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铁营街道小林剧社推出
播讲人:幸福一家人,原名;汪颖
“橘林谈话”
中央红军翻过老山界后,情报显示,蒋介石已经识破了红军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并集结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设了四道防线,形成一个大口袋,专等红军去钻。
张闻天迅速把情报告诉毛泽东。此时,维持党和军队的生存,是压倒一切的大事。毛、张二人感到,对中央的错误领导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张闻天随即向周恩来提议召开临时紧急会议。
12月12日,在通道县城的恭城书院(另说在县城一户人家的偏房里),参加临时紧急会议的七个人在讲堂里坐下来。如今,书院模拟还原了当时的会议场景:六把座椅围着一张方桌摆开,毛泽东的那把椅子摆在一角,似乎是个旁听者。
从宁都会议被解除兵权以来,这是毛泽东首次对军事行动有了发言权,尽管只是以列席会议的身份参加,仍意义非凡。
通道会议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仅李德的《中国纪事》回忆录里有所记载。李德说他主张中央红军按原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被毛泽东“粗暴打断”了,后者主张放弃北上湘西,转而西进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张闻天、王稼祥异口同声表示“赞成”,周恩来也表示赞成。一番激烈争吵后,李德愤然中途退场。而早已没有了主意的博古,也觉得毛泽东的提议有道理。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避免了红军重蹈湘江覆辙。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说:“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三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此后,红军出其不意地由被动逃跑转向主动进击,挺进贵州,攻占黎平,不仅把蒋介石的“围剿”军甩在湘西,还赢得了喘息之机。
黎平县城的翘街相当繁华,翘街中央有一家胡家店铺,宅院宽敞。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胡家商铺召开会议。博古仍然坚持中央红军由黔转入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认为这是共产国际同意的,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毛泽东不同意博古的意见,坚决主张继续向黔北进军,以遵义为中心开辟根据地。张闻天、王稼祥继续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朱德也表示同意。
李德因患疟疾未能参会,当周恩来把会议决议译文给他送去,他看后大发雷霆,用英语和周恩来吵了起来。周恩来把桌子一拍,搁在桌面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屋子里顿时一片漆黑。一向儒雅的周恩来,再也不能忍受李德的蛮横,与后者彻底决裂了。
此时,博古、李德头上的光环已经被彻底打破。红军上下认识明确,让错误的人继续掌权,错误就很难避免。可是,正当败军之际,谁来临危受命呢?
遵义会议前,张闻天与王稼祥之间有一个著名的“橘林谈话”。对此,时任红一军团第2师4团团长的耿飚回忆: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一片橘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担架放下来休息时,两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的形势,都感到忧心忡忡。王问张: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周恩来和朱德“这次毫不犹豫地支持了”。
耿飚对张闻天推举毛泽东之举作了这样一个评价: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如果不是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就只能是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而不是从组织上让毛泽东进入常委参与军事指挥,问题还是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10天后,也就是1934年的最后一天,贵州中部飘起大雪,大地银装素裹。中央红军到达了瓮安县猴场,把从土豪家里没收的财物拿出来,分发给当地穷人。市场上一片红火,街上到处笑逐颜开,洋溢着辞旧迎新的气氛。
新年第一天,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博古、李德依旧坚持原来的行军路线,毛泽东毫不客气地予以批驳,并坚持黎平会议的立场。没有经过激烈的争论,博古、李德的建议就被会议否决了。
会议解除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