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5年1月，中央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遵义。

红军司令部驻在军阀柏辉章的豪宅里，遵义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中央军委和红一方面军都在这里有办公室。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二楼；朱德和康克清也住在柏宅。

周恩来作为遵义会议筹备人，事无巨细。“我们中午进屋后，周副主席上下巡视了一番，指出：‘作战科住楼下，把楼上那间大房子打扫布置好，供开会用。’……下午周副主席又亲自检查一遍，表示满意。”当时在总部工作的吕黎平在其《青春的步履》一书中回忆说。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不久曾说：“这次会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在周恩来的运筹下，毛泽东住在一栋两层楼的洋房，贺子珍和他住在一块；张闻天、王稼祥也住在这里，离开会的地点比较近。

李德和博古住在城边一所漂亮的中式庭院里。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同一座楼里，便于随时交谈关于即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一些问题。

对于会议发言顺序，周恩来也做了精密的“排兵布阵”，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这样的安排：博古作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发言；毛泽东发言；王稼祥发言；其他与会人员自由发言。

1935年1月15日夜，遵义会议召开。这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参会者20人，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列席。

为什么要开扩大会议呢？毛泽东在20多年后回顾说：“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这样，政治局开会，经常是两种意见，一边是我、王稼祥、张闻天，三票；他们那边是四票……每次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永远不能解决问题。不知开了多少会，一直是三票对四票。后来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就说，老是三票对四票下去不行，我们扩大一下，我把拥护我们的主张的下面的人找来，你们把拥护你们的主张的下面的人也找来，搞个扩大会议。这样，才有了遵义会议。”

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周恩来便通知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前来参加会议，这为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连开三天，博古在报告中为失败进行了辩护。博古作完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他在主观因素上明显与李德、博古划清了界限，还作为“三人团”成员之一，明确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从主观上作了检查，作了自我批评。

“他出以公心，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这种正确态度，对扭转会议形势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说。

周恩来之后，张闻天架起了“当头炮”，这份报告后来被称为“反报告”。张闻天发言时手里拿着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的集体创作”。张闻天在党内威望很高，由他把三个人研究了一周的话讲出来，分量很重。

毛泽东的发言也不同寻常，他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深刻地分析了军事错误的症结所在。

朱德素来谦虚稳重，这次会上也声色俱厉地指出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甚至说“如果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李德坐在门口，听着伍修权的翻译，处境狼狈。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在他的《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一书中，这样描写李德参加遵义会议时的情景：李德处境很不利，远远地坐在门旁，只能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来了解他们在说什么。博古发言时，他的脸涨得通红，当毛泽东开始抨击他时，他的脸又变白了……

遵义会议在1935年1月17日结束，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事实上确认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