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诗”与“时”
（二）
再说宋代的诗词。
宋王朝先天不足，内忧外患，民不聊生。
北宋近百年貌似繁华升平，实则危机四伏、虚弱腐朽。
宋诗的一大特点是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
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诗词主要是产生在沦陷了半壁河山的南宋王朝。
纵观宋代诗词，除了苏轼的地位不可动摇之外，代表这一阶段诗词最高水平的作家大概要算陆游、杨万里、辛弃疾和李清照等人了。
宋王朝从建立到灭亡，大多数时间都在打仗，经济的停滞和落后是不待言的。
可是，宋代的文学艺术却是在蓬勃发展的。
致使宋文学，尤其是诗、词，在我国的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诗歌发展到了明、清两朝，虽有几次“复古’、“中兴’，却也只是回光返照。再无什么传世不朽的大作和杰出拔萃的诗人。
按历史发展和社会进化的观点来说，明、清两朝的社会生产力不能不说要比汉、魏晋和唐宋等朝代发达得多。经济基础也不能不说比其前朝历代要坚实的多。
然而诗歌这种形式（主要是古诗）却每况愈下，确实是无可挽回地衰败了。
由此看来，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它的兴衰并非和社会的经济基础成正比，更不是时时受社会经济基础的左右和限制。
这种情况在世界文学的发展史上也不乏例证。
如十九世纪的俄国，其社会生产力和物质生产水平远远低于当时的美、英等国，但它的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主要是美术、音乐）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尤其是它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和文艺批评的理论，迄今在世界上仍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作为文学形式之一的诗歌，相对于经济基础，政治及上层建筑其他因素来说，无疑也具有其独立性。
这表现在它的产生、发展、兴衰有其自身的规律，而“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绝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那么，诗歌发展的规律到底有没有呢？
如果有，有哪些呢？
导致诗歌繁荣的其他因素还有那些呢？
能否从“诗”与“时”的发展的相互关系上去寻求某种答案呢？
“诗”者，论其格式风骨、发展兴衰：“时”者，求其背景环境、个人遭遇。
为求教于方家，笔者不揣鄙陋认为，诗歌的发展除了有其经济的原因、渊源和继承的原因外（例如魏晋诗歌对汉乐府的继承，唐诗对后世诗歌的影响等），时代和环境的影响对诗歌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先看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翻开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凡是诗歌发展的重要阶段，都是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
每当战争不息、国破家亡，民族危亡之际，总有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和重要的诗篇产生。
越是国家有事多难、民族存亡之际，越是如此。
如《楚辞》产生的年代，正是衰败的楚国在强秦的摧枯拉朽的凌厉进攻面前连连败退，失川失地，生灵惨遭涂戮，国家行将灭亡之时，爱国诗人屈原满怀忧愤，写出了《离骚》等一批千古流传的诗篇。
在建安年代，曹氏父子和其他有成就的诗人都目睹了汉末封建割据、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惨状。
他们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有着很深的感慨和同情。
同时，这些诗人都是一些在政治上有抱负、有志于结束战争，统一中原的人。（他们有些本身就是政治家、军事家）
他们在许多诗篇里都相当深刻地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吐露出及时“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曹操的“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正是抒发了建安这些政治诗人们的平息战争，安定天下；抚慰黎民，重建家园的愿望。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评论说：“时观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能正视现实，真实地反映那个动乱时代的实况，而又富于忧国之思和“拯世济物”的宏愿，这正是建安作家的一个显著的特点。
再看唐诗，凡闪烁着现实主义光芒的诗篇，也通常产生在动乱的年代。
如杜甫的“三吏”、“三别”，《哀江头》、《春望》、《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诗；李白的《猛虎行》、《挟风豪士歌》、《朝发白帝城》等诗，便都是产生于安史之乱的年代。
唐诗到了安史之乱之后，诗风为之一变。
整个诗的基调从轻松、适闲和浪漫的风格陡然转向了深沉凝重的现实主义的风格，慷慨激昂、雄浑悲壮，读诗如同读史。
面对黎民百姓所遭受的巨大劫难，李白在诗中痛呼：“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虎狼！”
他对国家的危亡，人民的灾难，表示了深切的忧虑。
“中夜四五叹，常为人国忧。”
在垂暮之年还参加了永王李磷的军队，准备讨伐安禄山的叛军。
因后来当了肃宗皇帝的李亨害怕弟弟夺他的皇位，杀害了李磷，把李白流放到夜郎。
李亨当了皇帝后又大赦天下，好容易才艰难走到白帝城的李白此时接到了大赦令，他兴高采烈，马上原路返回，在顺江而下的船上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早发白帝城》。
李白并未因蒙冤而一蹶不振，他在临死的前一年，还打算抱病参加李光弼的部队，请缨杀敌。
“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
真是报国之心至死未变！
杜甫也是如此，悲叹战乱，忧国忧民的诗篇占到了他重要作品的绝大部分。
宋代文学作品里所表现的爱国忧民的情绪更是随处可见。
靖康之变以后，凄凉悲愤的呼声几乎成了南宋一百五十年期间诗歌的基调。
在这些爱国主义的作品里，陆游的诗和辛弃疾的词尤为突出。
他俩的作品振聋发聩、交相辉映，反映了当时尖锐激烈的民族和阶级的矛盾，表达了志士们收复失地，洗雪国耻的雄心壮志。
一千多年来一直激励和鼓舞着后世的爱国者。
如陆游的《示儿》：“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李易安的千古绝唱“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读来催人泪下，令人热血沸腾。
看来，爱国主义思想是历朝历代的杰出诗人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关心国家命运、关心政治，同情人民疾苦，抒发报国之志是绝大多数优秀诗篇的主旋律。
也可以看出，诗歌的每一次大的进步和发展，都和社会的战乱和动荡有着密切的关系。
即使是现代社会，也可以找出这样的例子。
在中国人民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上，涌现出了像郭沫若、闻一多、戴望舒等一批爱国诗人。
在日寇横行、国破家亡的时候，涌现出了像艾青、田间、李季等一批优秀的战斗诗人。
在文革即将结束的1976年，中国大地动荡不安，国家未来前途莫测，经济濒临崩溃、人民仿徨忧愤。
然而“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却掀起了现代中国诗歌的又一个新高潮。
事实证明，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和为事而作”的文学批评的论断是十分正确、很有见地的。
“时”还包含了诗人个人的命运和遭遇。
在中国历史上，有成就并在人民中间有威望的优秀诗人同时又有好运气的实在是少之又少。
像王维、贺知章这样活得还算潇洒的大诗人属于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的诗人是命运多舛、并屡遭不幸的。
屈原在政治上遭受打击，几经放逐，遂愤而作《离骚》。
陶潜在门阀制度极严的东晋不愿意与市俗合污，毅然辞官。生活上饥寒交迫，窘于生计。
然而他在东晋诸多诗人中是鹤立鸡群，独树一帜。他的田园山水诗开唐以后的山水诗的先河。
他为人的傲气，诗风的朴实，都为后代诗人所崇尚。
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和杜甫的一生也都是很不幸的。
这一对中国诗坛上的“双子星座”，都在文学诗歌方面有经天纬地之才，却又都是怀才不遇、报国无门。
他们两人的一生都是坎坷多难，历经战乱和流离，最后贫病交加，双双客死他乡。
总而言之，诗歌的发展与兴衰，固然有与经济、政治、军事等诸因素相关的一面，然而更多的是由自身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
是与当时的特定的环境、事件，诗人的遭遇紧密相关的。
撇开这些，只是单纯地从经济基础上去寻求答案，结论无疑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全文完 。此文为大学期间读书笔记，一些观点也许已经过时。学术问题，莫衷一是，求教于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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