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迁都的背后

文/朱双顶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位皇帝在位亲政虽仅有九年时间，却因为办成一件事，就涂上浓墨重彩一笔，永载史册。他就是南北朝时、在七十来个封建帝王中、真正有作为和对后世有影响的魏孝文帝拓跋宏。北魏迁都因他而成，迁都的背后展现着他的魄力与魅力。

        对于北魏为何迁都，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一语着结，说：“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将迁都洛阳”。平城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说它的地理位置不好，气候寒冷，夏季六月都会下雪，又经常有风沙，所以魏主想要迁都洛阳。司马光将北魏迁都原因归就于地理位置不好，那么是不是仅如此呢？不妨来看一看北魏迁都的背后故事。

        西晋灭亡之后，北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纷纷起兵生事纷争，先后建立起五胡十六国，进入互相混战时代，最后前秦苻坚脱颖而出，统一北方。统一后的苻坚又一意孤行，试图南下吞并东晋取而代之，结果在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中大败，亲率的号称百万大军被歼灭和逃散的多达7O余万，前秦江山也倾刻间分崩离析，苻坚统一南北的希望彻底破灭，本人也被杀身亡，前秦随灭。中国北方又重新陷入分裂混乱的局面，先后建立起十国。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北魏的开国者，才得以群雄逐鹿，走上历史舞台。北魏的统治者原本是鲜卑族拓跋部落的人，淝水之战后，鲜卑贵族拓跋珪趁机复国，以“越过坚城，纵深攻击”之术，频频得手，疆土不断扩大。后经其子拓跋嗣继位再接再厉，到其孙太武帝拓跋焘时一展雄心，终于在公元439年再度统一了中国北方。

        北魏政权之所以能够迅速地统一北方，与拓跋珪开国之初就重用汉族士人有关，其中最有名望的是崔浩。他在北魏统一北方的战争中取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屡立战功，受到北魏三代皇帝的信任，到了魏太武帝时担任了司徒的高官，只可惜，没有得到善终。在担任司徒时，崔浩任用了许多汉人为郡守，引起了鲜卑贵族上层的抵触，尤其是魏太武帝的严重不满，让其去领衔修史，结果因为将所修之史立碑示人，有揭皇室之丑之嫌，被人告发，引起魏太武帝震怒，将崔浩及其一些亲戚满门抄斩。北魏王朝也因此而开始走向衰败，魏太武帝也于公元452年被宦官杀害，留下了一副烂摊子。自此，北魏政治更加腐败不堪，不断引起北方人民的反坑，北魏王朝到了生死存亡关键时刻。

        此时，天降大任于魏孝文帝拓跋宏，公元471年他得以继位。孝文帝出生于平城，3岁被立为太子，5岁受禅即位，成为北魏王朝的第六个皇帝。他3岁丧母，由祖母冯太后抚养长大。而冯太后是汉人，汉文化造诣很深，对汉族封建帝王的统治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可以说，此时只有5岁的孝文帝仅是一个小孩而已，对于风雨缥缈中的王朝是不能感知的，是冯太后以太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开启了北魏一系列汉化改革，才挽北魏王朝于狂澜危局之中。她实行了整顿史治、实施俸禄制，实行均田制、发展经济，建立三长制、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等改革举措，推动了北魏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加强了中央集权。至此，北魏政权又向死回生，得以再次走向繁盛。

        由上可见，北魏王朝诞生于北方再分裂混战之中，是依靠战争之力，在弱肉强食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其历史及时间都非常暂短，其民族的落后性也显而易见。然而，它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就是它从一开始就与汉族紧密相联，它的兴衰也与汉人的重用与汉文化的吸收紧密相关，尤其是冯太后开启的汉化改革，更是将北魏的鲜卑族与汉人的融合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地，这才有了孝文帝后来的迁都之为。

        孝文帝的迁都，从面上看是规避恶劣气候之举，实则是继续推进汉化改革之需。而这场迁都改革突出地彰显了年轻有为的孝文帝坚定决心的魄力和果敢措施的魅力。冯太后病逝后，孝文帝亲政，坚定地推进冯太后开启的汉化改革，为摒弃重重阻碍，放开手脚易地踢开封闭守旧局面，他毅然决然地迁都洛阳。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给予了较为详细地记载。大体上说，孝文帝首先争得重臣任城王的支持，精心编导了一幕“外示南讨、意在谋迁”的闹剧。

        公元493年的秋天，孝文帝为冲破重重阻碍，借南伐之名行迁都之实，以准备大举南征之名，亲率30万大军渡过黄河，进驻洛阳，是“魏主自发平城至洛阳，霖雨不止”。在秋雨绵绵之中，让军队疲惫不堪，使众大臣纷纷跪在御马前，叩头哭劝，请求停止南征。这时孝文帝适时提出：“今者兴发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朕世居幽朔，欲南迁中土；苟不南迁，当迁都于此，王公以为何如？”意思说，现南征这么大的动作，劳而无成，怎么向人交待？我世居平城，受尽寒风之苦，本就想南迁中原，可你们都反对，如果现在不南征，可以呀，就应迁都于洛阳，你们选择吧！面临迁都为活、南征为死的二选一处境之下，一场均遭到众人反对的迁都之为就这样搞定。“时旧人虽不愿内徙，而惮于南伐，无敢言者，遂定迁都之计”。在百官宁愿迁都也不愿冒险南征之中，孝文帝于公元494年，成功迁都洛阳。

        由此开始，孝文帝大刀阔斧地深入进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他“变风易俗”，学习汉族王朝的各种礼仪，采取了“传之百世”的“必当改作”，以“不得违也”的铁腕手段推行：一是“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就是禁止说鲜卑语，以汉语为正音，全部改说汉话，三十岁以下现在朝为官的，不许再说鲜卑语，否则就降职免官；二是改籍，“代人迁洛者悉为河南洛阳人”，“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就是凡迁入的鲜卑人一律改为洛阳人，死后葬洛阳；三是改穿汉服，妇女不得再穿“夹领小袖”之胡服；四是胡汉通婚，改汉姓，孝文帝带头树榜样将自己改为“元”姓，改“拓跋宏”为“元宏”，并娶了四个汉族女子为后妃，又为五个弟弟娶汉女为妻，并把公主们嫁给汉人；五是改用度量衡，将长尺、大斗按《汉书》记载的度量法度制定等等。孝文帝这些汉化改革无疑是成功的，它缓解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巩固了北魏在北方的统治，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可以说，孝文帝抛弃狭隘的民族偏见，继承冯太后进行的汉化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全盘速成的社会大变革，它使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与先进的汉民族逐渐地融为一体，对后世的影响已大大超出了北魏王朝的本身，隋唐王朝的大一统建立就留有他的印痕，为中国多民族的统一作出了载入史册的贡献。

        历史蜕尽铅华，留下千古传谈，不灭的是中华民族绵延传承。北魏迁都虽早已过眼云烟，但汉化改革融入的多民族基因却代代相传，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就这样在一步步进化之中，从亘古走来。也许这就是领略北魏迁都背后故事的意义所在。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