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称赞的好后勤朱开铨

朱开铨，江西省瑞金合龙乡松山村人。1901年9月18日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小时候读过三年私垫，当过学徒，种过田。1926年投身革命，先后任瑞金县第八大队第五中队中队长、中共瑞金县云集区委书记兼区苏维埃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巡视团巡视员、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中共党团书记，陕甘宁边区巡视团主任等职。他为革命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多次受到毛泽东赞扬，被人们赞誉为“一身肝胆望重德高，百年奋斗鞠躬尽瘁

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得重视

1931年3月瑞金红色政权恢复后，朱开铨任壬田区合龙乡苏维埃政府经济委员、裁判委员、代主席，分管经济和财政工作。

8月，邓小平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9月，邓小平到壬田区召开积极分子会议，朱开铨正好坐在他的身旁。他问了朱开铨的家庭成分和有关情况后，又问他:“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呢?”

朱开铨回答道:“我对这个社会制度不满。”

邓小平说:“你这个同志很实在，思想也很进步嘛!”会后，邓小平在瑞金办了一期干部培训班，朱开铨被调去学习了一个月，提高了政治文化水平。

11月7日，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各部门都在叶坪办公，中共苏区中央局也随之迁来叶坪。从此，瑞金被称为红色首都。

1932年4月，朱开铨被选为新成立的瑞金县云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1月，又兼任中共云集区委书记。由于叶坪是云集区的一个乡，所以云集区的地位十分重要。按当时关于中央机关党的组织关系由驻地党委领导的规定，云集区不仅要领导驻叶坪的中央单位的党组织，还要担负中央单位和部队2万人的粮食供应。朱开铨一方面感到身上担子很重，要想方设法做好工作;另一方面又觉得是一种幸运，有条件接触中央的领导同志，更能得到毛泽东的教育和帮助。他相信，只要有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什么任务都可以完成。

当初，云集区的工作是很落后的。就拿叶坪乡来说，扩大红军、经济动员、参战工作等都非常差，各种群众团体连会议都召集不成。徐特立是当时中央苏区的教育部副部长，在叶坪试办了一所学校，动员群众上学，但很少有人来。扩大红军及其他工作也一样，死气沉沉。周恩来初到苏区时，就及时地发现了这个问题，指出中央所在地是一个落后区的落后乡，必须改变这种局面。

1932年4月至10月，云集区先后换了4任区委书记，局面仍未改观。朱开铨兼任区委书记后，深入乡村调查研究，终于了解到真情:一是群众对1930年和1931年两次分田运动不满意，真正的穷人田分得少、又远，还是三等田。而隐瞒成分的地主、富农这些假穷人，田分得又多、又近、又好。二是有些隐瞒成分的地主、富农分子混进了区、乡党政组织，经常诬告打击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朱开铨将调查了解的情况向中共瑞金县委汇报，县委负责人说:“你们那是苏区中央局所在地，中央经常有人去，我们不便领导。”朱开铨想，看来要解决问题，非找毛泽东不可。

1933年2月13日，朱开铨得知毛泽东已从福建长汀回到了瑞金叶坪乡陂坞村，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我到云集区当苏维埃主席己经十个月了，什么工作都开展不起来，主要原因是分田不合理，干部队伍不纯洁，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本来我想向毛主席写个书面报告，但是，因为我文化水平太低，想向您作口头汇报，不知毛主席有没有时间，这样做是否方便，请批示。”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派警卫员陈昌奉给朱开铨送了回信，约他到办公室面谈。2月15日，他应约去见毛泽东。在他汇报了云集区的基本情况后，毛泽东问:“为什么工作开展不起来?”

朱开铨如实地报告了他调查的情况。毛泽东边听边问:“云集区9个乡，哪个乡最难开展?”

朱开铨说:“叶坪乡最难开展。”他列举叶坪乡前两任乡苏主席因被人控告，一个被判处死刑，一个被撤职查办，现任乡苏主席是个雇农，也因为害怕控告不敢大胆工作。

毛泽东问:“控告的都是什么人?”

朱开铨答:“控告的多是地主，高利贷者的亲友，或者隐藏在贫农、中农里的地主、富农。”

毛泽东接着问:“各乡是否都有积极分子小组?都有多少积极分子?”

朱开链说:“各乡都有积极分子小组，每乡四五人，共39人。”

毛泽东对朱开铨的汇报作了肯定，并把问题归结为三点:“第一，1930年和1931年两次分田是和平分田，土地革命不彻底;第二，主要是没有发动群众，没有深入开展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去斗争地主;第三，基于前两点，使得一些地主、富农分子隐藏起来，有的还混进了党、政、群众团体中来，混进贫农、中农队伍中来，造成阶级阵线不清，干部队伍不纯。”毛泽东表示:“阶级敌人控告积极分子，就是向革命队伍进攻，这些严重问题必须解决。”他要求朱开铨回去把39名积极分子召集起来，他亲自去听取汇报。

2月16日下午5点多钟，各乡的积极分子都来到区政府。毛泽东带着王观澜到来后，朱开铨主持了汇报会。各乡积极分子争相发言，汇报漏划地主、富农情况及他们的破坏活动。会议从下午6点一直开到次日凌晨2点。毛泽东认真地听了每个人的汇报后，要求朱开铨等抓紧办好三件事:第一，扩大积极分子队伍，每个乡要扩大到二三十人;第二，要进一步深入地调查、核实地主、富农的罪行材料;第三，要广泛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跟封建势力作斗争，揭发地主、富农的罪行。毛泽东最后说:过十天再来听取大家的汇报。

送走毛泽东后，区委领导又接着开会，研究如何贯彻毛泽东的三点指示。第二天，区委就派干部到各乡去帮助工作。几天后，各乡的积极分子都扩大了一倍，一些漏划地主、富农的情况得到核实，地主、富农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

十天以后，即2月26日晚，毛泽东第二次来到云集区政府，听取群众反映。这次到会的积极分子比上次多几倍，大家争先恐后发言，情绪非常热烈。毛泽东时而插话，时而记录，最后作了重要指示，正式提出要开展一个“查田运动”。他说:“查田不是要到田里去丈量有多少亩田，而是要查阶级，查剥削。要把群众发动起来，打破房界、姓界，把隐藏在贫农、中农里的地主、富农、高利贷者清查出来，把混进党、政、群众团体里的坏人检举出来，不管这些人是混进乡苏维埃里，还是混进区、县苏维埃里，都要查出来。要搞清楚他们的剥削情况，核实好他们的罪行，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他还提出要团结中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并说，有点偶然剥削，不能算富农;地主也要分给田地，让他们自食其力。他要求云集区把生产搞好，支援革命战争，巩固苏维埃政权，使每个乡都变成模范乡。毛泽东在讲话结束时，宣布他自己要亲自在叶坪乡搞查田运动试点，并且要组织力量帮助云集区开展查田运动。

云集区的查田运动，是从2月下旬开始由点到面展开的。先是毛泽东和王观澜在叶坪乡搞试点，接着毛泽东又派罗镜瑞带70多人的工作团到一、二乡工作，云集区委抓第三乡。朱开铨还负责其他五个乡的面上发动工作，推广点上的经验。

在查田运动的日子里，朱开铨隔两三天就去毛泽东那里一次，向他汇报各乡运动的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聆听指示，然后又把毛泽东的指示传达到各乡去贯彻。

由于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云集区四个乡的查田运动试点进展顺利，仅一个多月就结束了。紧接着，其他五个乡的查田运动，也只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

被毛泽东多次点将

1933年“红五月”扩大红军时，瑞金县分了2500名指标，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负责人说完不成。毛泽东把朱开铨找去，问云集区今年能扩大多少。朱开链说:“400人有把握。”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要朱开铨在瑞金县扩红动员会上介绍经验。

毛泽东在动员大会说:“瑞金要扩大2000名红军，云集区承担了400名，你们别的区各承担200名行不行?”朱开铨回去以后，又进一步作了动员，结果，云集区实际上共扩大红军1020名，出现了许多妻送夫、父送子参军的生动场面。

当时，中央苏区粮食库存不够，长汀、瑞金粮食供应困难，以致影响红军军需。毛泽东派通讯员送一封信给朱开铨，说前线红军需要粮食，要云集区带个头，号召每人节约3升米，2.8万多人就可以节约840担米，这对前线是个大支援。朱开铨把毛泽东的指示在区里传达后，全区掀起了家家捐献、人人出粮的热潮，仅仅3天时间就捐粮1000多担，超过计划1/4。

瑞金县召开各区、乡苏维埃政府、工会、贫农团代表会议，动员各区乡卖谷给苏维埃。朱开铨首先发言，要承担600担谷子。会后，云集区召开群众代表会议进行动员，进一步提出要收买750担给苏维埃，群众都踊跃地自愿节省自己的粮食给苏维埃与红军。为此，《红色中华》报发表评论文章《学习瑞金云集区的模范》，号召大家学习云集区为解决粮食的战斗精神。在云集区的带动下，瑞金县28万人民在短时间内就捐出9000多担米，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这就是著名的“三升米运动”。

1933年6月，毛泽东派朱开铨到长胜县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行前，毛泽东把朱开铨叫到他在沙洲坝的办公室里，给朱开铨布置了具体任务，要他到那里以后，抓紧发动群众，抓紧发展生产，要重视经济建设，支援革命战争。

7月上旬，朱开铨来到长胜，召开了第一次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和健全县级苏维埃机构。大会结束后，他背着背包，深入各个区乡调查研究，发现一些地方工作瘫痪，学校关门，主要是1933年“红五月”扩大红军时，党员和骨干都去当红军了。于是，他一面大胆地起用新干部，一面建议县苏维埃作出决定，机关干部都下到各区去健全各乡的党、政、赤卫军、农会等组织，尽快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在此基础上，朱开铨发动苏区农民秋收秋种，搞好农业生产;挖池塘、筑堤坝、进行水利建设;组织犁牛合作社，调剂耕牛的使用;根据各户的人口和田亩的等级，收取轻薄的农业累进税，增加财政收入，支持苏维埃政权。在战争环境和经费奇缺的条件下，朱开铨重视发展苏维埃教育，因陋就简办起了几所列宁小学和一所中学，动员少年儿童自带桌椅上学，还要求各乡把扩红走了的小学教师缺额在短期内补齐。9月间，各个学校上课，苏区儿童个个喜笑颜开。

朱开铨在长胜工作了四个月。1933年10月，他被调回瑞金，进入毛泽东任校长的苏维埃大学学习，并任二大队指导员。1934年1月，朱开铨从苏维埃大学毕业，作为列席代表，在沙洲坝参加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

“二苏大”以后，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兼主席团主席，选调王首道、周月林、朱开铨3人为主席团巡视员。朱开铨担心自己文化低，能力不够，迟迟不敢去主席团报到。一天，毛泽东派人把他找去，针对他的思想顾虑说:“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长处，工农干部也有工农干部的优点。你是本地人，对这里的情况、风土人情都非常熟悉，并且有基层工作的经验，这些我们都很需要。不要有顾虑，要大胆的工作，革命斗争是增长聪明才智的途径。”

一次，中央土地部在农村种一季稻好还是种两季稻好的问题上发生争论，双方相持不下闹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便派朱开铨到瑞金作调查，看看种一季和两季各有什么依据，还指示要到反对种两季稻的地区去调查。朱开铨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妥善解决了不同地区种单季和双季稻的问题。

福建长汀县属的古城发生农民之间互相争执的问题，中共长汀县委派人去了几次没有得到解决。朱开铨要求毛泽东派他去一趟，毛泽东同意了，并嘱咐他要用合理调整的办法解决农民内部的矛盾。朱开铨去古城了解情况以后，从教育入手，采用调剂的方法，合理地解决了当地农民之间存在的问题，长汀县委很满意。

毛泽东多次点将朱开铨，让他出面处理工作中的一些复杂问题，同时也十分关心他的个人成长。毛泽东不仅帮助他学文化，讲标点符号，还给他讲革命理论，讲政策策略，讲工作方法，讲联系群众，让他终身受益。朱开铨由一个农民出身的“大老粗”，逐渐锻炼成为党的一名高级干部，正是毛泽东亲自培养的结果。

“二苏大”以后，蒋介石集中兵力加紧对中央苏区实行更大规模的“围剿”，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部队很快占领了寻乌、安远、筠门岭，粤赣省所在地的会昌县成了苏区的南大门。

1934年4月，没有等到毛泽东从福建视察回来，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即找朱开铨谈话，调他到粤赣省苏维埃政府任土地部部长兼会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朱开铨服从命令，当即到会昌县城东彭迳松山排就任。

6月，毛泽东到粤赣省视察，指示要加强距会昌县只有30公里的高排一带的防务。为贯彻这一指示，中共粤赣省委决定成立会(昌)安(远)工作委员会，由朱开铨任主任。

6月17日，朱开铨率会安工委一行9人来到高排，当即分头下去调查研究，发现粤敌前三次进攻，都是在农历十五、十六日晚上趁着月光发动的。朱开铨等决定利用粤军的进犯规律，给予打击。他们在粤军进犯必经之地的安远官溪、老鸦石到会昌的朱方围，沿途十多公里的险要山头上，埋伏下1000多名战士和干部、群众，堆满几十斤重的大石块和几百斤重的松树筒，用藤条套住，静候敌人的到来。

6月28日(农历六月十五)下半夜，粤敌果然大摇大摆地进入了伏击圈。朱开铨一声令下，战士们用快刀砍断藤条，松树筒和大块石头顺着陡峭的山坡往下滚去，砸死砸伤了不少敌人。敌指挥官摸不清山上虚实，胡乱开了一阵枪炮之后，抬着尸体往回逃窜，丢下了不少子弹和枪枝。战斗胜利后，朱开铨赶到省委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非常高兴，说:“打得好!打得好!”

长征途中当好部队好后勤

1934年10月15日晚，朱开铨随中央直属机关一起，离开了瑞金云石山，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10月18日下午，朱开铨从部队驻地到于都县城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告诉他:“今天晚上要过于都河，吃了晚饭就走。”朱开铨先到于都河上去查看已经搭好的浮桥，并在桥上来回走了几次，才放心的回来随毛泽东一起过了浮桥。11月15日，部队通过宜章，朱开铨患了疟疾，仍然随军行动。一天晚上，他实在走不动了，倒在了路旁。恰好毛泽东路过，问清病情后，立即派人到第五局找来担架把他抬上，又叫傅连璋给他看病，接连打了4天针，把他的疟疾病给治好了。

12月中旬，朱开铨奉命调到红星纵队。红星纵队是中央和红军的后勤部队，中央苏区的银行也在这支部队里，四五百个挑夫挑着成千上万的银元及其他辎重。由于伙食很差，许多同志体力不支，挑夫也跑了一些，银元丢失了不少。朱开铨调去以后，领导上就把整顿挑夫和改善伙食的任务交给了他。他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改善伙食，争取每人每天有点肉吃，增加体力;二是清理担子，每担由原来的八九十斤减少到60斤左右，使挑夫的负担符合行军的要求;三是清理挑夫，把那些不愿意留下的，身体不好的都清理掉，再用公道的价钱雇一些短期挑夫。经过这样整顿，部队的伙食大为改善，担子也轻了很多，大家都很高兴，纵队司令员罗迈夸奖说:“朱开铨同志很会办事。”

1935年1月9日，朱开铨随红星纵队进入遵义城。11日上午9时，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在遵义广场召开，红军总政治部代表宣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罗梓铭任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朱开铨任土地人民委员会主任委员。土地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保证驻遵义的机关、部队以及遵义附近的部队有足够的粮食给养。为此，朱开铨带领十几名成员四处奔走，采购了大量食品，满足了各机关和部队的需要。同时，还没收国民党的官僚资本，进行了打土豪，打开国民党在遵义的三四个粮仓，让群众自己去挑粮。

1月17日，作为党的历史转折点的遵义会议结束。会议期间，红军进行了一次整编和为期十天的休整，从而大大提高了战斗力。19日，中央机关离开遵义。三天以后，中央电报指示，遵义革命委员会暂告一段落。由于遵义革命委员会撤出遵义时间比中央机关晚，朱开铨等便和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地方工作部一起长征。

部队到达云南扎西，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找朱开铨谈话，要他到十二团任地方工作组主任。十二团是三军团的模范团，以善打硬仗而著称，团长谢松，政委苏振华。朱开铨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刘少奇又叮嘱他到十二团以后，要把团的供给工作搞好。

这时，红三军团十二团在毛尔盖附近的芦花休整了三个星期，并筹备粮草，准备过大草地。在人口不多的藏族同胞居住地区筹备粮草，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朱开铨带领地方工作组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座土司的宫殿，搞到了二三万斤粮食，又和二营一起打一个土司的牛场，缴到了十多条牛，从而解决了部队的粮草供应。

主管根据地农业受毛泽东称赞

部队到达吴起镇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陕甘省，任命朱开铨为中共陕甘省委委员、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土地部部长、裁判部部长，参加陕甘省的筹备工作。

粮食供应问题始终是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和朱开铨面临的的一大难题。陕甘境内的驻军一万多人，还有各级机关、团体的单位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加起来是一个不小的数字。陕甘的区域虽大，人口并不多，土豪也打光了，别说没钱，就是有也买不到粮食。为解决民食军需，陕甘省苏决定，组织两支运输队伍，每队200匹牲口，近百名队员，到白区去打土豪。经过两支队伍轮番到白区活动，才基本上解决了部队和机关、团体的粮食供应。

1936年2月，朱开铨被任命为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5月17日，中共中央电令撤销陕甘省，成立陕甘宁省，朱开铨被任命为中共陕甘宁省委委员、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中共党团书记，兼土地部部长、裁判部部长。

中共陕甘宁省委和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召开县委书记和县苏主席会议，部署苏区各项工作。会后，各县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巩固革命政权，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并积极组织运输队、担架队，赶做军鞋军服，收集粮食三万多石，有力地支援了红军西征，为迎接全国的主力红军在西北会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林伯渠任主席。

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成立巡视团，由朱开铨任巡视团主任，主要任务是到基层检查、督促边区政府政策法令的执行，了解基层情况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1938年3月，朱开铨受张国焘打击报复，被调任边区政府民政厅二科科长。12月，边区政府重新任命朱开铨为建设厅副厅长，主管农业。根据陕甘宁边区可耕地不多、粮食和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朱开铨向边区政府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在延安附近成立一所农业学校。边区政府批谁了这份报告，并任命朱开铨为延安农业学校校长。农校设在延安城南的三十里铺。朱开铨把建设厅内具有农林专业知识的20多名知识分子和一批等待分配工作的工农干部调到农校，担任教学和管理工作。开学后，朱开铨带领大家一边学习，一边开垦荒山，种植粮食、蔬菜、瓜果，培植果树，养猪喂牛，当年就见到了成效，除自给自足以外，还有不少富余的粮食和副食品。当朱开铨把这一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高兴地表扬农校自己动手解决困难的路子走对了。

1940年2月，朱开铨被任命为陇东分区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兼庆阳县县长。陇东地势平坦，盛产小麦，是个屯粮养兵的好地方。但是，驻在这里的三八五旅却反映吃不饱饭。朱开铨带着这个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吃不饱”是因为用小米的标准供小麦造成的。经过认真核算，他建议一斗小米折一斗四升小麦发给部队，获得边区政府的批准，从而解决了红军到陕北后困扰几年的陇东部队吃粮难题，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加强了军民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