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体制外35岁危机：真实的困境还是夸大的焦虑？

【夜读】体制外35岁危机：真实的困境还是夸大的焦虑？精华热点

关注

u=3446337960,2835830903&fm=26&fmt=auto&gp=0.webp.jpg

作者：曾于里

▌失业：“人力资源”成“人力成本”

在大众一般的认知里，35岁是青年阶段的结束、中年阶段的起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14－34岁界定为青年，35岁被确定为中年的起点。我国官方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也指出，该规划所指的青年年龄范围是14－35周岁。

从发展心理学角度看，35岁作为青年与中年的分野，也有依据。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科学团队的研究表明，人的生命周期存在34岁、60岁以及70岁三个衰老明显的转折点，34岁是第一个，也是与职场最相关的转折点。职员在经历10年左右的工作后，因为职场身份和家庭身份的转变，体力、精力、工作热情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很可能会进入一个职场倦怠期。

一边是35+被认为生理机能和职场价值开始走下坡路，另一边是不少企业为了发展需要更加欢迎年轻人。不少互联网企业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鬼故事”：除了少数领导是35+外，乌泱泱的都是20多岁初出茅庐的年轻人，35岁以上的老员工，消失了。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好几家互联网巨头员工的平均年龄都低于30岁。《互联网人才流动报告2020》显示，19家互联网头部企业的人才平均年龄为29.6岁。其中字节跳动和拼多多的人才平均年龄仅为27岁。美国调查机构PayScale显示，美国18家规模最大的科技公司员工年龄中位数也在30岁以下，Facebook和LinkedIn则只有29岁。

互联网大厂是职场35+危机最典型的缩影。企业偏爱年轻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市场竞争太激烈，知识更新迭代的速度太快。35+职员累积的知识在不断过时，技术经验迅速折旧，他们必须跟20+的年轻人一样汲取新的知识、新的技术。对于企业来说，一个35+职员跟一个20+新人相比，价值很可能是相等的，那么企业自然更偏爱学习新技术速度更快的年轻人。

何况，年轻的新人更“耐用”、更“廉价”，打打鸡血，可以每天996，这对于35+职员来说就有些吃不消。并且35+职员因为工作年限、职业晋升等原因，公司需要支付更高的人力成本，而刚毕业的大学生往往都能接受比较低的起薪。这是很清晰的一笔账：一个25岁、2万元就能做的岗位，是否要留给一个35岁、月薪3.5万的人去做？

另一方面，也的确应该承认，不少35+职员曾经享受了包括互联网在内的经济和行业高速发展的红利，累积了一定的财富，在公司也达到一定的层级，在企业里待得很“舒服”，缺乏上进动力，他们对企业的正面效应就愈发有限。辞退他们听上去很残酷，但留下他们，则可能会拉低团队绩效和气势，让组织失去活力。

这时就出现了一个残酷的说法：对企业HR来说，35岁之前的员工是“人力资源”，35岁之后的员工是“人力成本”。

35岁危机：真实的困境还是夸大的焦虑？

电视剧《小欢喜》中，黄磊饰演的角色忽然失业，面临中年危机。© 小欢喜

35岁危机：真实的困境还是夸大的焦虑？

所谓的35+危机，其实并不是指所有阶层的35+危机，

更确切地说，它指涉的是有能力在舆论场发声的知识阶层的35+危机。© pexel

在人力资源特别珍贵的岁月——比如大学未扩招的年代，知识阶层是市场上的香饽饽，读书有成基本就意味着好出路，他们也大多都能走上通往中产阶层的康庄大道。大部分知识阶层正过着、或者在朝着这样的生活奋斗：拥有自己的住宅，拥有完满的家庭，过着体面的生活，“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假日开着自备车，载着家人外出游玩”。

但在经济新常态、知识衰退不断加速、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时代，知识阶层的地位在不断失落。知识失业（Educated Unemployment）的情形愈发普遍：受过高等教育的预备中产们，没有在市场上如期找到“好工作”，没有顺利过渡成中产阶层；或者已经成为中产阶层的他们，在35+这个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还未还完的人生爬坡阶段，突然就接到被裁员的消息。

因此，35+危机本质上是中产焦虑的一种投射。失业的人担心中产的生活毁于一旦，仍然有工作的也在焦虑的传染下惶惶不可终日，担心这安逸的生活可能随时会失去。

而在中国互联网的语境里，知识阶层，尤其是生活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知识阶层，基本掌握着媒介的议程设置。无论是传媒人、知乎上的写手、微信或微博里的大V，本身就是知识阶层的一员，甚至是面临着35+危机的一员——比如某一个传媒人士可能正不得不在新媒体冲击下考虑如何生存。正所谓“物伤其类”，35+危机是他们普遍感兴趣的议题。它在知识阶层的同温层里迅速发酵、传播，慢慢成为全民性话题，以至于让人产生一种感觉：35+人群的天要塌了。

▌增强群体的反脆弱能力

失业了，天就塌下来了吗？当然不是如此。只是绝大多数的知识阶层，并不能接受工作岗位和工资的落差。在中国传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维影响下，以及单一成功观的绑架下，蓝领似乎就是低人一等的工作，不是知识阶层失业后的首选。很多人抱着乐观的预期，期待找到一份跟原来工作差不多待遇和职级的新工作，却屡屡因为“35岁门槛”被绊倒。高不成低不就，焦虑和抱怨就多了。

这让人想到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在《反脆弱》一书中提出的“反脆弱”概念。脆弱是指因为波动和不确定性而承受损失，反脆弱则是让自己避免这些损失，甚至因此获利。纳西姆举了一个例子：有两兄弟约翰和乔治，约翰多年来在一家银行任职，有一份看起来很稳定的收入，还有其他福利。乔治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收入时多时少。在很多人看来，出租车司机由于天气等不确定性因素，看起来确实没有银行的白领工作稳定，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塔勒布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白领的反脆弱能力比一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差多了。这就像一个民工不用担心自己失业，因为他干惯了苦活累活，很容易就能在社会上找到新的谋生手段。但对于一个常年坐在办公室工位、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白领来说，他的选择面反而窄——他不愿意“低就”。比如4月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08-2020年，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从34岁上升到41.4岁，2020年40岁以上的农民工比例超过50%。农民工普遍40岁了，仍打拼在一线。但一个35+的白领，如果让他开滴滴或者送外卖，他可能会因为“大材小用”而拒绝，他反而缺乏抵抗脆弱的意志。

可见，对于35+的知识阶层而言，要提升反脆弱能力，一方面就得保持不断学习、始终学习的习惯和能力。很多大厂的工作是碎片化、流水线化的，只有与时俱进地持续学习，才能避免自己成为一颗随时可被取代的螺丝钉。另一方面要降低预期。失业后能够暂时放下自怜和高傲，先图生存再谋发展。

35岁危机：真实的困境还是夸大的焦虑？

塔勒布认为，白领的反脆弱能力比一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差多了。© 海外网

然而，提升个人的反脆弱能力，本质上是一种很个人化的举措，它并未触及到35+危机的结构性困境。事实上，何止是35+、何止是知识阶层，无论之于哪个年龄段、哪种阶层的职员来说，在资方面前都是弱势群体，这背后是劳动法流于纸面，本该为职工争取权利的工会处于空转状态。今天资方可以伤害农民工、可以伤害外卖小哥，明天资方同样“有底气”伤害知识阶层。当掌握一定话语权的知识阶层/中产阶层在事不关己的时候高高挂起，结构性问题未能慢慢变革，有朝一日他们亦有可能成为受害者。这时”替自己发声“当然是他们的权利，但缺乏其他阶层的共振，或者连本阶层的团结都做不到（20岁+的大厂员工愿意替被裁的35+前辈说话吗），它的社会效用就相当有限。

因此，不要止于提升个人的反脆弱能力，也要着力于提升群体的反脆弱能力，让每一次替弱者的鼓与呼都转化成为真实的社会效能，譬如之前一段时间对外卖小哥生存处境的持续关注，就帮助小哥们逐渐形成与资方博弈的能力。这不是反对竞争和优胜劣汰，而是反对将发展建立在劳动者没有保障的基础上，反对将员工工具化、“用之即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