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沛，江西永新人。1949年参加解放军，历任战士、文化教员、宣传队队员，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改正，后任中国作协云南分会专业作家。1952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枫叶集》《红豆集》《饮马集》《雪兆集》《雨窗集》《拼命迪斯科》《铁窗集》，散文集《白云深处》《流浪者》《香港香港》等。系国际笔会中国中心成员，世界华文文学联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联络委员会委员；《诗刊》编委；香港《海岸线》执行编委等。

     1982年，著名评论家何西来先生，曾以《一个执着到近乎固执的诗人》为题，剖析过周良沛先生的诗歌创作历程及其作品的艺术特征。一晃30年过去，如今的周良沛已迈入耄耋之年，而貌似固执的个性和依然执着的探寻仍丝毫未改。近日，在拜读了他的新作《无奈与沉默》（中国地图出版社2013年5月版）之后，这种感觉便愈加强烈。这部21万字的文化杂谈和随笔评论，既有洞察秋毫的真知灼见，也有达观率直的诚恳商榷，更有路遇不平的仗义执言，一如慈爱的长者在晚辈面前侃侃而谈，字里行间处处彰显出他人格的磊落。

     卷首第一篇《文化贪腐》，是作者根据两年前在“南通诗会”上宣读的发言稿整理而成，洋洋洒洒4千多字，不啻是给诗坛热闹非凡的嘈杂声浇了一桶凉水：

    “时下，物欲横流，贪腐风炽，贫富差距拉大所衍生的社会丑闻和悲剧，早已见怪不怪。

    “诗，作为语言艺术，对于那些破坏我们母语的纯洁性，对于这一文体的基本规范也全然不顾的非诗、伪诗的漫延、泛滥，已不是诗坛之内，而是对泱泱诗国，龙的后人的民族感情的深度伤害。”

     在谈到甄选诗歌作品和评奖中的反常现象时，作者不禁感慨道：

    “不论何人，在何种场合，不论是否受贿、拿红包，还是为‘小圈子’、为酒肉关系，为有违诗的、正常审美的种种与诗无关的社会、道德所行使他发诗，颁奖的话语权和投票权，不论追究不追究法律责任，也是学术的腐败，道德的沦丧。

    “本来，好作品获奖，无非是它的思想、艺术原有的价值征服评选者的惊喜所铸成的金牌；现在全被颠倒了，非诗的分行文字，一旦‘猫腻’获奖，反被如此确立了它的诗的价值……”

     作为被诗会邀请的贵宾，本不该当众发此“宏论”，不仅不为组织者们捧场喝彩，还要用种种揭丑诗坛“猫腻”的痛心声讨来大煞“风景”！这一通劈头盖脑的“组合拳”，或许会被一些文化贪腐者视为“挠痒”式的手法，但其底气十足的功力和套路却是秉承了华夏道德文化的真传，一招一式都直逼非诗、伪诗及其幕后操盘黑手的要害。我想，那些文化贪腐的受益者们，即使是躲在暗处，也会感到脊背凉气顿生。

     随笔《彩虹与泡沫》，对流行在文坛的时髦用语“玩文学”进行了剖析和定位：

    “什么时代产生什么样的作家，有什么样的读者就有什么样的作品。市场经济中，经济的杠杆会更突出这种关系。它必然钟爱、适应消费、消闲的快餐文化。虽然，严肃文学者对‘玩文学’持批评态度是必然的，但是，这一现状，又不是简单地以批评、行政方式可以改变的。存在决定意识，纯为消闲所写出的文字，若不‘玩文学’，你又叫它一个什么呢？”这种把脉文坛的严肃和深入，当然是想从骨子里挖出将文学引入歧途的病根，而潜台词则是期待那些有志于创作出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家们，远离随波逐流的“玩文学”。

    《对台湾作家黄春明、陈映真作品之随想》，则赞扬了海峡对岸两位同行独立思考、不跟风、不媚俗的文人风骨，高度评价了他们作品中的民族大义和创新意识。作者花了整整5天时间剖析两位年轻作家的创作历程，对他们坚持选取本民族的生活素材为创作出发点，着力描绘、塑造具有鲜明民族个性的典型文学人物，给予了充分肯定。周良沛先生在评价作品普遍存在的“自我表现”内容的是非时，标准十分明确，他说：“作家都在写自己，但仅仅只会写自己的‘小男人’、‘小女人’的，又绝非一个真正的作家……人是要有点思想的，作家就更应该是思想家。虽然作家在作品中要将它表现得越隐蔽越好，也不是淡化到无有踪形。”

周先生在工作 — 冷慰怀2013年摄于昆明

     作者是一名文艺老兵，曾长期在云南战斗和工作，自然对有关云南的事情记忆深刻，特别是解放初期某些文艺界同事在事业方面的投入。文集里收入了一组题为《有关<小河淌水>的议题四则》，是围绕云南民歌《小河淌水》的改编和知识产权而展开的。历史上的人文事件有其复杂的背景，这首“民歌”的问世以及后来被多人改编、扩充的过程，又在复杂背景的基础上被赋予了某些戏剧性曲折。作为与始作俑者高粱有过接触的知情人，周良沛先生不仅理清了其中的来龙去脉，还直言不讳对某个有悖职业道德行为的当事人，发出了严厉声讨。这四篇文章，讲述了高粱先生从发现移植民间歌谣里的音乐元素，到改编整理为一首完整的乐曲，使之成为琅琅上口的“云南民歌”的过程，并列举了国外类似乐曲的改编实例。作者以丰富的音乐理论知识，为已故的音乐家高粱旁征博引，只为还作者一个公道：

    “不论我们的生存环境怎么变，有一点是不该变和变不得的！那就是：对待事物应有的公正态度，遇到社会生活之中的不公正之事，人更需要有公心！

    “我受过社会公平的温暖，我知道社会主义的公平是什么，因此，我也应该公平地对待我身边所有的不平事，包括《小河淌水》的问题。”

     写这样的文章或许会出力不讨好，但想让“执着到近乎固执”的周先生把话咽回肚子里，就好比一团火被捂在了心口，那种灼烧的滋味如何忍耐得住？再看当今某些大腕捉笔的评论，引经据典、好话说尽，却又模棱两可、不痛不痒，明眼人一看便知，此类用小费炮制的文章必然是猫腻多多。真话、实话、良心话，是周良沛毕生坚守的堡垒，而假话、虚话、奉承话则是他深恶痛绝的死敌。为还原历史的本真和保持文人的节操，在他眼里，20多年“劳改”也只是“小菜一碟”， 误解和咒骂又算得了什么！

    四则议论文的写作和发表，前后历时11年，近两万言的核心都围绕一个话题：对民族音乐发展的艺术性探讨，以及为曾经作出过贡献的音乐人仗义执言。这种不惜得罪某些颇有能量的人物，敢于依据历史事实还公道于原创作者的勇气，来源于老艺术家周良沛的崇高艺德和坦荡胸怀。

     另一篇《走下文学的神坛》，同样是从历史的角度去客观评议沈从文的是是非非。该文依据沈从文本人的言行和现存史料，对其文学、政治观点以及两者间的复杂纠葛，给予了褒贬有度的评价，对“想当然”之类的杂音给予了批驳和斥责。这篇万言评议沈从文的是非之论，为文坛以往纠缠的历史恩怨，树立了一个与人为善的榜样，不仅犀利、公允、深刻，而且文采飞扬。但是，文中也毫不掩饰地批判了周作人和张爱玲的人格缺陷。

     可以说，《无奈与沉默》中的文章，绝不存在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闪烁，每一篇都彰显着作者鲜明的观点，是褒是贬一目了然。

     作者在书的后记结尾中这样写道：“……说真话，也要少讲废话；没能耐，也得尽所能保持母语的纯洁；虽无才，趁自己还未老糊涂，对某些老问题也有权将往昔亲历、熟悉、感悟的认识，原生态地抖出，不敢说对，也应该和可以把它说明白的。”

     敢于对历史事件发出自己的声音，离不开良知和勇气的支撑，区区几十个字，概括了《无奈与沉默》的写作宗旨，也验证了作者的确是在“以暮年的晚节，不辱文化的尊严，认真地思考文学艺术”。我以为，这部书既是老前辈精心传艺的“秘本”，也是老作家捍卫文德的铠甲，更是老战士声讨腐败的檄文！掩卷良久，被作者心槌撞响的黄钟大吕仍在心头剧烈地震荡。

     书中的33篇文章长短不一，短则千把字，长至上万言，从艺术观点、人物评说到理论争鸣，恰似一台近代文坛点线面交互映衬的折子戏。而且这台折子戏的“卖座率”很高，仅仅面市三个多月，《无奈与沉默》的首印本便已售罄，说明此书的观点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赞同，且语重心长的言辞令众多书迷心动。今天，作为千百名读者中的一员，同时又是周先生的晚辈和老乡，在此不揣浅陋一吐为快，也是想求教各路方家，以期更充分地将该书的营养转化为自身的免疫力。

2013年9月10日完稿于洛阳   

——刊于2014年2月号香港《文学评论》  

     作者简介：江西老表，1945年生，9岁定居洛阳。1983年开始创作，1995年加入中国作协，已出版个人著作10部，退休前在洛阳轴承集团公司党委宣传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