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铁营街道小林剧社推出
播讲人：随遇而安，原名：周红艳
毒刑是太小的考验
江竹筠被捕前并不是重庆地下党组织成员，她当时是中共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地区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公开身份是万县地方法院会计室职员，化名江志伟。
1948年1月，江竹筠的丈夫、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彭咏梧在组织武装起义时壮烈牺牲。地下党组织本想将她调回重庆工作，江竹筠拒绝了，继续留在老彭战斗过的地方。
江竹筠被捕，却与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叛徒直接相关。
6月14日中午，江竹筠刚刚走出地方法院，忽然被人喊住。来人正是冉益智。在重庆时，江竹筠与冉益智有过联系，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副书记。
江竹筠马上警觉起来：“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冉益智支支吾吾：“三哥……就是老王……他要我来……”
三哥和老王指的都是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公开场合这样提及领导人的真实姓名，违背地下工作纪律。江竹筠心知有异，扭头欲走，却被冉益智张臂拦住。几个特务趁机冲过来，把江竹筠当场抓捕。
和江竹筠同一批被捕的还有地下党员刘德彬，他后来和罗广斌、杨益言一起创作了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红岩》即以此为基础。据刘德彬回忆，被捕的当天晚上，江竹筠、李青林等几个女同志就受了重刑，但她们没有吐露一个字。那天晚上，刘德彬最后一个被审讯，亲耳听见特务们不乏敬佩地感慨：“这几个女人真是硬得很，就是不开腔。”
刘德彬同样“硬得很”，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一口咬定自己叫刘浩然，是失学青年，来万县找工作的，没有参加共产党。次日凌晨，特务从水路将他们押送重庆，关进了歌乐山下的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即俗称的渣滓洞监狱。
在那段时间里，重庆及整个四川地区的地下组织遭到大规模破坏，不断有地下党员被捕入狱。监狱的氛围很压抑。眼见着几乎每天都有人被关进来，大家的思想很不稳，人心浮动。
因为江竹筠负责过联络工作，掌握不少重庆地下党人员姓名和联络方式，被捕入狱后，她立即成为监狱特务重点审讯的对象。
江竹筠刚入狱时，“江姐”这个称呼还没有叫开。当特务提审江竹筠时，大家很关注，不知道这位身材瘦小、身高只有1.45米左右的女同志能不能顶住敌人的酷刑。
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档案中，保存有当年对江竹筠审讯问案动刑的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法官张界和特务陆坚如的若干交代材料。
张界交代，“江竹筠被捕后一直不承认有中共组织，而徐远举坚持说她不但有中共组织关系，并且说她地位很重要，究竟是怎样重要地位，而徐始终也没有问出来。”
气急败坏的徐远举对江竹筠施以酷刑。
渣滓洞大屠杀幸存的罗广斌、刘德彬等人曾经对江竹筠受刑情况进行过详细描述：“特务们一点不放松她，戴重镣，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夹手指……极刑拷讯中，她曾经昏死过3次……”

渣滓洞审讯室的部分刑具。
直到傍晚时分，特务才把江竹筠架回牢房。难友们纷纷隔着牢门向外张望。江竹筠的十指血肉模糊，明明白白地显示出她的坚贞不屈。有早与江竹筠熟识的年轻同志情不自禁地喊出一声：“江姐！”从那以后，难友们无论自己的年纪比江竹筠是大是小，都统一喊她“江姐”，对她充满敬意。
1948年10月被捕的盛国玉和江竹筠曾经是同室难友，事隔六十余年后，她仍能回忆起当年的点点滴滴，“我进渣滓洞时，她已经浑身是伤疤，手也残了。每次踩着我的床去上铺，手指都抓不紧，只好吃力地用小手腕去勾住扶手。每当看到这情景，我就一边用手往上推送她上床，一边流泪。”
后来，罗广斌在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写道:“江竹筠受刑晕死三次，杨虞裳失明月余，李青林腿折残废，是每个被捕的同志所共同景仰的。江竹筠曾说过:‘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在被捕同志们当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渣滓洞里的斗争士气也陡然一振。
江竹筠在狱中的另一个斗争成果，是成功策反了看守黄茂才。
黄茂才是1948年4月到渣滓洞做看守的，两个月后，江竹筠被关押到这里。登记名册时，黄茂才发现江竹筠是自贡老乡，主动与她攀谈起来。
起初，江竹筠对他怀有戒心，但很快就发现，黄茂才出身贫苦，为人本分和善，对牢狱中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抱有敬佩、同情之心。这之后，江竹筠开始主动接近黄茂才。
在她的开导、劝说、感化下，黄茂才利用管理员的特殊身份，为身陷囹圄的地下党员充当起了秘密信使，狱中和外界信息交换的联络线从此打通了。
遗憾的是，在那场血腥的大屠杀来临前，黄茂才被列入资遣人员名单，离开了渣滓洞，没能在营救行动中发挥作用。他最后的贡献，是送出了以“吉祥”名义写给狱外地下党的最后一封信，希望党组织尽快组织实施营救计划。从“吉祥”的笔迹和几位脱险志士的证词证明，这封信是另一位女牢英雄胡其芬所写。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