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红色印迹

----洛川后子头八路军随营学校

作者  秦健

     在以“洛川会议”和“洛川苹果”闻名遐迩的洛塬上，一次偶然机会，在新改道的210国道边，我意外发现，“八路军随营学校旧址”曾设立于凤栖镇后子头村。于是探寻红色印迹，在资料搜集中又不免遗憾，洛川县历史文献关于“八路军随营学校”内容竟然处于空白。经过多方努力，当年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补充军事、政治人才却鲜有记载的“八路军随营学校”逐渐浮现于眼前。  

（一）

     “随营学校”产生于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期间随营学校进一步发展，为的是适应抗战之需，在短期内提高学员军政素质和组织指挥能力。1936年9月29日，中央军委给红军第二方面军主要领导的电报中，专门提到了“随营学校”。这则《开办随营学校非常必要》的电报中说，“随营学校非常必要，你们所需干部主要靠此供给。”此前，9月28日红军第二方面军给军委领导发电报，提出“因远征中经过大小十余次战斗，干部伤亡颇多，请派师团级军政干部若干人来，并决定开办随营学校培养干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设立随营学校成当务之急。首先是1937年8月，中央军委从驻甘肃庆阳的红军教导师抽调大批干部组成了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随后八路军各师和其他部队在各个根据地，也相继续成立了山东纵队随营学校、第129师随营学校、新四军第6支队随营学校、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随营学校等。这些随营学校后来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分校。

     1938年2月，日军在山西向晋南进攻，八路军总部向太行山区转进，八路军随营学校奉命西迁陕西洛川。在延安驻训时，韦国清校长向中央汇报工作。数日后，接到军委与抗大总校命令：随营学校归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建制，编为第6大队，开赴洛川办学。驻洛川后子头八路军随营学校（1938-1939）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设立了。

（二）

     据教员孙殿甲《在八路军随营学校学习生活片断》一文回忆：“……（根据延安总部西迁命令） 我们四月初到达洛川，住在城北胡村。胡村距城七里，是个大村，我校一、二、五三个队住在这里。二队住村西，一班住在最西边一家院里。院内北边三间砖砌窑洞，住着房东老大娘及其子媳孙，我班住在东侧两间厢房里。房东待我们很热情，我们经常帮她扫院、担水、田间劳动，关系很密切，亲如家人。我们在此一直住到七月下旬。”“这期间环境安定，生活条件好，我们的物资由总部直接供给，常吃到大米白面，夏季也能及时换发单军装。在这大好时节，校领导抓紧教学，教员住队与学员生活在一起。行政管理很正规，也很严格。学校要求学员过战斗连队生活，上午上课，下午操场训练或野外演习，晚饭后小组讨论或自学，从早到晚生活紧张。”“随营的军事训练很切合实战要求，少而精，学以致用。例如军训，从单个战斗动作、战斗小组、班、排、连攻防战术到游击战术、袭击、埋伏，都进行了系统训练。在学习全过程中，始终贯彻传统作风的养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抗大校歌》等成为每天必唱的歌曲，很好地把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作风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去。”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感召下，大批爱国青年不远万里，踊跃报名。1938年8月，一千多名新学员陆续来洛川报到，在这艰苦的学习生活环境中接受革命的洗礼。新学员中不仅有各地的知识青年，而且有一部分从海外回国的华侨青年。

      八路军随营学校第五期学员石华山的回忆文章《我在八路军随营学校这所熔炉锤炼的片断》叙述：“（西安）办事处向我们介绍，去延安的学生太多，延安容量有困难，所以决定分配我们去洛川抗大六大队。因洛川是国民党统治区，六大队对外名为八路军随营学校，这是国民党政府所能允许的。经办事处同志的指点，为避开咸阳、三原两地国民党警察、特务机关的检查、扣留，我们放弃乘坐汽车，决定步行北上，避开了咸阳和三原，于10月初，顺利到达了洛川八路军随营学校。我被分配到二营八队，住洛川城北崖头村……全队学员，来自四面八方，除西藏、内蒙、新疆外，差不多各省、市的都有，还有来自马来西亚、印尼的华侨，来自五湖四海的爱国青年，他们都集聚在抗日救亡的大旗下。”“陕北高原，无限广阔，一眼望去，一马平川。但长期水土流失冲刷成的一条一条深沟把平原分割成一块一块，吃水要到深沟下面去取，一上一下有几华里。我们每班用水都由值日生轮流去挑、抬，用水必须节约，洗澡是谈不到的，所以身上生虱子，是常见的。随校的学习、生活条件均很艰苦，但同学们精神仍非常饱满。”

     抗大总校下派干部，积极支援“随营学校”建设。据教员沙洪的回忆文章《洛川八路军随营学校漫忆》记述：“1938年夏天，我从延安抗大区队长训练班毕业，分配去洛川八路军随营学校工作。同时分配去洛川的还有田一亩、钱一文、林宁三位同志。当时，由于前方（敌后）战争和工作发展的需要，原来留在抗大工作的红军干部不断调出，同时学校本身还在继续扩大，也需要干部，所以我们区队长训练班的同学作为长征干部的接力队，都被派下去接替他们的部分工作。”“我们四人一起从延安步行到洛川随校的。因此，受到校领导的重视。韦国清校长亲自接见了我们。他很亲切地点着我们的名字，表示高兴并给予勉励。”

    （三）

      “随营”学校和抗大总校在教育方针、教育原则上是一脉相承，唯一的区别，用参加过随校的老同志的话说，就是“一个在前线，一个在后方”。

      随营学校培养的主要对象是连级军事政治干部、排班干部及少数营级军政干部。此外还包括政治坚定的工农分子与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年龄在17至28岁、聪明、身体强壮者，小学教员及中小学生自愿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者。对学员审查把关比较严格。入校前，先行政治动员，经支部及政治机关讨论、鉴定，填写详细的履历书和鉴定表，由旅团军政首长及司政后领导机关核定，组成考核队伍，特别是各级党的组织部门要严格审核后，限一月内选送到随营学校。随校教学从部队需要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学习内容上，包括军事科目、政治和文化学习。政治教育重点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与坚持斗争原则。战术教学，研究日军和蒋介石战术技术、研究总结运用八路军实战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在强化游击战、运动战教学同时，提高军事理论水平和研究灵活的战略战术。

（四）

      洛川作为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南大门，是国共双方的边缘地带，战略要地，是延安到西安的必经之路。中央军委将随营学校部署在洛川城北，将八路军的一个炮兵团部署在洛川城南，与驻扎洛川的国民党军队和平共处，“随校”不仅担负着办学的任务，而且肩负着为边区和延安守卫南大门的责任。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领导对八路军随营学校非常关心，常在路过时来学校看望学员。八路军随营学校在战火中流动办学，有效补充了正规学校教育的不足，为中国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人才。

     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5至8月，经介绍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有2288人；全年总计有一万名青年从这里获准去延安。据统计，从1936年至1945年，“红色抗大”在抗战中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在全国各根据地建立十多所分校，共培训十多万军政干部，为中国反法西斯斗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八路军随营学校编入抗大第一分校，迁至晋东南。

（五）

       站在《洛川后子头八路军随营学校旧址》石碑前，历史的在我眼前浮现：1937年8月“洛川会议”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感召下，“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为了抗日救亡，为了追求真理，冲破敌占区重重封锁，冒着生命危险，投奔到八路军随营学校。几个月紧张的训练学习生活后，返至延安抗大的学员们在激动的热泪中高唱毕业歌，向母校告别：“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我们没有什么牵挂，终或有点留恋。学问总不易求得完全，要在工作中去钻研。我们的血已沸腾了，不除日寇不回来相见。快赶上来吧，我们手牵着手，去同我们的敌人血战。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随后，于炮火硝烟中，义无反顾地奔赴全国抗日的各个战场……      

      今天，探寻红色印迹，撰文再忆往昔，既是百年诞辰献礼，也是让更多青年熟悉并铭记曾经的辉煌历史和伟大功绩。近百年来，中国人民顺应历史潮流，将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定理想信念，通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局面，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进入二十一世纪，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华民族上下齐心，抗疫完胜“新冠”，众志成城，冲破西方围堵，“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中华民族必将复兴强大并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  秦健，系延安市作协会员。喜诵爱唱，乐游好文，散文及诵读作品散见于《陕西日报》、《文学陕军》、《华商报》、《三秦散文家》及《延安作协》、《洛川作协》、《醉美新兴平》、《乾陵文苑》、《艺风art 》等媒体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