源匮乏的民权，没有革命的能力，只能通过暴动来反抗绅权的压迫，而每次暴动都被皇权这个避雷针引开，最后绅权完好无损地占有民权暴动成果。
而马克思主义，是彻头彻尾的民权革命理论，是民权最可凭恃的文化资源。绅权象牙塔的崇俄派，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算是打开了毁掉绅权象牙塔的潘多拉盒子。虽然除李大钊等少数人外，陈独秀等大多数崇俄派，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与绅权象牙塔彻底决裂的历史使命，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一经真正化成中国民权文化资源，就将“自行其是”，发动对绅权象牙塔千秋封建文化专制的最后冲击，并通过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的锲而不舍百折不回，最终将绅权象牙塔送上末日。
这就是新绅权象牙塔再分化的伟大的历史意义。
15、文化斗争转向阶级斗争
一旦导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分化轨道，文化的演进，就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胡适可能希望把文化争论限制在学术界，以便他的美国主子能从凡尔赛和约导致的形象崩坏中稍微恢复过来，但救亡的形势打碎了他的如意算盘，文化争论升级为文化斗争。
陈独秀可能希望把文化斗争限制在文化界，以便他能从容地修剪一下自己的精英主义尾巴，好以崭新的面貌去做马克思主义“象牙塔”的新教主，但革命的形势毁了他的春秋大梦，文化斗争升级为全面的阶级冲突。
从此以后，中国历史真正打开新纪元，千百年重复无数次的军阀割据中，有了一股崭新的割据势力，那就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的红色割据。
崭新的民权政治和文化，就从这红色割据中慷慨启航，敲响了绅权象牙塔的丧钟。
文化斗争升级为阶级斗争，根本上改变了象牙塔分化的性质，并将复杂的象牙塔结构简化为两个方向的尖锐对立，一个方向是买办的方向，一个方向是革命的方向。
买办化和革命化，撕裂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社会结构，买办和革命之间的残酷斗争，贯穿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并延伸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化史，成为现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宏大主题。象牙塔的分化，终于以极强的时代感，深刻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的面貌。
当所有的反动势力最终都投向买办阵营的时候，革命和反动之间，就再也容不下任何中间势力，所有人必须在二者之间决定自己的立场，因为你不可能采取一个既卖国又不卖国的所谓“中间道路”，比如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一批象牙塔的遗老遗少，依然沉溺在象牙塔的超然崇高的迷梦中，试图摆出一副超凡脱俗的文化姿态，来蔑视买办政治与民权政治，最终他们也只能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中滚下象牙塔，成为民族出卖或者民族解放阵营的一员。
艰苦的民族解放局面，挤掉了象牙塔的文化水分，尖锐的阶级斗争局面，堵住了象牙塔的文化嘴炮，而激烈的社会变革形势，撕裂了象牙塔的文化垄断。
革命和买办注定分道扬镳，从那一刻起，就标识了象牙塔的末日，无论经历怎样的艰难险阻，绅权象牙塔的丧钟终有一天会成为民权解放的凯歌。
16、买办点燃了旧绅权象牙塔的死灰
为了对抗革命派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绅权象牙塔的精英主义迅速买办化。
买办化是当时中国精英主义的现实选择，连革命派的早期领导者陈独秀，都力主向买办精英投降，可见买办化是当时中国精英主义的一个基本共识。
买办化本身，不见得就是主观上的反动，其实更多地是历史属性和时代形势使然。
精英主义的历史属性就是封建等级观念，它的社会理想就是建立以自己为顶级的层级剥削压迫制度，所以它和任何性质的民权运动都是水火难容不同戴天的。而当时中国的形势，只有动员和组织深入而广泛的民权运动，才能解决当时中华民族各种严重迫切的问题。所以精英主义的历史属性和中华民族的时代人任务是严重冲突的，这种情况下，最终精英主义为镇压民权运动投靠境外势力，出卖民族利益，也是顺理成章的选项。
但他们主要目的是镇压民权运动，出卖民族利益只是他们为镇压民权运动付出的代价，从本意上，他们也是迫不得已才走买办之路的，毕竟自己当惯了主子的人，给别人当狗总不免是被迫的。而且，赤裸裸地出卖民族利益，也无法在文化上自圆其说。出于对外保持基本的文化独立性，对内维持基本的文化权威性的考虑，这些买办精英重新投入旧绅权象牙塔的怀抱，亲手点燃了旧绅权象牙塔的死灰。
他们用出卖民族利益的脏钱经营旧绅权伦理体系的新生活，用蘸满民权革命烈士鲜血的黑手搭起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屠夫曾国藩的神龛。
至此，这些精英主义买办，从政治经济上彻底沦为境外势力的走狗，从文化上彻底沦为封建绅权象牙塔的宿主。完全走向了历史的反动。
17、新生活与曾国藩
买办的复活旧绅权象牙塔，也不是出于信仰，而是斗争需要，买办要对付的是民权革命，自然要和民权历史上的死敌绅权象牙塔搞联合。
所以，买办的复活象牙塔，主要还是政治行为。这个从新生活运动和推崇曾国藩两个方面，就能看出大要。
先说说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1934年2月在南昌发起的，是一次社会风气革新运动，是道德绅权化生活军事化的中西合璧。算是糅合绅权传统礼教、德意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以及基督教价值观的大杂烩。
其实新生活运动各方面设计，都是对标中共苏区的，是针对苏区根据地的文化战。
买办阵营的有识之士已经敏感到，苏区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与生存方式，因此他们要用行政手段造出能胜过苏区的文化形态和生存方式。在他们看来，封建礼教是中国社会唯一的文化，把住封建礼教就占领了中国文化制高点，而德国和日本拥有超出自己国力极限的军事力量，用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必定能打造一个强大的中华民国，将基督教价值观吸收进来，就标志着中华民国也是“文明世界”的一员。
国民政府的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拼凑起来的新生活，既没有新思想也没有旧传统，完全是东西两种新国家主义和中西两套旧封建余孽搅拌的杂和菜。
而且蒋介石怕是不明白，生活方式是从生活态度中生发出来的。
苏区的生活方式，是苏区崭新的精神面貌的体现，是一种崭新文化的实践，他们严肃活泼的生活态度，决定了他们健康积极的生存方式。
国民政府则不然，国民政府上下的生活态度，和他们倡导的生活方式，简直天差地别甚至水火不容，穷奢极欲的朝野腐败，生不出清正简约的社会风气，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注定是一次名过其实的政治秀。
待到抗战结束，各方接收大员极尽巧取豪夺之能事，丑恶腐败贪婪酷虐，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显学”，新生活运动自然也就无疾夭折了。
再来看看对曾国藩的“崇拜”。
曾国藩在国民政府的崇高地位，完全得力于蒋介石的大力推广。据说蒋介石经常把曾国藩集作为礼物送给亲信爱将，蒋介石自己更是以曾国藩为榜样，亦步亦趋照着曾国藩的示范去规划自己的人生。
蒋介石推崇曾国藩的诚意，比推广新生活要大得多，因此效果也要显著得多。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某大出版社主编还曾著曾国藩的传记以缅怀蒋家王朝抨击农民起义。可见蒋介石推崇曾国藩，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怎样深远的影响。
蒋介石推崇曾国藩，本非出于文化的考虑，而是“剿共”的需要。蒋介石是把马克思主义革命视同太平天国的，他的心仪曾国藩，主要是想从曾国藩那里借鉴平定太平天国的经验。而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施政纲领，就是直接得自曾国藩的。包括他对革命者的血腥屠杀，也透着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犁庭夷穴斩草除根的影子。
正由于蒋介石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片面强调太平天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相似之处，却无视二者的根本区别，于是生硬照搬曾国藩的经验，最后搞得身败名裂败走台湾。推崇曾国藩对蒋介石的政治斗争竟无任何决定性的裨益，反倒把蒋介石带进沟里。
不过虽然蒋介石没能从曾国藩身上获益，但曾国藩却从蒋介石那里得到起死回生的机会，旧绅权象牙塔，也随着曾国藩的起死回生，再度死灰复燃。
于是，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没能成功开创新时代，而蒋介石复辟曾国藩的“思想运动”，却成功地扼杀国民政府最后一丝生机，死死地把国民政府拖入“旧社会”。
18、精英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
精英主义是象牙塔的标配，是象牙塔腐蚀所有阶级社会的源病毒。对象牙塔笼罩的社会来讲，精英主义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如跗骨之蛆无法根除。
因此，精英主义绝不是哪个政治集团所特有，它是相同社会背景下所有政治集团共有的顽疾。考察一个政治集团是否进步，是否革命，是否能推动历史进步社会发展，其实就是看它对精英主义的态度，它能积极与精英主义做斗争，遏制精英主义的泛滥，它就是代表进步的，它就是革命的，反之，它若是屈从精英主义的左右，任由精英主义泛滥，那它就是反动的，就是阻碍社会发展阻碍历史进步的。
这就好比人生一样，人生一直处在生长和衰老的相互作用之中，当生长因素胜过衰老因素的时候，就呈现为生长趋势，反之，衰老因素胜过生长因素的时候，就呈现衰老趋势，如果生长因素完全压制衰老因素，就是新生，如果衰老因素完全压制生长因素就是死亡。精英主义就是社会的衰老因素，它在社会中的占比，决定社会的基本属性。
买办系全面复辟了精英主义，为旧绅权象牙塔提供新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保障，冒惟新进步之政治经济，行封建复辟之社会文化，最终彻底走向反动。
无产阶级革命，虽然从理论上是反精英主义的，但限于历史现实，它不能完全脱离精英主义的束缚，因此也必须面对精英主义的问题，如何处理精英主义，同样决定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一旦被精英主义裹挟甚至控制，那无产阶级革命就必定招致重创甚至濒于失败。
中国共产党奋斗的一百年，从文化上讲就是与精英主义斗争的一百年，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活力如初，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未向精英主义屈服，哪怕是最艰难的时候，它与精英主义的斗争也是毫不含糊的。
但也正因为此，一百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深为精英主义所累，有几次甚至险些被泛滥的精英主义拖入败亡的泥潭。而且，直到现在，与精英主义的斗争仍在继续，并且形势犹颇为严峻。无产阶级革命仍处于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包围之中，就像程明卿那顶小轿一样，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劫掠一番，甚至登堂入室，实现复辟。
因此，鉴往察今知来，认真梳理一下中国共产党与精英主义的斗争历史，对而今及以后的反精英主义斗争都是有益处的。
19、中国共产党与精英主义的斗争
精英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有两种表现形式，一个是左倾，一个是右倾。
这也就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党史中的某些人物，在此一时左倾在彼一时右倾，一个人之所以能忽左忽右，不见得是因为他品行不端耍两面派，更深刻的根源是，左倾右倾有一个精神上的嫡母——精英主义。
当然，之所以呈现左倾右倾两种形态，是因为精英主义在展开过程中附着两种力量。
一般来说，右倾一派比较传统，奉绅权象牙塔的老牌精英主义为宗；而左倾一般比较激进，奉新教条新权威等新精英主义为宗。右倾往往表现为复古自恃，左倾则经常表现为挟洋自重。右倾是大地主大官僚的保守性的倾向，左倾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倾向。一般来说，右倾习惯向国民党绅权象牙塔妥协，而左倾习惯喊着革命口号撞死在象牙塔上。于是当革命形势较好的时候，一些精英主义便鼓噪起左倾，可当革命形势被左倾闹到近乎不可收拾的时候，同样是这些精英主义，就可能转向右倾。陈独秀也好，王明也好，不同时期的左倾右倾表现，就是很好的力证。
1921-1941的二十年里，中国共产党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左倾右倾摇元宵式的鼓噪中蹒跚前行的，左倾右倾的跷跷板，断送了第一次大革命，断送了白区斗争，断送了井冈山根据地，还险些断送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中挺过来，从白区斗争的惨痛损失中挺过来，从万里长征中挺过来，并在抗日战争中走向成熟走向辉煌，无一不是同精英主义的左倾右倾斗争的结果，而此伟大斗争的核心人物，就是民权革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到延安整风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算是在政治上暂时摆脱了精英主义的困扰，实现了全党的高度团结。也是从整风运动开始，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民权革命的斗争指南，与精英主义的斗争，有了中国自己的指导思想。而毛主席更是为反精英主义总结了一条战无不胜的法宝，那就是为人民服务。
但政治上的暂时摆脱精英主义，我们可以借用主席的一句话来表述，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它离真正摆脱精英主义还相去甚远，而且它也只是在政治上暂时克制了精英主义，在旧文化的改造上，它根本还没能动摇精英主义分毫。
事实上，建国之后，政治上又深陷左倾右倾之争，而文化上，基本一直在右翼手里，从不曾脱出精英主义的魔障。
虽然令人沮丧但事实如此，若不能见出此文化上的严重性，根本就谈不上切实有效的文化斗争，若不能认清精英主义的现实危害和历史威力，谈何克制精英主义捍卫新文化？
孙中山先生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无产阶级革命已一百年，绅权象牙塔依然耸立在缥缈峰头，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中，精英主义的煊赫气势丝毫未减，革命之远未成功，固无可疑。
道阻且长，象牙塔依然卡在民权革命的文化之路上，精英主义贯通历史和现实，无时无刻不在侵染人心风习。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斗争还将继续下去，并依旧艰苦卓绝，每将象牙塔扳倒一分都必付出巨大牺牲。
新社会已经渐成规模，新文化已经崭露头角，象牙塔注定沉埋历史尘埃中，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无缘得见它的崩塌，但我们这个时代有幸预告了它的末日。
新中国波澜壮阔的七十年奋斗，就照出了象牙塔踏上末日之旅的最后癫狂。
20、绅权象牙塔阴影中的新中国
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但新中国的文化，却不得不在新旧交织中与时俱进。一方面，革命文化高歌猛进，发挥组织和动员的巨大优势，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另一方面，绅权旧文化登堂入室，以革命之友的身份，开始着手重建自己的文化权威，精英主义的回潮亦如箭在弦上。
这种文化上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体现了新中国蒸蒸日上的新气象，长远地看，为新中国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但迫切地看，面对成熟的绅权文化，革命文化完全处于劣势，无法保证基本平衡，因此，随着文化发展，文化绅权化的趋势几乎不可遏制。
绅权文化本就是以守成见长，历史上每个改朝换代的关节，绅权文化都是凭借天下独此一家的守成本领，一次次收拾战乱残局，一次次重回权力巅峰。
新中国能否在绅权象牙塔驾轻就熟的微操中守住底线，是毛主席最关切的问题。早在进北京之前，他就对《甲申三百年祭》给予高度重视，不做李自成，是他居安思危的远见与初心。但如何有效抑制精英主义的回潮，当时的新中国，在技术上和人才储备上，还缺乏足够的资源，中国共产党人只能再一次投入绝对劣势的斗争，再一次努力在斗争中学习战胜绅权象牙塔的斗争技巧。
这种力量上的悬殊差距，从一开始，就让新中国笼罩在绅权象牙塔的阴影之中。
绅权象牙塔宣示自己文化主权的标志性事件，就是电影《武训传》，《武训传》为农民求解放的斗争做了重新定性，用电影手法警醒农民，暴力反抗只能流落江湖，文化上永无出头之日，要想获得文化地位，只能跪倒在进士老爷门前求文化的施舍。
这就是绅权象牙塔的中庸之道，就是绅权方法论的不为已甚，就是绅权价值观的温良恭俭让。这就是射向民权运动的文化鸣镝。
有些人喜欢在这些地方耍一些文化无赖，称对一部电影上纲上线是政治“谋杀”。但一部电影谋杀民权政治，却不许民权政治还击，这种绅权无赖戏法绝不是哪个所谓开明知识分子或者流氓公知的发明，其实这种皮影已经唱了两千年，每次绅权都是用这种文化暴力驯化民权和皇权。遗憾的是，这种文化无赖腔，居然耍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民权政治面前，倒是从一个侧面说明，新中国离旧社会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远，新中国依然深深地陷在绅权象牙塔的阴影里，新中国和旧中国，就在那日渐蔓延的阴影里悄然融接。
而撑扯起精英主义幔帐的两根高杆，就是陈寅恪和梁漱溟。
21、陈寅恪的门阀迷梦
陈寅恪是新中国的旧文化巨擘，是绅权象牙塔精英主义的领军人物，生前就为象牙塔所推重，死后更是被拿来做刍狗摆在象牙塔光环最耀眼的地方。
崇拜陈寅恪的人，一百个里面九十个没读过陈寅恪的著作，十个里面，还有九个半根本读不懂，至少他们自己是这么说的，我想也可能是为了吹捧陈寅恪所以才自我贬抑以便烘托气氛吧？能让绅权象牙塔的精英主义分子如此舍身亡我地去吹捧，正可见陈寅恪在绅权象牙塔的精英主义阵营有着怎样强大的影响力。
陈寅恪的影响力，不在他的学术上，被粉丝吹捧为很少有人能看懂的学术，哪会有什么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他的成为新中国的绅权精英主义杠把子，主要是因为他偏执地坚持视民如草芥的门阀等级制观念，他凡事都以门当户对为标准，娶妻门当户对倒也有情可原，选女助手亦以门第为第一义，就未免有些荒唐了。
学术而以门第为先，基本上把陈寅恪的学术自由独立人格的虚誉拆得七零八落，他的独立人格是门阀骑在寒门头上的独立，他的自由是门阀歧视寒门资格的自由，他的独立自由，和古雅典的民主一样散发着剥削和压迫的臭味。
就基于这反动的门阀等级立场，陈寅恪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坊间流传他公然给毛周写信，要求给他书面保证，允许他不学习马克思主义。那独立自由的学术秀，就是出自这封信。
对身处马克思主义思想改造的旧绅权文化象牙塔的精英主义分子来说，陈寅恪的公然挑战马克思主义，无异于一针鸡血，其引起的持续亢奋，势必持续到绅权象牙塔坍塌为止。
所以陈寅恪的被人津津乐道，一方面是因为他死保门阀优越感坚持视人民群众为草芥，一方面是因为他不仅心里面反对马克思主义还敢公然站出来叫板。门阀优越感，是绅权象牙塔的基本砖木结构，而反对马克思主义，是绅权象牙塔在新中国的首要任务。陈寅恪集门阀优越秀与反马克思主义为一身，自然就成了绅权象牙塔精英主义的精神领袖。
22、梁漱溟的圣贤理想
和陈寅恪不同，梁漱溟不只是象牙塔的精英主义分子，梁漱溟还是象牙塔真正的精英。因此，他在树立象牙塔威权，反对新文化建设上，发挥的作用比陈寅恪要大得多。
和所有象牙塔的精英主义寄生虫一样，陈寅恪基本技能还是嘴炮，除了他的门阀梦之外，其他事情大都停留在口头上。最著名的比如他的“四不讲”就是个自炫自伐到遮天覆地的嘴炮。陈寅恪自称“前人讲的、近人讲的、外国人讲的、他自己讲过的”都不讲，前三个且不论，仅“他自己讲过的都不讲”就很成问题，我也算钻研过陈寅恪的魏晋隋唐学，他魏晋隋唐学部分的见解，加在一起估计也就够讲半天，如果他自己讲过的也不讲，那他的魏晋隋唐课就算是用废话兑水，恐怕讲上一周也就词穷了，根本撑不起一个学期的教学计划。所以所谓他自己讲过的都不讲，只能算是场面上很自负的嘴炮而已，既无法兑现更无法检验。
梁漱溟就不同了，梁漱溟可不是躲在象牙塔里打嘴炮的大师，他是走出象牙塔要用象牙塔理念改良社会的“圣贤”。他不是盘踞在象牙塔荫蔽下的寄生虫，他是要为象牙塔争取光荣感和威权的象牙塔精英。
今天我们回头来看，梁漱溟的改良是建筑在绅权驭民的旧框架里，因此既没有人民的支持又缺乏道义的引领，只能靠买办政权施舍勉强维持，不仅没能摸索出中国出路，反倒成了买办政权开明政治的点缀和反共立场的标榜，成为武训的现实版。但在当时，他却算是象牙塔里要行其所知的大儒，其对象牙塔文化的诚意，较陈寅恪要现实得多。
但绅权象牙塔精英主义有自己的标准，就像他们对陈寅恪的推崇不关学术一样，他们对梁漱溟的推崇也不关他的思想。他们更津津乐道的其实还是梁漱溟是第一个站出来挑战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农民政策的人。这基本上就是绅权千百年来“为民请命”道德标榜的时代剧，是最能让绅权象牙塔精英主义阶层亢奋的文化角斗。
梁漱溟与毛泽东在政协会上的“对抗”，打响了绅权象牙塔精英主义反制民权政治的第一枪。梁漱溟用自己乡村实验的高标准去抨击自力更生的民权建设之“低水准”，完全忘了当时自己财政上屈从买办金主的武训式的帮闲处境，用千古圣贤“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道德大棒指摘一穷二白艰苦奋斗的民权政治，着实让绅权象牙塔的精英主义阵营士气大振。
他也由此成为绅权象牙塔精英主义反抗“民权暴政”的孤胆英雄。
23、造神游戏——绅权象牙塔的御剑术
我前面说到的陈寅恪和梁漱溟，未必就是完全符合真正的陈寅恪和梁漱溟，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当是被绅权象牙塔包装起来的陈寅恪和梁漱溟。
几千年来，绅权象牙塔利用自己的文化话语权，篡改历史，编造了很多偶像，以维持精英主义的迷信。它用这些偶像规范社会价值观，填充它强加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以强化对世俗社会的文化专制。
这种造神游戏，玷污了历史的清白，把历史变成绅权象牙塔的私娼。偶像与真人之间那重重迷雾，就是绅权象牙塔私娼的妙曼妍妆。孔家店让人高山仰止的孔圣人，宋武庙被命运玩残的飞将军，诛独夫安天下的周武王，不惜饿死抗议周武王弑君的伯夷叔齐……
千百年来，绅权象牙塔的偶像能占满一个篮球场，而陈寅恪梁漱溟，只不过是这份浓俪妍妆中的两个新秀罢了。
万不可小看这种造神游戏，这种造神游戏是绅权象牙塔实行文化专制的高能武器，堪称象牙塔的超级御剑术。
所谓御剑术，是剑仙演义中的大招，是说大剑客不用手持宝剑砍砍杀杀，只需隔空驾驭飞剑，就能一招制胜，据说修为深的剑仙可以千里之外取人首级，而人不知其所为。
当然这都是剑仙奇幻之类的妄语，算是齐东野语小说家言。现实中当不得真。
但象牙塔的御剑术倒是实实在在的独门绝技，他们抟偶造神，利用自己文化话语权的精湛修为，把偶像之剑祭出，御剑者根本就不必走出象牙塔，就成片成片地收割大众的智商。
这种御剑术，在绅权鼎盛时代被名为教化，其实就是教导民众归化象牙塔的文化专制，就是用文化手段捍卫象牙塔的政治经济特权。
这种伎俩在宋代就已经成熟，宋代规模浩大的造神游戏，几乎改写了中国古代史。相比之下，好莱坞的文化攻略，只能算是宋代绅权精英主义的徒子徒孙。
这也就难怪陈寅恪会对宋代如醉如痴，而梁漱溟更把宋儒奉为自己的精神皈依。毕竟，他们是宋代绅权象牙塔的继承者，是象牙塔史学和儒学的殿军人物，他们是绅权时代最后的御剑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二人的确可以算是绅权象牙塔大师的背影。
24、绝对权力下的绝对腐败
绅权象牙塔在文化上拥有绝对权力，自宋代以来，象牙塔精英独擅文化权达一千多年。
文化话语权有一个最变态的优势，那就是它可以把所有荣誉归到自己名下，却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也因为这点便利，好名崇誉成了绅权象牙塔内部掌握的核心价值观。在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统御下，绅权象牙塔充斥着令人作呕的伪善与让人喷饭的迂腐。
伪善者且不论，即便那些一心要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真儒，说到底也是把为苍生造福当成谋大名的资本，与自己的名望相比，苍生实不足道。
即如《儒林外史》的杜少卿，算是嵌崎磊落的君子了，在当时儒林算是能寄天下任的大儒，但他拒绝出仕做官，理由竟是怕做不出什么成绩到头来惹天下笑。怕惹天下笑，就不肯去为谋天下事略作努力和尝试，这活脱脱地刻画出象牙塔小圈子真实的精神面貌。
杜少卿虽然慷慨好施散尽家财，被誉为海内豪杰，但那只是他不把钱财放在心里，在他十分看重的名这个问题上，他其实也是个根毛不拔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大约就是儒最终在《儒林外史》中走上末路的原因吧？
天下板荡，四海浮沉，总应该有人像周武王那样站出来谋天下事，哪怕是被伯夷叔齐诋毁也在所不惜。这本来就是绅权象牙塔起步之初的伟大先驱的气魄。遗憾的是，到了绅权象牙塔的末世，连杜少卿那样的豪杰，都抱残守缺死守着自己那点名望，宁愿与天下沉沦也不肯挺身而出。
绅权的落日雾霭沉沉，竟连一点儿余晖也没有留下。
如果杜少卿已经沦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绅权象牙塔的腐败也就无可救药了。
阿克顿勋爵有一句名言：“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很遗憾，绅权象牙塔在宋代就在文化上夺取了这种绝对权力，并死守着绝对权力上千年之久。千年里，它拒绝任何监督，扼杀所有质疑，肆无忌惮地把文化权利用在为自己谋利益的各种无耻操作中，用名利绞索勒索全社会。上千年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上千年己所不欲全施于人的狂欢，最终连杜少卿这种海内义士都沦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绅权象牙塔也在绝对腐败中耗尽了它最后一丝生气，终成为死而未僵的百足毒虫。
25、精英主义是绅权的不散阴魂
虽然绅权象牙塔早在《儒林外史》的时代就已死而未僵生气全无，但精英主义这象牙塔的不散阴魂却活力无限，依旧活跃在新社会的各个角落。
经过新中国最初三十年的短暂相持，旧绅权象牙塔的精英主义终于借着“思想解放”的狂潮卷土重来，以铺天盖地的声势，迅速冲绝了民权文化的简陋堤防，淹没了民权文化稚拙的成果，迅速占领了思想文化高地，恢复了暂别三十年的文化威权。
关于思想解放，这里面有个要点需要特别说明一下。
所谓思想解放，其实是针对原有的思想束缚而言的，为清除左倾流毒所必需。但并不是所有的思想“束缚”都是左倾流毒，比如对精英主义思想意识的束缚，就是民权文化发展所必需。遗憾的是，四十年前的思想解放并没有理清这中间的关节，对绅权象牙塔的精英主义更是缺乏最基本的认识，以至于在宽赦冤狱的同时，竟放出了这个罪大恶极的上古魔王，基本断送了刚刚起步的民权文化建设。
于是精英主义这个象牙塔的不散阴魂，便施展娴熟的文化斗争手段，迅速引着还乡团杀回文化界，实现了绅权象牙塔回光返照式的逆袭。
26、精英主义的夺权组合拳
精英主义的夺权套路大约分为如下十路。
其一，走司马迁《报任安书》的路子，修剪事实，重组事件，把自己塑造成文化上的殉道者政治上的受害者，以迅速累积声望资本，伤痕文学就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因缺乏司马迁的刚健骨力，于是少了几分可敬佩的风采，但反过来看也越发地显得清白纯洁惹人怜爱。
其二，追随胡适的脚步，尽可能摧毁革命文化的根基，销毁革命文化的成就，诋毁革命文化的声誉。完全剔除阶级斗争，全面引进普世价值，引洋为援、挟洋自重，借着西方舆论的声援，颠覆中国的民权核心价值观。
其三，借鉴司马迁开脱李陵的办法，大兴翻案之风，慈禧太后成了撑持危局的女强人，李鸿章成了忍辱负重的朝廷柱石，袁世凯成为勇于为探索中国出路的先行者，而《走向共和》也成了绅权精英主义大举逆袭的集结号。
其四，新一轮造神狂潮，将绅权精英主义再次送上象牙塔尖。陆建东的春秋笔法让陈寅恪跨出偏门专业成为大众偶像，章诒和的如烟往事则把新中国的文化山吹嘘成浊世蓬莱，唐浩明接过蒋委员长的接力棒把曾国藩奉为亚圣，而官媒主推的远征军影视剧让被历史淘汰的国民党政权重新成为时代的宠儿。精英主义终于把持了话题设置权。
其五，与公知媒体沆瀣一气，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散播历史虚无主义，全方位诋毁民权革命的伟大领袖，妄图把民权文化的最后根基扫荡殆尽，用指鹿为马的媒体话语霸权，驯化已被革命文化启蒙过的民权政治，围殴民权文化斗士，震慑民权文化拥趸。
其六，与无良媒体勾结，假开放包容与世界接轨之名，大肆传播娱乐文化，用娱乐至上洗掉年轻人最后的革命热情，用心理舒适区的温水，猛煮为绅权赔补元气的青蛙。十几年下来，八九点钟的太阳成了八九十个偶像的粉丝，革命文化的最后余晖也在娱乐的欢声笑语中黯然沉寂。
其七，倾尽全力防止人民被重新组织起来。民权是精英主义的死敌，四分五裂的人民无所谓权力，因此为了遏制民权，必须让人民保持四分五裂的状况。于是倾销自由主义价值观，鼓吹个人主义，把集体主义污名化，甚至把同志这个神圣的字眼用在性倒错者头上，让每个人以被组织起来为耻。几乎彻底瓦解了民权的群众认同。
其八，管控社会舆论导向，注意各种新动向，把任何可能引起民权文化光荣积极回忆的苗头扼杀在萌芽中。比如汶川地震期间，涌现出大批舍己为人的英雄，让人民重又忆起民权创造伟大奇迹的光辉岁月，在谭千秋那样的英雄身上，人民看到了欧阳海、雷锋、王进喜、焦裕禄们的身影。于是精英主义推出范跑跑，用蘸满狗屎的脚从亿万中国人的良心上踩过，成功镇压了民权文化的一次宝贵的觉醒机遇。
其九，全面蔓延文教领域，把电影《武训传》的文化攻略发扬光大，出版界、影视界、学术界彼此呼应，与境外势力联动，推出各种假人性反思之名行政治反动之实的文艺作品，充分利用已经获得的文化优势，对民权政治实施围剿。并且挟洋自重，借境外势力的烘推站台，为反民权政治的文艺张势。甚至组建公知大军，由挟洋自重迈向以洋为刃，用虚构的中西对比，全面打压民权政治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其十，与律政和媒体联动，揪住一些社会突发事件，制造热点，带动节奏，煽动被娱乐窒息被驯化压抑的民情，把民情的躁动引向体制对抗，策划各种群体事件，妄图趁乱浑水摸鱼，全面复辟绅权象牙塔精英主义丧失近半个世纪的政治和经济特权。
这就是绅权象牙塔精英主义的十路组合拳。
如果说前面的文字我大都得自史料，或有不周之虑也未可知，那这十路组合拳，却是我四十年的所见所闻，是我作为目睹文化还乡团的亲历者的口述史，是非之辨，唯立场是论，实在也没有什么周不周的问题了。
四十年来，绅权象牙塔精英主义凭借这十路组合拳，横行中国，呼风唤雨，将文化还乡团的逆袭造出国民党宣传部的声势，把人民重又踩在脚下。人民在文化上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成了绅权精英主义奴役的对象。
这四十年的绅权文化还乡团之旅，算是中国近六百年文化上最黑暗的时代，除宋之外无出其右。之所以说它最黑暗，是因为它把曾经见过光明的人民重又推向黑暗的文化深渊，惟之前的光明愈丽，故继之的黑暗愈深。
27、绅权象牙塔的亢龙之悔
如果说宋代绅权象牙塔通过一千多年的奋斗，终于走上九五之位，那么盘踞九五之位上千年之后，随着皇权垮台，绅权象牙塔终于爬过最后一级，荣登上九之位，臻穷高极致之地，呈亢龙有悔之相。
所谓亢龙有悔，就是乾卦六爻发展到极致，就有阳极生阴的趋势，因此这亢极中的悔，就生出一丝坤元，转入坤卦初六的履霜坚冰至。这是易理阴阳消涨变化的一般规律。
而绅权象牙塔的亢龙有悔，就是民权文化的履霜坚冰至，绅权象牙塔的最后疯狂，就是民权文化的生机萌动。这也是文化博弈势力消涨的一般规律。
绅权象牙塔，失去了皇权的屏障，就只能自己上阵与民权博弈，虽然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人民之友的假象，但在利益纷争的刺刀见红中，其反人民的立场总不免露出狐狸尾巴。当它不得不站在人民对面亲自实施文化专制权时，它和人民的关系就再难用蒙蔽、愚弄、教化和裹挟来弥合了，它成了孤零零竖在人民面前的文化黑手，手上高悬着文化专制的霸主皮鞭。这种赤裸裸的镇压，最终把它困在上九的亢极之位，再没有回旋余地。公知在中国的昨天和今天，就是绅权象牙塔亢龙有悔的活生生的例子。
而绅权象牙塔在文化上对人民的极限施压，必定会把人民挤压到一起，从而凝聚成基本的民权形态。虽然这绝非绅权文化专制的本义，但历史上不止一次重复这样的故事，绅权的剥削和压迫把人民动员起来，发动改朝换代的暴动。历史上绅权和民权的这种乾坤兴替，构成了历史周期律的主旋律。
但这一次与历史上任何一次都不一样，这一次民权经受过最先进的革命思想的洗礼，他们的思想深处还保持着最光荣的伟大革命的记忆，他们曾携手走在大路上以主人翁的姿态为全天下奋斗过，这一次民权领略过险峰上的无限风光，见证过伟大民权彪炳史册的光明。把这样一种具备伟大革命传统的民权重新推回文化的黑暗中去，是很危险的事情。
见证过光明的人，再也不会被黑暗屈服。所以，这一次绅权象牙塔的亢龙之悔，很可能就是绅权象牙塔的末日之兆。因为伟大的民权革命领袖已经找到破除周期律的法宝，这一次民权不会再和它玩阴阳兴替的把戏，这一次，民权文化将彻底埋葬象牙塔，开创自己的时代。
28、当代精英主义之死穴
二十年前，我写了此生第一部文化评论集《造神游戏》，在那里探讨了精英主义在当代的反动本质，但当时正是精英主义在大陆死灰复燃的时候，虽然不如现在强势，但却呈现强大的生长力，算是精英主义回潮的上升期，我对精英主义的滥觞深感忧虑。那时我自比《皇帝新装》里的孩子，把自己扮成一个悲壮的吹哨人。
但二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又一次站在这个题目面前的时候，我发现，虽然精英主义已经气焰熏天，早非二十年前的寒酸局促，但也早失去了二十年前的锋芒锐气。今天的精英主义，居高位而德不配、擅大名而实难副，又在众目睽睽之下充分表现自己的欲望，因此充分暴露了致命死穴，在亢龙之悔中呈现出极致的虚弱。
当代精英主义的死穴就是虽仍努力把持文化知识，但基本上全无文化修养。
文化知识是可以恶补的，是可以填鸭式学习的，一个精英主义分子，只要花上三五年工夫，就能够掌握一些可以歧视人民的文化知识，但文化修养不行，文化修养必须一点点滋养，既不能速成更无法急就。
中国文化修养的标志就是诗，诗是语言艺术的最高形式，是文化密码的直观载体，是民族情感的生动写照，更是文明基因的情感传承。它就是文化修养的最终标准。看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如何，从他的诗教诗品及他对诗的理解和感受入手，是最为直观的。
诗在唐代成为显学，被绅权象牙塔窃为自己的文化标榜，是绅权象牙塔文化光环中最耀眼的那一环。
唐代之后，绅权象牙塔一直把持诗歌，虽然北宋之后，绅权象牙塔创作的诗歌，能入眼的寥寥可数，但精英主义把民歌词曲排除在象牙塔外，所以乏善可陈的象牙塔诗群还是成了文化修养的最高象征。
可惜这一切被新文化白话文运动给打碎了，象牙塔的精英主义之诗教传承断在了1919年。从那一年开始，旧诗滚落尘埃风光不再，新诗断了旧传统忘了新出处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诗教更是被社会动荡文化乱局摇荡得七零八落，撕掉了绅权象牙塔用诗维系的最后一块遮羞布，绅权象牙塔“独擅诗的修养”，这贯穿元明清的谎言被彻底戳穿。从此，绅权象牙塔踏上了有文化知识却没有文化修养的不归路。
而新中国成立，教育普及，全民文化程度的提高，在诗歌上极大缩短了绅权象牙塔与人民之间的差距，更是为有知识没修养的绅权象牙塔雪上加霜，使绅权象牙塔在修养的滑梯上越滑越远。被绅权精英主义极限吹捧的文学大咖，其附庸风雅的诗歌习作，如瓦匠和泥，而被大众传媒极限包装的学术明星，其解诗论诗评诗品诗的方法如屠夫分肉，凡此种种，空擅浮名，其诗教程度，尚不及民间诗坛中下水平，绅权象牙塔诗教之凋零，真到了触目惊心不得不大白天下的地步。
丧失了诗歌这一文化权威的支柱，绅权象牙塔的精英主义，就丧失了文化修养的甲胄，当它如赤膊的许褚般挥舞知识的砍刀四处杀伐的时候，一个擅窃文化权力滥行文化专制的粗陋“叫兽”“砖家”的粗毛尾巴，就明晃晃地摆在全天下面前了。
因此丧失了诗歌这一文化修养的庇护，是绅权象牙塔最大的缺漏，特别是当诗教并未失传只是弃象牙塔而去的时候，诗歌，这一文化修养的崇高标志，就成了当代精英主义的死穴。
29、当代精英主义的死局
二十年前，我创作《造神游戏》的时候，曾经与人讨论过象牙塔精英主义的前途问题。当时的精英主义势头正劲，但我坚持认为，不出二十年的时间，精英主义知识分子就会“把脸牢牢地贴在钱的屁股上”。
这话今天回头看，算是被不幸言中了。
虽然文化还乡团大举“还乡”，但世界也已今非昔比，民权虽然在文化上放水经济上放松，但政治上却没有放手，任文化还乡团鼓噪体制改革，但民权政治守住了底线，社会主义底色没变。因此卷土重来的文化还乡团其实处境也很尴尬。虽然它们亲手点燃了绅权象牙塔的死灰，但丧失了政治屏障和经济支撑的绅权象牙塔，再也守不住原来的文化“体面”，为了维持自己穷奢极欲的腐朽传统，它只能向资本低头。
绅权象牙塔向资本低头，已经不是第一次。早在明末，绅权象牙塔一部分新锐势力就和江浙新兴资本勾结在一起，用文化手段发动政治攻势。而1927-1949年间，死灰复燃的绅权象牙塔也曾全面倒入买办资本的怀抱。
但这一次不同于前两次，前两次政治环境都是支持压迫支持剥削的，绅权象牙塔的精英主义在那种政治大环境下如鱼得水。这一次不同，这一次政治环境从法理上是反对压迫反对剥削的，因此绅权象牙塔的精英主义就如芒在背。
丧失了政治的庇护，想要复辟理想的经济地位，就只能卖身资本，成为资本帮闲，买办走狗，精英主义知识分子，终于把自己的脸全须全影地贴到钱的屁股上。
郎咸平们就是实实在在的力证。
精英主义知识分子毫不掩饰地成为资本帮闲、买办走狗，成为财富的应声虫，从根本上断送了绅权象牙塔用谎言和霸权维持上千年的文化标榜。
民国时期的象牙塔精英主义卷入利益争夺，已经在历史面前让绅权象牙塔跌落神坛，当代象牙塔精英主义，甚至连大张旗鼓的争名逐利都不敢当，只能蜷缩在买办资本和境外颠覆势力的羽翼下做跳梁舞，由堂皇君子沦为营苟小丑。君子而小人尚可以勉强撑住民国精英主义的最后体面，君子而小丑，就彻底置绅权象牙塔于万劫不复的死局。
深陷死局的绅权象牙塔精英主义，已经触摸到绅权象牙塔末日之门的把手。
曾经解绑绅权象牙塔精英主义的人，终于成了毛泽东思想的遗嘱执行人，在完全背离其本义和初衷的情况下，用钱的屁股抹掉了精英主义知识分子脸上的浓妆，把绅权象牙塔精英主义的古老妖孽捆上中国新型买办总产阶级的战车，并把它们一起推到人民面前，面对民权文化历史巨轮的碾压，为彻底消灭绅权象牙塔的精英主义，做出了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能一蹴而就的历史贡献。
30、我与象牙塔的因缘
看我如此猛厉地抨击象牙塔，很多人可能会以为，我和象牙塔之间有很深的仇隙。但说来惭愧，我和象牙塔不仅全无仇隙，而且还渊源甚深，我算是象牙塔中不折不扣的叛徒，是主动走出象牙塔与之决裂的文化漂泊者。而且直到今天，我身上还流布象牙塔的流毒，我就象一个带菌者一样，穿行在象牙塔的阴魂和民权文化的阳光之间。
先父堪称司马迁的残粉，我四岁识字，识字前的文化时光，基本都是在先父讲诵《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书》中度过的，我差不多算是用司马迁的两篇代表作学习的母语。这种不可理喻的熏陶，让我和绅权象牙塔结下了不可理喻的因缘。我对司马迁的感情，已经超出了粉丝的界限，陷入移情的旋涡。直到二十岁，我的理想一直是“青史留名”，即便不能成为司马迁那样的史学大师，也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司马迁那样的史学巨著中。这份狂热，影响了我一生的学术探索和人格建设。
后来，大约十四岁的时候，我开始真正投入古典文献的钻研揣摩，而我走入象牙塔学术的第一站就是庄子，我古典学术的开蒙篇就是庄子的逍遥和秋水。庄子的恣肆奔放愤激勇睿，一扫史家的深厚沉郁，成为我青春的主旋律。那时我还不知道，我正凭借史学和文艺这两只脚，一步步走入象牙塔的核心，不知不觉触摸到象牙塔的灵魂。从此，我的精神品格都深深地打上象牙塔的烙印。
二十几岁的时候，为求立身出处，我钻研唐代文化史，建立了以唐代为基本架构的绅权象牙塔知识体系，用诗学将此前的史学和子学陶铸在一起，算是基本确立了我的古典文化观。我的古典文化观，服膺象牙塔的精英，但对象牙塔的精英主义深恶痛绝。于是，三十几岁的时候，我发起了此生第一轮对精英主义的批判，就是《造神游戏》。
但《造神游戏》其实是站在精英立场上，对精英主义展开的批判，里面透着绅权象牙塔精英对绅权象牙塔的精英主义寄生者的全部鄙视反感与厌恶。当时的我，离民权文化，比精英主义离民权还要遥远，当时的我，是把欺世盗名装腔作势的精英主义者也看成垃圾的超级精英主义者。我不能原谅没有精英的实力却窃占精英的名誉，我更不能原谅假精英主义之势行文化专制的狗仗人势。我对精英主义的全部恶意，在《造神游戏》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造神游戏》，见证了我至清无鱼的顽固的绅权象牙塔立场。
可以说，《造神游戏》是我绅权象牙塔反动立场登峰造极之作。从那之后，两方面因素让我和象牙塔渐行渐远，最终走到今天这个位置，成了反噬象牙塔的叛逆，为民权文化站台的鼓手。
第一方面因素，我挟深厚文化修养沉潜社会最底层，如惠能踏碓般，磨洗了象牙塔的浮华，也正是在沉潜底层的二十余年，我觉悟了惠能下下人上上智的真谛，顿悟了惠能顿教与迦叶头陀的内在联系。那是翻天覆地的觉悟，从根本上扭转了我之前对绅权象牙塔的看法，使我从理论上到实践上都彻底站到马克思主义一边。
第二方面因素，我凭深厚文化修养打磨当代旧体诗，并在旧体诗坛薄有威名，曾三次阻击精英主义对当代旧体诗的同光化，为大众诗权做奋臂呼。沉潜底层的旧体诗实践，让我别开心眼，了解了诗歌的真正源泉，因此对绅权象牙塔千秋以来的文化垄断和专制谎言有了崭新的认识，从文艺观上彻底站到了马克思主义一边。
但即便如此，我也只是在大方向大问题大关节上，站到了民权文化一边，在细微言行出处之际，我的绅权象牙塔余毒仍然很严重。
比如要求我去做大家都在做的事我就难免心理很抵触，哪怕是身份证拍照或者打疫苗这样的事也不例外；
再比如直到现在我也不习惯在大厅里与人聚餐总觉得吃饭的时候有陌生人在视线之内会很局促，至于大排档就更不用提了；
再比如一事临头的时候我内心里的首选往往是不当与之言而与之言谓之失言，我的本义是宁可被误解也不屑沟通的；
更比如我基本上对别人没有道德上的要求，别人可能以为我是大度，但我自己内心深处深知这不是大度，而是我认为大部分人无法承担道德责任……
我的悍然不畏社会压力，殊非时下象牙塔精英主义可想象，我反对教育半殖民化，就拒绝把孩子送到学校，反对医疗产业化，孩子至今一片西药没吃过……
我的“热爱自由独立”更非陈寅恪之类所敢当，我不需要教授的津贴文化巨擘的名头，就甘愿为文化做那逆行的背影，当陈寅恪徘徊于韩愈段文昌之间时，我早在陶渊明和司马迁的穷困颠沛中死守文化的威权与尊严。
这听起来像是自伐，但今天站在民权文化的立场上审视这些气节，我不无惭愧地告诉大家，这些都是绅权象牙塔的余毒，这些余毒都是绅权象牙塔顶流的精神标签，是象牙塔精英自律的标配，它算是比精英主义更反动的超级精英主义。和“地铁味道”“时光流逝”等精英主义标榜不同，后者唯恐别人不知道它的与众不同，而我却唯恐别人察觉我的“与众不同”，于是就有了谦和的微笑恭顺的容貌来掩饰本心，这才是绅权象牙塔教养里最常见也最不堪的虚伪。我想我怕是一生也无法从灵魂深处清除这些超级精英主义的余毒。
这就是我的亲身体会，在绅权象牙塔的精神世界里侵染大半生，已经很难成为民权文化新人了。但我还是要矢志为消灭绅权象牙塔而奋斗终生，这不关感情问题，这是正义问题，事实上我对绅权象牙塔的精神饱含感情，但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世界必须消灭，用虚妄和夸诞撑起的文化藩篱必须拆除，那些我为之不惜牺牲誓死捍卫的东西，就是早该扫入历史垃圾堆的封建余孽。
最后，让我用最近红透网络的一段《革命者》台词结束这篇长文吧，它最能代表我此刻的心情：
“我从黑暗中反叛而来，却不属于未来的光明之地。我的脚踏在黑暗和光明的交锋处上，或许有一天黑暗会把我吞噬。可是为了人民，为了你们能走向光明，拥抱光明。我，我愿意去直面黑暗，因为我相信，终有一天阳光会普照整片中国大地，我坚信！”
我祖籍乐亭，系出封建门阀反动大姓赵郡李氏，是李大钊同枝近派的子孙，在此我就用李大钊的铿锵誓言，告慰先辈砥砺自心感召后进，为推翻封建大山做狮子吼吧。
作者李梦痴简介：
自况
马导师私淑弟子，毛教员星火余薪。
体制外文化学者，传统内旧体诗人。
自述/知命前
江湖落拓事无成，空把浮生许太平。
时调不烦人欲浅，一襟烟雨即余生。
自述/知命后
鬼雄前世烈，造化此生新。
儒法丧家犬，夷齐掘墓人。
问心还问迹，忧道不忧贫。
剑扫春风遍，天花未染身。
作者画像（金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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