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上的苏轼

——朝苏记 （节选）


　　在中国历史上，每个世纪都会出现大诗人。《诗经》时代，杰出的诗人多如牛毛，匿名的大诗人可以采诸野。“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孟春之月，羣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於天子。”《汉书·食货志上》心有灵犀的孔子一选，就得到一部《诗经》。《诗经》是匿名时代的集大成者。人类文明有各种各样的开端，从一部诗写成的经书开始，仅中国独有。“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许慎《说文解字序》）在我看来，文的出现，就是诗的具形，文是先验之诗的升华。如果从言简意赅这种诗最基本的特性出发，那么每个汉字都是一首诗，或者说，汉字的诞生本身就是汉语先民对诗的觉悟。“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除了汉语，没有哪一种文明有过这样的记载，文的诞生，就像神的诞生一样，一个神秘事件。黑暗时代封闭于各个地方的诗意通过文从此可以流布大地，文明开始了。
　　　
　　文明，以文照亮。通过语言觉悟。这种起源导致伟大的诗人在这个民族中层出不穷，世所罕见。汉是一个高潮，唐是一个高潮，宋是另一个高潮。宋以后的一千年中，这种以文为文明最高标准的趋势逐步式微，到1840年以后，几近消失。压抑了近四千年的商族（黄河流域的古老的部落，首领叫契，契协助大禹治水有功，受封，封地为商。）的文化日益发扬光大，最终席卷中国。但是，诗主导的文明已经不可逆转。历经五千年来最大的变局，文明完成了一个伟大的悖论，商人也不得不通过比商族更古老的文来申明他们的“契”。
　　
　　今日，现代主义在中国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空间，传统中国的空间世界荡然无存。但是，文继续着，人们依然在用五千年前（在殷墟发掘的甲骨并不能视为文诞生的年代。）甚至更早就出现的文命名现代。依然是先知孔子启示的真理：“不学诗，无以言。”
　　
　　中国最后一位伟大的文人出现在宋。“阴阳割昏晓”（杜甫），苏轼就像但丁，站在文明史的阴阳线上。不同的是，但丁站在黑暗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间。而苏轼却面对着诗的黄金时代的垂暮，黑暗即将降临。他意识到这一趋势，力挽狂澜，终其一生。

……王安石沉迷于观念，不太顾及身边、在场、当下。他推行的青苗法，本是他在鄞县当知县时，在一个小地方因地制宜取得的成功经验，却要作为规范一刀切，完全不顾现实的复杂性、多样性，“不晓事”，在全国削足适履式地推广。“或曰青苗法善乎？曰未可以为不善也。然则可行乎？曰不必其可行也。善而不可行何哉？曰公青苗法之行，始见于官鄞县时。贷谷出息，俾新陈相易，而其民便之。……然而有必不可行者，以一县小而天下大也。以天下之大行之，则必有抑配之患与积压之患。”（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纯道德，一风俗”“萃于我”（苏轼语）王安石颇似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家以塞亚·柏林说的刺猬：“相信世上存在着一种完美的前景，相信借助……某种方法就可达到真理。”“根据普遍的理想，即根据一个人、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所追求的整个生活模式来做决定”“要求最终答案——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整齐划一”。王安石的矛盾是，他一方面是功利主义者、实用主义者“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法先王之政，只是意思一下，做事却要根据现实状况灵活运用。这是实用主义。而在另一方面，在施政上他又搞一刀切的模式化、同质化，他的改革恰恰是“倾骇天下”，最终失败。王安石遗世独立，他要改造生活世界。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观念与实践分裂，知先行后的行，反而“倾骇”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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