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让将军”

1955年自请降衔的人不少，真正“成功”者并不多，成功率高的恰恰是管干部、管评衔的将军们。

“1955年父亲被评为上将，实际上他是符合大将条件的，父亲主动提出了降衔。”说这话的是宋任穷之子宋克荒。论级别，宋任穷是正兵团级；论职务，红军时期他曾任红28军政委、代军长，1955年时任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行政4级。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珍藏的1955年1月16日彭德怀、罗荣桓写给毛主席的《关于元帅、大将、上将问题报告》中，宋任穷的名字赫然列在大将名单中，成为宋任穷自请降衔的历史证言。

另一位正兵团级、总干部部副部长也自请降衔并成功——为了把自己成功地降下去，他三番五次打报告、给领导“做工作”，最终将自己“落实”为中将。在授衔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周总理专门把他请到中南海面谈；还特地把摄影记者叫来，与之合影留念。在授衔庆祝酒会上，刘少奇对他说： “你是一名应该授上将而没授上将衔的中将。”彭德怀也说：“你那两颗金豆的含量可不一般啊。”

他，就是中将里排位第一的“三让”将军徐立清。

看到拟授上将军衔人员名单中有自己名字时，作为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徐立清先是“以权谋私”，直接将自己的名字悄悄“下调”到中将行列。

罗荣桓部长找他谈话，批评他：“这是中央军委定的，正兵团职的一般都授上将，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是够资格的嘛。”于是，罗荣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加回了上将名单中。

徐立清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列举了申请低授的“充分”理由：一是不突破最初的设想；二是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估价，克服名利思想；三是便于做一些争军衔同志的工作，保证授衔工作的正常进展。

夫人很支持他：“咱不要在待遇上、名利上和别人争高低。”

但也有人劝他：你符合上将条件，非要个中将不可，其他够上将条件的同志该怎么想？这话倒让徐立清有点为难了。

恰在此时，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的降衔报告得到了毛主席的盛赞，徐立清连夜给过去的搭档许光达打电话，交流“经验”。许光达说：“这是我们个人的想法，跟别人没关系，要坚持下去做出榜样来。看那些争着要高衔的人有啥话可说。”

深夜，徐立清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于是披衣起身，伏案再次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

罗荣桓拿着信和赖传珠、宋任穷两位副部长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徐立清新中国成立初期就任大兵团政委，又时任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在群众中威信高、影响大，还是应该授予上将军衔。这个意见上报给彭德怀副主席也得到了认可。

彭德怀特意三次找徐立清谈话，但徐的态度非常坚决。他的信一次又一次写给毛主席、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最后惊动了周总理出面做他的工作。总理说得入情入理：“你这种精神值得提倡，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你始终保持着这种优秀品质，难能可贵！不过，你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条件的，不要认为自己是总干部部的副部长就可以低授。”徐立清坦承有些人争官争位、不顾大局，觉得只有自己低授了，才能理直气壮地做他们的工作。周总理感慨道：“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子，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嘛。”

1955年的 “让衔”，只是这位“三让将军”人生中的“第二让”。此前，他曾经申请“让级”——把自己应评的正兵团级降为副兵团级；之后，在医院的病榻上，他亲自给中央军委写信，请求“让位”——建议免去他总干部部副部长职务，以便及时任命新人。1983年，徐将军病逝于北京，享年73岁。他生前对子女们说：“我一生选择了革命、选择了党，这条路走对了。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爸爸只留给你们一句话：要始终坚信党是正确的，群众是最公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