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国民党的县长任期很短，更换频繁。从民国元年（1911年）到1949年的38年时间里，全国大多数县的县长（知事）都有几十个，有时一年就更换好几个。就洛宁而言，38年共更换县长（知事）47人次，平均每人的任职不到一年。因此，老百姓编了一个顺口溜，说是：

洛宁不安宁，

县长干不成。

这个被撤职，

那个被判刑。

刀客一进城，

跑得无影踪。

三年两头换，

犹如走马灯。

洛宁民国时期县长（知事）一览表

那么，这种“走马灯”现象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笔者以为无外乎四个原因：一是时局动荡，官场腐败；二是土匪横行，自顾不暇；三是日寇侵袭，外患严重；四是和共产党作对，不得人心。平心而论，就个人能力而言，国民党时期的县长也不都是酒囊饭袋，草包一个。只可惜他们生不逢时，在摇摇欲坠的民国大厦上当了一个匆匆过客，扮演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

对民国时期的县长任命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简称“北洋政府”）；二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简称“南京政府”）；三是抗日战争时期；四是解放战争（国民党称之为“内战时期”）时期。这四个时期虽然在名义上都属于国民政府，但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各级行政机构的构成也不一样，他们的职责亦有所区别。下边就这四个时期洛宁县长（或知事）的任命和任期情况分别作以简单的介绍和分析。

一、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11-1927）

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县长称“知事”。这一时期洛宁有17任知事。即：连宾瀛、贾毓鹗、车云、尤枢、庄炎、马麟年、阚暄、马麟年（二次）、程瑶阶、谢述曾、董书春、汪鸣鹤、毕濯缨、游夏、刘杰、毛迪康等。

16年换了17任知事，一任不到一年，大多也谈不上什么政绩。按洛宁人话说，连板凳还没暖热就走人了。不过，这不能怨他们，实在是由于那时时局动荡不安所致。这期间历经袁世凯窃国、黎元洪主政、张勋复辟、北伐战争、中原大战等，连一天也没“安生”过，他们哪有心思执政安民呢？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中原就是“逐鹿”之地。辛亥革命后，河南更是风起云涌，战事不断，就是城头上的“大王旗”也是不断变换。仅从1912年3月到1926年5月，河南共换了十任督军（前期为“都督”，后来改为“督军”、“将军”、“督理”或“督办”）、八任省政府主席（前期为“民政长”、“巡按使”，后来改为“主席”）。按照规定，县知事应由“民政长”或“省政府主席”任命。可实际上大多是“督军”或“督理”、“督办”说了算。在袁世凯执政时期，各省主宰军政大权的是“都督”，行政上的负责人称“民政长”。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出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曾对县级管理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他说：“县为吾国行政机关之最初级，故史称知县为亲民之官，譬之建屋然，县为基础也，省其栋宇也。必基础巩固，层累而上，而后栋宇覆瓦，始有所附丽而无倾覆之虞。”为此，孙中山极力推行“县级自治”。他把国家建设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提出“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人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其程度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之道路修筑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权使用之训练，而完毕其国民之义务，誓行革命之主义者，得选举县官以执行一县之政事，得选举议员立一县之法律，始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一完全自治之县，其国民有直接选举官员之权，有直接罢免官员之权，有直接创制法律之权，有直接否决法律之权”（见黄彦《孙文选集》）

应该说，孙中山所设想的“县级自治”制度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只可惜他过早逝世，最终未能实现他的宏图大业，导致1912年-1913年间，中国的县级行政制度处在一种混乱的状态中。此时北方各县大多沿用清朝旧制，而南方各县则各行其是。

正因为此，洛宁在民国初期任用的三任知县都是“拔贡”或“附贡”出身，在他们身上都还多少带有一点封建官僚习气。

此外，洛宁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因为在辛亥革命前后，洛宁的许幼平、温旭阳等仁人志士都亲自见过孙中山先生，有不少人还亲自参与了“倒袁”运动，因此洛宁有一批人都深受他们影响，在思想上对北洋政府派来的人都比较排斥。于是，有许多北洋政府的官员都说洛宁国民党势力（指南方国民党势力）太重，每每借“党禁”之名予以打压，以致于形成两派之争。

1913年1月，北洋政府颁布《划一现行各县行政地方长官组织令》，进一步统一了基层行政区的级别、名称以及基层行政长官的称呼。规定各县行政长官统称为“知事”，县衙改称“县知事公署”。

1913年12月，北洋政府颁布《知事任用暂行条例》，规定县知事的任用资格可分为试验和保荐两种。在民国时期，都把考试叫做“试验”。至于保荐，是必须经过各部总长暨各地方最高民政长官认为有富于政事学识及政事经验者向上推举保荐，最后经内务部审查备案方可予以委任。

可见，在北洋政府时期，对县知事的任用在规定上是比较正规的。特别是民国六年（1917年）以前的几任知事，都算是县知事“试验”阶段。各方面的要求都比较严格，县知事的素质都比较高。但他们毕竟刚从封建王朝脱骨而来，在其身上都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官僚习气，再加上既然允许保荐，就难免会出现官场腐败。

据张华军《民国河南县政研究》上说：“民国六年（1917年）是北洋政府统治的中期，四届县知事试验的所有影响开始显现，袁世凯刚死一年，北洋军阀开始分裂，这一年是个重要转折点，预示着一个相对有序的时期结束了，而一个混乱无序的时期正在到来。”

洛宁的第一任县知事连宾赢是北洋政府从山东即墨知事任上对调来的。他虽然由河南省民政长张凤台提名，可当时在河南说了算的是袁世凯的亲信（袁世凯哥哥的小舅子）——河南省都督张镇芳。他处处秉承袁大总统的旨意，在河南全面恢复封建旧秩序，取缔革命的国民党。他的这种卑鄙行径，引起了地方上早期国民党人的不满。在洛宁，当时能代表南方国民党利益的是县议事会，由西山底张运铣担任会长兼公款局局长。这些早期的国民党人看不惯连宾赢一流的倒行逆施。于是，就联名到省议会告发连宾赢“滥刑苛罚，纵匪殃民”，可没想到此时袁世凯已下令解散议事会，他们不但没能告成，反倒招来了连宾赢的打击报复。无奈之下，他们又跑到南京司法部反映，结果也是不了了之。后来，张运铣只能离开洛宁，到京城以看病为业停了三年。

1913年，北洋政府举行首次知县试验。洛宁的第二任知事贾毓鹗就是通过考试任命的。他在洛宁任职五年，算是北洋政府包括民国时期在洛宁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知事（县长）。

1914年2月，河南省都督张镇芳因“剿匪无方，乱杀青年”被袁世凯撤职。段祺瑞出任河南都督，田文烈为民政长。不久，段祺瑞调回北京任陆军总长，田文烈接任河南省都督兼民政长。1914年6月，赵倜出任河南宏威将军（相当于都督），田文烈任河南巡按使（相当于民政长）。1916年6月6日，“窃国大盗”袁世凯死亡，黎元洪继任临时大总统，宣布恢复约法，召集国会。但实际权力则为国务总理、皖系军阀段祺瑞所掌握。张运铣在北京坐堂行医期间，曾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之母看过病，并获黎元洪赠匾：“宗仁主义第一大夫”。

黎元洪执政时期，各省的大将军改称“督军”，巡按使改称“省长”。河南的“督军”仍为赵倜，省长还是田文烈。田文烈在河南任职五年，其为人比较忠厚，办事比较务实。再加上他在北洋军中资格最老，威望很高，赵倜一直对他很尊重。因此，河南在这一时期相对比较稳定。

正因为河南局势稳定，贾玉鹗也在洛宁一干就是五年。他在任期内办的最大一件事就是推行即墨经验，设立“乙种蚕业学校”，并开办“蚕桑试验场”，为洛宁培养了一批实业人才。但是，由于他们毕竟属北洋政府领导，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面对一个腐败无能的军阀政府，他们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老百姓的生活。特别是这些地方官僚在大乱之后没有让老百姓及时得到休养生息，依然是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从而激起民愤，导致了民国四年（1915年）由洛宁“同盟会”员马腾蛟发起的农民“缴犁耙”运动。

1917年，田文烈调离河南，河南督军赵倜兼任省长。贾玉鹗因事革职，48岁的江西才子车云调任洛宁知事。他上任后积极兴办高级小学，组建农业试验场、水利管理委员会，开办模范工厂等。同时还组织人力物力，编纂《洛宁县志》，对促进洛宁工农业生产、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一定贡献。

1918年，江苏无锡人尤枢刚刚调任洛宁县知事，就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水灾。连雨数日，河水暴涨，冲垮田园、房屋无数。紧接着从1919年春到1920年秋，洛宁又遭遇连年旱灾，粮食颗粒无收，人们把榆树皮都吃光了，还饿死了不少人。政府虽然也组织了赈灾运动，但大多都被贪官污吏中饱私囊。尤枢也因“救灾不力”被免职。

赵倜从1914年开始统治河南八年之久。他是一个标准的大贪官。特别是在田文烈调走以后，他大权独揽，压制民主，恣意搜刮民财，贪赃枉法，卖官鬻爵，使河南人民怨声载道。在他统治的八年里，洛宁一连换了六任知事，从尤枢到程瑶阶，可以说是一任不如一任。在此期间，洛宁形成了北洋政府“元老派”和在思想上倾向南方国民党的“少壮派”，也就是“三甫”和“三初”之争。“三甫”以坡头雷同声（字“应甫”）、樊村张纯如（字“粹甫”）、在礼李玉材（字“栋甫”）为主，他们先后把持着县财政大权，向百姓征收苛捐杂税，引起民怨；“三初”以西山底张鹏举（字“升初”，张运铣之次子）、南丰杜逢甲（字“乙初”）和柴窑温旭阳（字“旭初”）为主，他们虽然属于在野派，但思想倾向革命。他们眼看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就屡次到县公署为民请命。因此当时就有一个民谣，说是“三初进了城，三甫不安宁”。特别是赵倜在河南的最后一任洛宁知事程瑶阶，更是狐假虎威，专横跋扈，贪污腐败、欺压百姓，无所不用其极。1922年，张鹏举听说赵倜走了，冯玉祥在河南主政，就挥笔疾书《讨程瑶阶檄》，揭露程瑶阶“借得省长（指赵倜）之私，力图发财之地”“加以毒蛇为心，财狼成性，买匪改供，遇款乾没。”以致“人神之所共愤，天地之所不容。”欲“呈本省之大吏，冯督军（指冯玉祥）之彻查…”据说，张鹏举写的这篇檄文是仿照唐朝骆宾王的《讨武曌檄》而成。该文文辞犀利，慷慨激昂，嬉笑怒骂，酣畅淋漓。程瑶阶得知后非常害怕。后来又听说他们要到省政府找冯玉祥告状，就卷铺盖走人——偷偷溜走了。

程瑶阶在洛宁的唯一政绩，就是引进江苏工赈协会的以工代赈资金重修洛北万箱渠。至今，在王西村西南万箱渠上还有程瑶阶于1921年的亲笔题名：“渡水桥”。落款为：“督军署军法课课员、本省通缉营监练官、代理洛宁县知事程。”可见程瑶阶还是很有点来头的。不过，据该桥上的石刻记载，具体做工作的是王范士绅李培礼、赵连城 杨世英等，程瑶阶只是挂了个名而已。

这次，冯玉祥由于军阀相争，在河南任督军还不到半年。虽然时间不长，但因其自以为是革命派，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本人不吸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不受贿、不贪财，上行下效，蔚然成风。同时，他还大力提倡破除迷信，要求各地把寺庙一律改成学校和工厂。在他任职期间，洛宁县知事是谢述曽。那一年，洛宁也扒了不少寺院、庙宇，有的进行简单改造后办成了学校。

在1921年以前，北洋政府对任用县知事采取本省回避制度，也就是本省人不能在本省当县知事。所以，洛宁的前几任知事大多都是外省人。从1921年以后，北洋政府发文：“查各省所属署之县知事，就本部照章分发人员中遴选委用者固多，而参用本省人员者亦复不少。在各县有不得已之情形，惟长此便宜任用，不守定章。窃恐群流并进，品类不齐，转与整饬吏治之本旨相背。本部体察情形，以为与其泥守旧章以致有名而无实，不如变更成例，转而责实而循名。况自治潮流既日趋膨胀，似知事回避本籍之旧例，亦应略事变通。”由此，县知事在本省任职走向合法化，只是不准在本县及邻县任职。后来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连这一点底线也不存在了。

从1922年到1927年，洛宁换了8任知事。这一时期，河南督军改称“督理”或“督办”，也经历了6任。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朝不用那朝人”。1922年，冯玉祥被排挤出河南，直系陕军二十四师师长张福来出任河南省督理，省长为张凤台。张福来是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老部下，实际上当时的河南军政大权还是掌握在吴佩孚手中。1924年9月，爆发第二次直奉大战。冯玉祥与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乘二次直奉军阀混战之机，打垮了曹锟、吴佩孚的直系政权，胡景翼被任命为河南督办，孙岳为河南省长。后来由于孙岳没有到任，由其部下何遂代理省长，至此河南军政大权仍然掌握在胡景翼手中。值得一提的是，胡景翼在主政河南期间，曾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频频接触共产党人李大钊、王若飞等，使河南的革命运动得以蓬勃发展。然而，他也只干了不到半年，就和憨玉琨展开争夺战，史称“胡憨战争”，结果胡景翼在冯玉祥领导的国民一军支持下取得大胜。只可惜他本人因右臂生疔疮不治而亡。1925年4月，由陕西靖国军岳维峻出任河南督办。任期不足一年。1926年，吴佩孚又打回河南，把岳维峻赶走，任命寇英杰为河南督办，靳云鹗为河南省长。靳自以为是直系元老，资格在寇英杰之上，故不肯屈就。出于无奈，吴佩孚曾先后派熊炳琦、张英华、劳之常出任河南省长。实际上他们全都是傀儡，实权还掌握在吴佩孚手中。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在8任洛宁知事中，谢述曽是冯玉祥的人，董书春是吴佩孚的人，汪鸣鹤是胡景翼的人，毕濯缨是岳维峻的人，游夏、刘杰和毛迪康都是吴佩孚的人。因为吴佩孚后来接连换了三任省长，洛宁也对应换了三任知事。

1924年是洛宁土匪比较猖獗的一年。先是大驾杆李相元两打张村，再是县武装警察队长吉长升哗变，并勾结匪首赵高升血洗寨子村，杀死男女老幼170余口，烧房200余间。1925年1月，镇嵩军憨玉琨部来洛宁扩军，又把吉长升和赵高升收编。5月，镇嵩军范龙章部在新安、渑池被胡景翼打败溃退到洛宁马店，当天半夜遭到土匪偷袭 。后由于范部奋起反击，把土匪打跑。镇嵩军一怒之下把马店村民集中起来一一审问，最终砍下48颗人头送到县城高悬示众。事后，洛宁县知事汪鸣鹤还有幸得到一枚剿匪奖章。

河南省政府颁发给汪鸣鹤的剿匪奖章

毛迪康是北洋军阀政府在洛宁的最后一任知事。在其任职内，由于他和县财政局长张纯如合伙贪污，激起民愤。此时适逢北伐军取得胜利，冯玉祥再次打回河南兼任省政府主席。张鹏举、温旭阳等抓住这个机会，又一次来到省政府找到冯玉祥状告毛迪康，结果毛迪康又被冯玉祥撤职，并退出赃款3000元大洋、烟土5000两。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周流宗，男，汉族，中共党员，1957年1月出生，河南省洛宁县赵村镇人。1980年毕业于洛阳师院中文系。历任洛宁县计生委秘书、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杨坡乡党委书记、卫生局党委书记、局长等职。现为河南省书协会员，洛阳市摄影家协会会员，《洛宁史话》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