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依

赵依，四川成都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从事文学研究和小说创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曾获“华语青年作家奖”短篇小说提名奖、《北京文学》优秀新人新作奖、“长征文艺奖”文学评论奖等。曾任鲁迅文学院助理研究员、《人民文学》杂志社编辑，现供职于《中国作家》杂志社。

西方的乔伊斯研究已有百年历史。作为与伍尔芙、普鲁斯特与福克纳并置的现代文学彰著的流派代表，乔伊斯执着在小说中描述那些重要瞬间的无尽可能。正如当一个完整阅读过《尤利西斯》的人试图去谈论这部作品所面临的难题时，从哪里开始谈起，将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过程。中国的乔伊斯研究，尽管有关于乔伊斯的美学思想正在实现体系化研究的构想，其“流亡美学”等思想内涵逐渐经由理论进行阐释，乔伊斯前后期的观念转折也尝试建构起了逻辑性的分析，但要谈论乔伊斯的世界观、人生观、语言哲学、诗学思想、创作实践与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互动关系，以及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技巧、象征主义等，仍然容易脱离具体的文本走向一种不言自明的空洞。当下，我们又似乎热衷于在探讨小说创作的相关问题时把小说指向一种经典化。对经典建构的当代效用和普遍的文学共鸣等所产生的疑虑，在长期的理论跋涉中，使我们总是愿意并且不得不去重读经典，在思想渊源和精神路径中，把“阅读”作为重要的方法。

基于以上考量，本文选取乔伊斯《都柏林人》中的最后一篇《死者》（校读《都柏林人》及《死者》诸多译本，本文论述从智量先生译文）进行细读和分析，以期从阅读经验出发，在经验的对话、校正中来寻找某种确认——作家身处的时代与内心的关系、小说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作家的内心与小说、读者的关系。还有，我们想成为怎样的读者？我们能成为怎样的读者？我们真正拥有什么？

一、叙事特征

（一）线索与主题

《死者》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加布里埃尔在莫坎姨妈家惯例性举办的圣诞晚会上的情形，以及晚会后他和妻子格莉塔回到旅馆后所发生的事。小说因乔伊斯不动声色且苦心经营的叙事技巧抵达了深邃的象征内含，受过良好教育、懂音乐、会写作、工作体面的加布里埃尔在晚会上先后在与莉莉、艾弗丝小姐的交谈中遭受精神打击，接着在旅馆房间里想和妻子亲热时遭到第三次打击，从而对生、死以及存在的真实产生了顿悟。细数小说主要的叙事线索大致有：

一是主人公加布里埃尔和妻子格莉塔去姨妈家参加一年一度的圣诞晚会。关于这场舞会和聚餐，小说的开场就将场景定位在一个活泼、快速的动作节奏上——“看楼人的女儿莉莉简直是双脚离地在飞跑了”，从莉莉对客人的迎接铺陈开莫坎家的格局设置，“餐具室的天花板”“上面地板上的脚的踩踏和拖曳”、连接着参加宴会主角出入的楼梯，将阁楼分割出独立的空间和故事场景。这里，随着加布里埃尔夫妇的到来，故事人物基本有所交代，“套鞋”和“雪”等，作为文化倾向的象征和文本的主要意象纷至沓来，旋即爆发了莉莉与加布里埃尔的对话交锋，并以后者的意外挫败告终。乔伊斯将晚会场景的叙事重点放在人物的观察、对话和态度上，暗示的敌对情绪揭示了故事人物各自的经历、选择和立场。

二是艾弗丝小姐多次对加布里埃尔不加掩饰地进行批评，“没想到，您竟是个西布立吞人”，直接指涉爱尔兰民族主义及其文化上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态度。稍后，加布里埃尔试图修改自己将在晚宴上发表的演说以回击艾弗丝小姐的偏激，却不料艾弗斯小姐断然离场，使他毫无机会。

三是通过丈夫的眼睛，格莉塔的侧面轮廓获得了神秘雕塑般的宁静优雅，这个女人站在第一段楼梯的顶上，也在阴影里，她的脸不被看到，却催生加布里埃尔的燃情时刻，叙事由此转向人物的内心并走向冲突爆发的顶点。告别晚会回到旅馆，格莉塔没有迎合加布里埃尔对激情的期盼，反而透露了自己埋藏心底的秘密：在爱尔兰西部尼姑岛的高尔韦度过少女时代的格莉塔，与迈克尔·富里相恋，他常给她唱爱尔兰民歌《奥格里姆的姑娘》，这位患了肺病的情人伫立在要动身去都柏林的格莉塔的花园里向她告别，不久后因淋雨加重病情故去。

四是格莉塔感受到了感情、记忆和疲惫的爆发，并在丈夫的注视下进入深度睡眠。加布里埃尔站在窗前，无言地凝视着飘飞的雪花，投身到与精神实体的一次新的相遇中，捕捉着死亡与存在的某种真相和意义。在一个充满狂欢和骚动的故事的结尾，要实现如此完美的静止，需要的艺术能量是深刻的。乔伊斯的《死者》通过神乎其技的结局塑造，增加了小说在主题显现方面的诗性张力，使表层意义下潜藏宗教、哲学、社会文化和批判性审美的深层意蕴。

《死者》所描绘的圣诞晚会全然没有节日的欢乐气氛，与“瘫痪”主题相适的是各个厅堂的人们以无聊为聊的虚妄。出席的客人、舞曲以及晚会程序都一成不变，循规蹈矩的生活和自我麻痹的心态正是爱尔兰人在英国控制下的真实写照。而正是这种真实，使《都柏林人》的出版因受到严格的审查而推迟了八年多。

（二）背景与手法

1904年，乔伊斯在母亲去世后被朋友推荐在以爱尔兰西部的乡村和地方色彩为特色的农业报纸《爱尔兰家园》上发表小说，先后写了《姊妹们》《伊芙琳》和《赛车以后》便被拒稿。显然，农业报纸与乔伊斯小说的风格并不一致，而乔伊斯事实上也一直瞧不起报纸，从《死者》中对《每日快报》的暗嘲便可见一斑。

从1904年10月乔伊斯离开爱尔兰到1905年11月，乔伊斯完成了12个故事，并把它们编成《都柏林人》，寄给了英国出版商格兰特·理查兹。1906年2月，乔伊斯创作了《两个浪汉》并由此引发对故事内容不道德、语言不雅的强烈反对，使《都柏林人》推迟出版并被要求修改手稿。后来，在1906年和1907年，乔伊斯继续创作并完成《死者》，最终与都柏林出版商签订了合同，却在长时间的谈判和妥协中仍被该出版商拒绝出版，其原因主要是小说中“反爱尔兰”内容的不良影响。甚至印刷商把未装订的散页书稿销毁，致使愤怒而痛苦的乔伊斯在同一天晚上离开了爱尔兰，再也没有回来。

直到1914年，审查制度稍微放松，乔伊斯再次与格兰特·理查兹联系，《都柏林人》终于得以问世。一方面，乔伊斯因流亡对祖国产生了“乡愁与仇恨”并存的矛盾情感，为他提供创作主旨和深层动机；另一方面，《都柏林人》所遭受的严厉审查，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乔伊斯对小说进行反复修改，同时从中进行了自觉的叙事创新和形式探索。

在《死者》中，与加布里埃尔精神成长相关的语料形式，除了潜隐的叙述者以框架叙述提供背景，还嵌有对话式的直接引语、意识流式的自由直接引语以及自由间接语。在非叙事性的嵌入文本中，直接引语本身将观点、态度限制于说话人的表达，类似于叙事学的“模仿”，使小说人物展示自己的意识并将其区隔于作者意图；而自由间接语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将解读的责任转移到读者身上，使叙述者得以在叙事中摆脱无所不知的地位并合理地放弃评论和判断：叙述中既没有明确的陈述，也没有超然的价值审视，只是对现象的客观描述，所以文本的真实意图非常模糊。加之流亡者身份所提供的多重、双向的视角，乔伊斯小说的整体叙事效果往往强调不同的话语层次并传达不同的叙述目的，使人物、叙述者乃至作者的意图都拥有十分开阔的话语空间。

此外，乔伊斯在修辞、景物、结构方面的象征技法已趋成熟。莉莉（Lily）以百合花为名，既象征纯洁，又是送葬时的传统佩花；梅勒里山修道院的修士们每天睡在棺材里，玛丽·简称这“是提醒他们要记住自己最终的结局”；两位姨妈住在幽冷的阿雪岛上，英文Usher’slsland，本意为“荒岛”；加布里埃尔住在Monkstown，格莉塔从Nuns’sIsland的奶奶家动身，地名中包含修士和修女，席间谈论歌唱家，凯特姨妈偏爱Parkinson，说他是“最棒的男高音嗓子”，乔伊斯使他与帕金森和麻痹症关联。小说结尾，加布里埃尔那句著名的向西出发，西部究竟象征着死亡还是希望，至今众说纷纭。

安葬迈克尔·富里的教堂墓地、十字架、墓石，连同叙述中若有似无的幽灵以及既象征纯洁又象征死亡的雪，渲染了小说中充斥的压抑、沉溺和迷茫氛围。尤其是雪，作为点亮晚会、加布里埃尔时时眺望的唯一景物和覆盖这座城市的最后一个象征元素，究竟是对净化的某种暗示，还是仅仅意味着一个因自身死亡而沉寂的世界，又或是埃兹拉·庞德漩涡主义推崇的超越语言表达的瞬间综合物，还是代表着一个更为强大的、不加区别的否定力量？

前文已述，《死者》的开场就将场景定位在一个活泼、快速的动作节奏上。事实上，乔伊斯在《死者》中采用大量爱尔兰音乐素材，除了以此提供文本的互文性，还经由音乐性搭建叙事的节奏和秩序。乔伊斯于1907年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是他的诗集《室内乐》，诗集的音乐性得益于乔伊斯的音乐才能和天赋。按乔伊斯自己的评价，诗集中的三十六首短诗，每首诗皆可诉诸曲谱。乔伊斯在小说中对音乐的痴迷是有据可查的，乔伊斯作品中的第一份音乐目录由霍奇特和沃辛顿编撰，并以《詹姆斯·乔伊斯作品中的歌曲》为名出版。这项艰苦的工作记录了乔伊斯所有小说中歌曲的实例，无论是直接引用的歌词还是简单的对话引用，均有收录，同时分析了节奏模式在乔伊斯写作中的特殊意义。乔伊斯对音乐理论的应用也远不止于插入典型的爱尔兰民歌或模仿民谣或抒情诗韵律的诗意语言。有外国学者认为年轻的乔伊斯从19世纪晚期瓦格纳的热潮和文化逆旅中滋养出他的审美视野，理查德·瓦格纳赞扬未来的音乐中“不断增长的沉默”，乔伊斯可能受其影响，所以在《死者》的最后几句强调了这种艺术效果。

互文性指不同文本彼此在结构、内容等方面的相互模仿、关联及引用等情况。以《死者》为例，小说中任何的单独文本都不完全独立，其意义是在与其他文本以及小说本身的交互映照、指涉过程中生成的，如小说中的罗伯特·勃朗宁和莎士比亚。具体到《死者》产生互文性的关键要素——小说的音乐目录及音乐性，爱尔兰民歌《奥格里姆的姑娘》显然作为加布里埃尔走向“精神顿悟”的重要转折和故事线索而存在。通过加布里埃尔的眼睛，格莉塔的侧面轮廓获得了犹如神秘雕塑般的宁静与优雅：“如果他是个画家，他就要把她这个姿势画出来”“要把这幅画叫作《远处的音乐》”——这个女人站在第一段楼梯拐弯的地方，也在阴影里，她的面容和神情全然不被丈夫看见，可是却颇为讽刺地激发了加布里埃尔。这里，不仅距离和音乐成了叙事的装置，楼梯同样是一个核心的象征元素，连接着参加晚会的小说人物的出入，它通向紧接着的狂喜，通向旅馆里的房间，通向回忆、睡眠、死亡和顿悟，小说的叙事节奏也相应从这里开始打破均质，开始释放高低起伏、散乱参差的叙事激情。歌剧《迷娘》《狄诺拉》《鲁克列齐亚·波尔吉亚》也暗示着加布里埃尔对妻子怀抱的不对称的情欲，而格莉塔在后文中即被实证为心在别处，与歌剧的故事内核同构。《打扮新娘子》是茱莉娅姨妈献唱多次的曲子，但她从未拥有自己的婚礼，如今已“两鬓灰白”“老成那样了”，加布里埃尔觉得不久就要参加她的葬礼，这既是对茱莉娅姨妈渴求浪漫却毫无建树的人生的否定，也再次关涉“存在”与“死亡”的主题。还有“那些日子”的某个晚上，男高音唱了五遍的“让我像兵士那样倒下”，与加布里埃尔敏感、犹豫、妥协的绅士形象悄然形成对比，这也是他与决绝赴死的迈克尔·富里的显著差别。

二、意义增殖

正是由于《死者》具有的审美张力和象征寓意，使阅读主体对小说的解读存在极大的能动性，这一方面是不可多得的阅读乐趣和审美快感，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修辞价值和小说文本的意义增殖。

（一）能动与猜想

本文得益于清华大学中文系格非教授的小说叙事学专题课程，在课堂研读的诸多文本中，我们似乎可以对《死者》的解读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类似于《死者》这样天然携带着广阔阐释路径的小说，读者对它的理解既不会出现大的偏差，同时又看上去怎么理解都对。如果我们借用本雅明《讲故事的人》中的理论，“一个故事或明或暗地蕴含某些实用的东西。这实用有时可以是一个道德教训，另一情形则是实用性咨询，再一种则以谚语或格言呈现。无论哪种情形，讲故事者是一个对读者有所指教的人。”①理论评论作为直接对文本进行指教的文体，今天我们之所以或多或少对它产生困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验的可交流性每况愈下”。有关阅读经验的建构从文本细节逐步走向对宏大事物进行发言，导致了几乎等同于“我们对己对人都无可奉告”的相似结果，毕竟脱离文本的言说总是相对容易一些，从信息到信息的传递，不及物的表述和复制使阅读背离自身而染患“现代的”病症。因此，相较于那些不言自明的理论生产，倒不如以文本细读去开掘那似有若无中能“瞥见一缕新型美的可能”。

一是加布里埃尔从一次例行的聚会中跌入绝望的境地，整个晚上，他和妻子这对本应紧密联系的伴侣明显是分隔开且自顾自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说所着力描述的这场晚会，究竟是呈现了一场真实具体的集体聚会，还是为了象征乍看之下具有亲密联结的人与人之间实际隔着巨大的距离，从而预见精神上的孤立和毁灭？

二是倘若如此，乔伊斯在叙事结构上所安排的加布里埃尔走向顿悟的功能性的三个回合，尽管是精神之旅的框架，是否存在于一个统一而可靠的线性时序的“整体”？

从《死者》渐次展开的加布里埃尔与三个女人的交锋来看，给小说的叙事范式贴上“时间”或“线性”的标签多半是无可厚非。但是，意识流和象征性的小说美学又启发我们思考：这个统一的线性文本是否是乔伊斯有意设置的阅读错觉，读者其实是在对不确定性的暗自去除中，替文本构建出了一个“整体”实体。毕竟，《死者》的结尾丝毫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封闭感，小说时间并非完全是自然的物理时间，线性也不是小说应信奉的绝对逻辑。所以，是否存在着一种对《死者》的普遍误读：由作者刻意创造的碎片化片段所结构的小说，被读者有意无意地整合到了一个象征性的网络中，从而消弭了有关支离破碎的真正意蕴；而那些伪装成开头、中间和结尾的部分，满足着读者对“整体”的欲望——它提供了一个短暂却完整的一瞥，在所谓的故事高潮中结束，使主体体验到阅读的酣畅，而这个“整体”也正符合批评家所希望赋予叙事能指的某种秩序。

三是在《死者》的最后，格莉塔陷入熟睡，加布里埃尔“奇怪自己在一小时前怎么会那样感情激荡。是什么引起的？”如果我们坚信作家在创作中对每一个细节（尤其是在精确计量上的描述）都有所设计，我们就有必要引起自身对这“一小时前”的注意。倒推这一小时，是从楼梯拐弯处对格莉塔的侧写开始，还是从离开莫坎家的时候算起，又或是从进入旅馆房间以后才开始？假设是从加布里埃尔瞥见阴影里的格莉塔或晚会散场、众人离开的时刻来计算，互相等候并作道别、穿戴整齐后出发，再走到酒店转角租了马车，然后乘马车抵达旅馆，再进入旅馆房间展开一系列的动作和对话，直到格莉塔进入深度睡眠，一个小时是否足够？如果不够，就需要在进入房间以后的整个夜晚中寻找这一小时。格莉塔的剖白和加布里埃尔的询问、回应，显然为这一小时留下了余裕，于是，这里很可能出现了一个暗藏的叙事空白——除了格莉塔脱衣服和她与丈夫对话的时间，是否还发生了其他事情？有学者认为加布里埃尔仍然完成了和妻子的亲热②。还有一种可能，格莉塔并没有马上入睡，而是接近早上才睡着，睡着之前与加布里埃尔有着亲密行为，这符合小说文本在“她睡熟了”这句话之前的空行和分节③。因此，加布里埃尔可能彻夜未眠，他看着妻子进入熟睡，然后站到窗前，这时已经天亮；结合加布里埃尔此前让旅馆守门人八点叫他们，才有了那句“该是他动身去西方旅行的时候了”。

还有，格莉塔认定迈克尔·富里是为她殉情而死，正是那句“我想他是为我死的”，使加布里埃尔“感到一阵朦胧的恐惧”。我们都知道，迈克尔·富里患有严重的肺病、本身就饱受病痛的折磨，尽管他在淋雨后的一个礼拜内去世，小说的叙事事实上从未确认迈克尔·富里站在花园里是出于何种动机、目的究竟是什么。相较于殉情，有没有可能迈克尔·富里主要的是为了从病痛中解脱、从无意义的人生中进行自我放逐？格莉塔关于“他是为我死的”这一判断，是基于客观事实、情感主体乃至道德标准等生发，还是一种有关“自我”的复杂臆想？

叙事空白使作为叙事接受者的读者参与文本意图的建构，文本与读者之间由此形成了持续且深入的双向交流：读者因介入文本、催生意义并填补文本中的空白而实现与作者意图的对话，并通过这一系列的对话活动建构自身与作者的对等关系。

（二）批评与政治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对乔伊斯的研究呈现出了强势的政治关怀，即将乔伊斯的小说与爱尔兰的民族历史、为争取爱尔兰民族独立和自由斗争联系起来。乔伊斯的作品当然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角度对乔伊斯及其作品进行分析和阐释，也是当下乔伊斯研究的热点之一，并成为一种意义增殖的主要场域。例如，从《死者》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出发，既能在乔伊斯生活中进行索引，又有着独特的批评与政治的向度，昭示出理解《死者》的多种路径，而有着明显政治意图的文学解读所呈现的脱离文本与材料的倾向，以及它所导致的误读和无效性，是我们始终需要警惕的。

一是生活索引。《死者》可能起源于乔伊斯和诺拉·巴纳克尔的故事。1904年，在都柏林，诺拉·巴纳克尔这位从高威来都柏林的酒店女佣，性格坦率而不羁，与乔伊斯相遇之前已有两个爱慕者。后来，乔伊斯说服诺拉跟自己一起去里雅斯特，《奥格里姆的姑娘》是诺拉在他们到里雅斯特的第一年里为乔伊斯唱的歌曲之一，而这首描述女仆被她的情人抛弃并带着婴儿的忧郁之歌，对他们两人都有双重含义④。尽管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坦率的，而且欣赏对方的某种野性与彼此间的互补，乔伊斯的嫉妒还是威胁了这段关系，显示出年轻的乔伊斯的某种胆怯。此外，使用精神分析法进行乔伊斯的作品研究存在天然的合理性，部分原因是乔伊斯的女儿露西亚曾有一段时间是荣格的病人。

在理查德·艾尔曼《乔伊斯传》中记录了乔伊斯与叶芝的初次会面。会面时，叶芝三十七岁，乔伊斯刚刚二十岁，两人在街头巧遇，叶芝邀请乔伊斯到奥康奈尔街一家餐馆的吸烟室聊天。乔伊斯在两人关于文学、文化的讨论中频频顶撞叶芝，叶芝写有一篇关于这次会见的文章，并长期与乔伊斯保持着书信联系，说明他很喜欢这个与他顶嘴的年轻人。乔伊斯几乎反对叶芝做过的每一件事，说叶芝为什么要关心政治、民间传说、历史事件的背景等，最为重要的是，叶芝为什么要写意识形态、为什么降格作概括性的论述。叶芝当时为爱尔兰戏剧界写戏剧，这些戏剧所抒发的感情、描写的故事都是从民间传说中提炼而来，乔伊斯对此尤其表示反对。当乔伊斯起身离去时，问叶芝多大年龄，然后叹一口气说，“我早就想到你是这个年纪了。我见到你已经太迟了，你太老了。”意指叶芝已经无法被改变。

有意思的是，尽管与叶芝有着完全不同的创作动机（叶芝主张以“非政治性”的文学来统一深度分裂的爱尔兰，使爱尔兰共同体在文学中率先构筑精神蓝图，在文艺复兴早期提出“到西部去”和“凯尔特朦胧诗”等将土地、语言与古老神话结合的创作方法。乔伊斯对民间传说、历史材料的使用更多是出于叙事创新的需要），乔伊斯后来写出的代表性杰作《尤利西斯》，正是借用民间传说等典故，以荷马史诗《奥德赛》为框架，把当时的爱尔兰社会的俗人的平凡的一天及平凡琐事跟荷马史诗嫁接，二者的主要故事几乎能够一一对应，尤利西斯即奥德赛的别名，乔伊斯由此使得凡俗的故事具有史诗的力量和戏剧性。乔伊斯和叶芝的会见发生在他写作《都柏林人》系列小说之前，《死者》中艾弗丝小姐的形象与当时曾担任过“民族戏剧社”副会长的激进民族主义分子茅德·冈（茅德·冈，演员、爱尔兰独立运动战士、女权运动者，新芬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叶芝发起的戏剧运动的早期成员。叶芝在1889年与茅德·冈相识并爱上了她，多次求婚均遭拒绝，但却终生爱慕。《当你老了》即是叶芝为其所作）相似，而这位爱尔兰坚定的女民族主义者也是叶芝长期追求的对象。

二是性别政治。《死者》中的三个主要女性形象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出身新教优势民族的格莉塔、来自社会底层的莉莉以及民族主义知识女性艾弗丝小姐。在叠加了性别政治的原型视域下，格莉塔不仅属于西方文学陈式中的母亲形象，而且也是爱尔兰民族所谓“母亲式”的“包容”特性的象征，忍气吞声又固守传统，既受人压迫又压迫他人，这种“母性美德”也是导致爱尔兰民族“瘫痪”的原因之一。看楼人的女儿莉莉处于爱尔兰社会的下层，她易于受男人欺骗，“身上能骗走的东西”全被骗走，既被解读为西方传统文学中的“荡妇”形象，又在使加布里埃尔无地自容的对话中反映底层的爱尔兰人在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中长期挣扎的怨恨，同时莉莉也代表了爱尔兰人“记仇”的特性⑤。

艾弗丝小姐的形象与爱尔兰当时的政治环境、社会氛围和意识形态联系得最为紧密。爱尔兰社会弥漫着这样一股情绪：“真正的爱尔兰性意味着是具有凯尔特血统的爱尔兰人……针对更加狭隘、专断的民族主义，‘英-爱阶级’(Anglo-Irish)这个词开始被使用……用以区分一部分不是那么纯正的爱兰人。”青年爱尔兰运动与军事民族主义联合，主张用暴力反抗英国统治，并参与了1848年暴动。始于1845年的大饥荒造成人口大量流失、爱尔兰语面临严重衰退，空前激化了民族矛盾，土地和民族问题更加突出。爱尔兰的民族主义文化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间达到高潮，许多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献身复兴运动，以复兴爱尔兰语言文化为目标的各类团体与组织一时百花齐放。因此，艾弗丝小姐的言谈举止具有极强的现实性，而对话中关于“西部”的指涉还包含一种风景的政治。

三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与风景的政治。这场关系着文化民族主义的运动，主要议题是以创造新的民族文学为己任，在历史继承下来的多种文化遗产与乡土背景中寻找真正的民族特性。以海德、叶芝、格雷戈里夫人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试图通过“非政治性”的文学主张来统一深度分裂的爱尔兰：夺回土地已经不可能简单凭借武力，有必要通过想象来构筑一条比殖民文化更协调的民族认同道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主张在乡土中找寻真正的民族特性，正如萨义德认为的“领土和占有是地理与权力的问题”⑥，乡土背景意味着领土、空间和权利。通过土地的地理空间与凯尔特神话的结合，爱尔兰想象的共同体在文学中有了蓝图。叶芝等人在文艺复兴早期提出的做法是“到西部去”与自然诗意的神秘化，风景可以看作是现实的索隐，刻写物质现象的历史或当代意义，叶芝的“凯尔特朦胧诗”是土地、语言与古老的凯尔特神话结合的体现。同时，正如《死者》里的针锋相对，辛格、奥凯西和乔伊斯等人都曾对“凯尔特薄暮”过于笼统的“爱尔兰特性”进行了抨击和讽刺，认为这种主张过于理想化和神秘化。

《死者》写就于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高涨的1907年，乔伊斯认为当时一些所谓的爱国主义作家完全不顾创作的基本规律、唯政治标准是从，为了维护爱尔兰的民族自尊心而不惜放弃文学性和艺术性，将文艺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在乔伊斯眼中，对缺点的视而不见无助于维护爱尔兰的体面，相反会使爱尔兰民族失去再生的希望，拯救爱尔兰民族，就得进行精神革命。所以，乔伊斯在《死者》中设置了多处有关“西部”和“乡村”的复杂指涉和直接讨论，所呈现的并非是乔伊斯对民族的背叛，而是一种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文学立场。事实上，乔伊斯等人的批驳不无道理，等到爱尔兰成立独立联邦以后，强烈的重农思想使说盖尔语的农民被提喻为爱尔兰的国家形象，西部农村被美化为最具凯尔特传统特色的伊甸园，代表时间与空间维度中乡土社会的核心领域。加布里埃尔决定回到西方，居住在西方的活人是爱尔兰传说中所特有的⑦，却又与死者迈克尔·富里相连……

尾声

在并不缺乏学术成果和建构方法的当下，我们对小说的阅读、审美和接受，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引入作品的创作背景和前理解，在阅后的自我沉淀中怎样生发出真正值得体悟和交流的文本意义，已经成为更为重要的课题。

以世界文学的研究观之，乔伊斯与艾略特、伍尔芙、劳伦斯、鲁迅、托尔斯泰、果戈理之间的比较研究成果丰硕，涌现出诸多值得借鉴的方法、视域以及理论增长点。具体到乔伊斯《死者》的比较研究，无法忽视的一部小说是同一时期鲁迅先生创作的《在酒楼上》。当时中国的处境与爱尔兰极为类似，而《在酒楼上》关于“雪”的意象，“墓地”与“死者”，“爱情”与“工作”的丰富情节，以及吕韦甫遭受三次挫折的结构设置，与《死者》呈现出诸多的相似性。两位丝毫没有现实接触的作家，不约而同地试图以文学拯救人民的思想，我们有理由去惊叹，作家所处时代与其内心世界和小说创作之间存在的那种通约。同时，有必要在对这种通约的觉察中挖掘深层的差异性及其产生的原因，而读者真正拥有的，恐怕正是作家在创作之前对他们的想象，并经由实现这种精神连接的文本，以阅读为方法，获得到访的特权，去与伟大的作家面对、思考同样的问题。

①【德】阿仑特著，张旭东、王斑译，《启迪：本雅明文选》（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98页。

②参见MichaelFinney,WhyGrettaFallsAsleep:APostmodernSugarplum,StudiesinShortFiction,Summer1995;32,3;ResearchLibrary,P475。

③【爱尔兰】乔伊斯等著，杨武能主编、智量等译，《死者》（世界中篇名著文库现代主义小说卷），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页。

④BrendaMaddox,Nora:TheRealLifeofMollyBloom,Boston&NewYork,Mariner.1988.P53.按，Maddoxnotes:“thatmelancholysongofaservantgirlabandonedwithababybyherloverhaditsowndoublemeaningforthemboth”.

⑤FallisRichard.TheIrishRenaissance:AnIntroductiontoAnglo-IrishLiterature.GillandMacmillan,1978.P13.

⑥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6页。

⑦AlfredK.Siwers,StrangeBeauty:EcocriticalApproachestoEarlyMedievalLandscape.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09.P189.

（本文原载2021年《大家》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