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父爱如山，母爱如海。

       父母的大爱，让子女成为 一个心怀美好的人，即使生活有些苦涩，子女也能活出诗意。

       父亲的坚韧不拔和母亲的柔婉慈善，使子女深深地懂得，人生如天气，往往出乎意料，但我们必须把人生路上有可能出现的情况都纳入预料之中；不管是阳光灿烂，还是风霜雨雪，都要保持一份好心情。

        父母的谆谆教诲是子女一生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它使子女深谙，人的一生，可走的道路很多，机会也很多；心累的时候，换个角度看世界；烦恼的时候，换个心情想问题。人有器量，才有快乐；人有修养，才有不凡，

     天地有大美而 不言，父母有大爱而不宣，这些尽管无声，但却能让子女一生的路淡然从容。

我的父亲母亲

安徽省东至县葛公中学  吴孟友

       清明前日，我和妻子从县城打车，来到故乡天井村，祭祀父母。那天，雨，哗哗啦啦、淅淅沥沥一阵大一阵小地下过不停。妻子一到天井见乌云压顶，雨势更大，便上了姐姐家的麻将桌。我还是穿上雨衣，拎着香纸冒着大雨独自来到山边。

　　父母坟茔无声无息，荒草哀哀，好不凄凉。“纸灰飞作白蝴蝶，泪雨染成红杜鹃”。我不知不觉悲从心来，忍不住热泪盈眶。

       亲在不思亲，亲去思亲迟。子欲孝而亲不待。想着过去的苦难岁月，想着父母含辛茹苦养育了我们兄妹六人，想着瘦小的父亲牵着水牛举鞭在水田野里吆喝、想着母亲大冬天在河边用竹篙绞水草的情景，想着- - - - 想着- - - - -, 往日的记忆像过山车一样浮现在我的眼前。

       父亲瘦小，但很威严、干练。父亲重礼仪，讲家规，我们兄弟姊妹六人从小都怕父亲，父亲的话就是圣旨，一切都按规矩来，用父亲的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无规不成方圆。                                            

      有客人吃饭我们不准上桌，吃饭时要看客人碗里，客人吃完了要替客人盛饭，见长辈要打招呼。大人讲话小孩不准插嘴，谁犯了家规都要受罚。重者打屁股，轻者罚站或罚做一定量的家务。

      听大姑奶奶说，父亲的父亲即爷爷，家住在至德城里，1937年12月的一天，日本军机轰炸古迹文庙大成殿时途经梅城北门，投掷炸弹，爷爷家的屋顶炸了个大窟窿，全家人吓懵了，爷爷锁上大门带着全家逃离梅城，来到乡下葛公天井。天井是奶奶的娘家。父亲的外公、外婆住着三间土坯茅屋， 家徒四壁，家里缺衣少食。父亲的外公、外婆未添男丁，据说从望江县本家抱了一个男娃，因日子太苦，男娃又回去了，为这事，奶奶的父母伤心好一阵子。那个年代，香火不旺的人家想孩子，可爷爷奶奶一下带来四儿两女共八口人，父亲的外公、外婆两个老人既高兴又犯愁，吃喝拉撒，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日子还得一天一天的过，一家人满山满坞讨野菜。粗糠野菜咽不下，蹲在毛缸拉不下屎。老布粗衫破了又补，穿了又破，破了再补，补丁驮补丁，日子快撑不下去了，可大伯，三叔还要娶媳妇。爷爷奶奶做出决定，带着大伯，三叔到昭潭西湾井门叶家老家置了块地皮安了家，小叔托人到良田供销部门打零工，后来又经人介绍到洪方一户条件好的人家做了上门女婿。小姑姑摸样长得俊俏，被当地一小伙看中便很快嫁了过去。一家人分散各处，父亲的外婆家的生活即刻减轻了许多，但也冷清了许多。父亲的外婆见父亲长得乖巧，硬要父亲过继到外婆家，爷爷奶奶同意了，从此，父亲由叶姓改为吴姓，名曰福安。

       日子还在往下过。有一天，父亲的外婆家，从望江过继来的孩子，突然又回来了，并且还把弟弟带过来了。原来望江的日子比江南还苦。父亲的外婆喜出望外，那天，第一次破天荒的从村里大户人家借来一碗米，熬成米粥，一家人算是开了一次米荤。过继的孩子叫三元，父亲的外婆担心三元再走，来了个霸王硬上弓，半夜拉郎配，硬把三元推到大姑姑房里，这样大姑姑就和三元成了夫妻。婚姻这根绳索终于锁住了三元的腿脚。大姑姑和父亲便由姐弟关系变成了嫂叔关系。

       又过了几年，聪明调皮的大伯到芜湖混成了军政教官。后来，把曾读了一年半私塾的父亲也带到军政干校学习，学了一段时间，便派到部队当了上士（班长）。到部队不久，正赶上抗美援朝军事活动，通知父亲的班上前线。父亲的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到达接兵营。可就因为父亲的个子矮（1米5左右），领导没让他上车，叫他负责后勤工作。

       抗美援朝胜利了，抗美援朝的兵大都分到地方工作，父亲同样享受抗美援朝待遇，被分到乡政府工作。父亲的第一站到东至县花园乡工作，不久又调到长河乡工作。

   一九六二年，农村推行“三自一包”经济制度，田地分到户，由于孩子多，没有劳动力，父亲被迫离职回家务农。那一年，弟弟、妹妹还未出生，全家就有七口人：姨外婆（因年龄大，孤苦一人，母亲见她可怜接到家里），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和我，我们年龄都还小，母亲是大队妇女主任，田地活经常顾不上，所有农活，全家吃喝拉撒的重担全落到父亲的瘦弱肩上。牛栏（牛粪）、大粪一担担挑到田里。插田、割稻、打椤戽、用牛样样都干，但样样都不在行。这些事情当中，最难的驮椤戽和用牛。偌大的椤戽，四方形，足有四五百斤，下雨天更重，四个人各抬一个拐（角），个子越小，载重越大，从这块田抬到那块田，遇坎过坎，遇沟过沟，遇龙田过龙田，龙田淤泥深，脚陷在泥里，很难开步，头在戽里看不清路，父亲两腿直打颤，经常摔倒，窾在椤戽里，要么压腿，要么扭腰，痛苦至极。用牛，对于一个坐办公室的人来说，突然扶起犁尾，确实有点难为。父亲扛着犁到田里，驾着牛，举起鞭，“嘚”的一声吆喝，牛不傻，看出是一个生手，懒得走。再“嘚”一声，一鞭下去，牛发飙，一阵狂奔，父亲跟在后面追，泥水溅在身上、脸上，有时跌在田里，有时摔在犁上，不是腿部受伤，就是手上划出血口。和牛斗智斗勇，折腾一天，牛也衰了，人也累得迈不开步，像个泥人，只有两只眼睛还在滴溜溜地转，收工回家，洗个澡，就躺在床上，动惮不得，连饭都不想吃了。

         农闲的时候上山砍柴。附近没柴，要到十里开外洋湖菖蒲村的后山上砍柴，每天往返四回。过圩堤、趟河水、爬高山。十几米宽的小河，河水齐膝深，一到冬天，河水冷得扎骨，牙齿咬得咯咯响，走到河中间，两腿抖得挪不开步，上了岸，大腿以下红得发紫。一担柴，一百多斤重，从山顶往下走，踩着石头，从这道坎跳到那道坎，如同山尖上跳舞一样。下到半山腰时，进入一段羊肠小道，中间低，两边高，由于父亲个子矮，一脚滑到洼处，便“咚”的一声，后面顶住，前面的柴捆划出“称篙”，立即，一捆柴像脱缰的野马，滚下山来。父亲懵圈，但很无奈，只好将另一捆柴也往下翻，滚到山下，散了，再捆，再上肩，挑起，已是筋疲力尽。一队队挑着柴火的人们从父亲身边走过，父亲跟在后面追赶，到家已是正午。解下绳索，磨亮柴刀。端起饭碗，没有菜，用辣酱把饭拌得红红的，直往嘴里扒，辣得“哈哈”只砸嘴，两三下，吃饱了，打个嗝，扛起“称篙”又去赶第二趟。

        孩子没衣穿，一直苦煞了父亲，父亲成天唉声叹气，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眉头没有舒展过，父亲的天空总是乌云密布见不到阳光。

         那年月，买什么都要凭票，没衣服，等稻上岸，五季播下，便纺线织衣，衣是粗布衣，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最后改一下老小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第一年年末，白色染尘青色，过年又成新衣。第二年年底染成黑色，过年又成新衣。似乎年年过年穿新衣。可是我家不行，没棉没线没新衣。俗话说的好：“一拳难敌三手，一人难养三口”。在那个生产力及其低下，物质相当匮乏的年代里，父亲、母亲都是半劳动力，如何养活七口，真是太难了。油盐酱抽、锅瓢碗铲、吃喝拉撒、礼尚往来没钱开支。父亲愁的只叹气，成天“哎---哎---哎---”，“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尤其下雨天，一家人待在家里，父亲的叹息声不绝于耳，整个家庭充满着忧愁窒息的气氛。我们吓得不敢吱声，要么找家务活干，要么躲在房里不出来。遇到我们这些孩子生病的时候，身无分文的父亲急得直跺脚，万般无奈，父亲只好到后半夜，背着我们悄悄来到孔村孙桂英家敲门看病。孙桂英，待人和颜悦色，说话轻风细雨，他医术精湛高明，堪称小华佗，尤其看小孩病和妇科病，可谓手到病除。那些年，我们家的孩子，不，应该差不多全村的孩子，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找他治病。人人心照不宣。为什么不敢公开看病呢？因为他是个地主，是被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听老人说，在旧社会，因为行医，所以家庭殷实，后被划成地主成分，孙桂英没有剥削压迫过穷人，所以算不上是坏地主，更谈不上十恶不赦。据说，国民党路过时，有一个大军官得了病，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经人举荐找到他，他的两副中药就把他从阎王殿里拽回来。军官很感激他，要把他带走，他谢绝了，要留在家里为乡民行医。从这点看，他也算得上是个“红色地主”。他虽是地主，但他是唯一受老百姓暗中保护斗的地主。记得小时候，经常把地主拉出来批斗、游街，大队革委会干部、配戴红袖章的民兵押着一群地主（手用麻绳捆着，头上戴着用绿纸扎成的长长尖尖的高帽，帽上用毛笔竖地写作“打到地主某某”，看起来很滑稽），一边走一边高呼“打到地主某某”，队伍后面跟着一群孩子，也在后跟着呼应“打到地主某某”，声势浩大，声音响彻云霄。许多小孩，从路边捡起石子砸向地主。记得那时，妈妈总是告诫我，不能用石头砸人，尤其不能砸孙桂英。我不屑地看了妈妈一眼，心想：还是共产党员呢，还是大队干部呢，怎么能替地主说话？那时候，上小学，就学到《十粒米一条命》、《一块银元的故事》等文章，了解到旧社会，地主压迫、剥削农民的残酷现实。“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对万恶的封建社会的真实写照。后来，读到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种种恶行之后，更激起对地主满腔地仇恨，怀疑地主家里都有一本变天账，恨不得给地主踹上一脚。每一次去地主孙桂英家看病时，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甚至都有告发的念头，但看到父亲蛮横的眼神时，一下就嫣了。

         在村里，父亲算是文化人，水笔字写得字正饱满，毛笔小楷写的像钢板刻的一样，十分地好看。有人家孩子当兵在外，做父母的拎一斤红糖三个鸡蛋，找父亲写信。父亲写好了，读一遍，看还有没有漏掉的，再改，直到满意为止。但糖和蛋从不接受。记得有一次，发现蛋破了，还把家里的蛋悄悄塞到小袋里，让人带走。

        父亲是个热心人，只要能帮到人的，他总是随叫随到。记得有一次，莲州有个中年男人，鱼刺卡在喉咙里，痛得嗷嗷叫，送到葛公医院，医生无奈何，只好回家。听人讲父亲有偏方，就径直来我家。父亲用饭碗盛了一碗清水，然后用筷子放在碗上“十”摆开，在“十”字四方水里各念一句咒语，患者每方喝一口，疼痛立即消失。“咳”一声，喉头无碍，再“咳”几声，喉咙通畅，鱼刺没了。在场的人惊讶，父亲摆摆手笑笑说：“无他，瞎碰的”。

        张家的牛丢了，李家的鸡没了，周家的钱掉了，都来找父亲“掐课”，父亲低着头闭着眼扳着手指掐：“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炉中火，辰巳戊未达箖木------”，过了一会儿，抬起头睁开眼慢慢说道：“牛在村东边的池塘里，鸡进了村西边一家的鸡塞里，钱放在厢房的抽屉里”。甭说还真灵，神了，问他怎么掐出来的，他总是笑笑说：“瞎猜的”。从此，我对父亲有了一种神秘感、崇拜感。这些绝活，我们一个也没学，父亲也一样没传，现在想想怪遗憾的。

        父亲从乡政府回来后，一头扎在田间地头，头顶烈日，身穿蓑衣，风里来、雨里去，几年下来，又黑又瘦成了地道的农民。六十年代初，村里缺少文化人，在搞好农活的同时，又担任大队会计兼任生产队会计。下雨天，或农闲时，家里桌子上摆满了账本，从早到晚只听到“滴答滴答”的算盘响。我喜欢看父亲打算盘的样子，左手翻账本，两眼盯着数字，右手指在算盘上跳舞，像是一个娴熟的钢琴手，优雅地敲打着键盘。珠算一次到位，不用复核，准确无误。每到年底，队里算分红账，家里围满了人，期待着今年的分红值，无数双眼睛盯着算盘上父亲飞动的手指，希望灵动的指间跳出“幸福的值数”。“啪”算盘嘎然而止，父亲庄严的宣布：“七毛”。“哇，七毛，今年能分七毛耶”。顿时，满屋子沸腾起来了。“隔壁队今年只有五毛六”；“还有湾子队只分四毛三分”；“听说双坑队三毛不到”。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片热议，为本队一个劳动日能分到七毛钱而感到无比的亢奋。

          从六十年末到八十年代初，父亲会计生涯也算漫长，突然有一天，有个人称“粉白脸”的人举报父亲的账目有问题，于是，公社组织几名会计师彻查父亲的会计账，查了几天几夜，账目清楚无误，纯属诬告。公社书记要求父亲续职，但父亲谢绝。父亲只对公社领导说了一句：“千年风水轮流转，谁人能钉万年桩？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话文绉绉的，大家听不懂。父亲的意思是会计不干了，并要求我们今后什么事都可以做，唯独会计职业莫碰，不按领导意图办事，做到清廉很难。事实说明父亲的清廉做到了。那个“粉白脸”用心险恶，自己想当会计，设计陷害，而父亲的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会计一职坚决不干了，谁愿干谁干去。这正好便宜了那个“粉白脸”，让他如愿以偿当上了会计。

          父亲个子虽小，但身体很结实，很少生病，这于他勤劳有关，他常常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一生之计在于勤”。从我记事起，每天天不亮，他拉开门栓，推开大门，扛着锄头到田地干活，回来吃早饭的时候，汗水已经湿到了衣匾。我们做的事，他不放心还要从新检查一遍。他总是来去生风，忙个不停，现在想想，一家九口（弟弟妹妹又出生了），吃喝拉撒全靠他，他能停下来吗？

       父亲吃喝穿着从不讲究。能讲究吗？孩子多，队上超支多，老布粗衫补丁上敹补丁，不过洗的很干净。吃的，好一点的留给孩子们，粗粮野菜，自己填饱肚子就行，他常说：“苦不苦，比比长征二万五”。

        父亲热爱党、热爱祖国。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饱尝了封建社会的苦难生活，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带来的疾苦。对党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父亲常常告诫我们：“吃水不忘挖井人，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党，就应该好好读书好好工作”。记得1976年9月9日11点左右，父亲正在菜园里平地，我和母亲拔菜草。忽然听到喇叭里播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父亲竟然哭起来，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十分地震惊，又看看母亲，母亲的眼睛也红了。这时，我的喉头仿佛也哽住了。

        父亲爱看书，《百家姓》、《三字经》、《家》、《春》、《秋》等，什么书都看。《增广贤文》倒着都能背得出来。经常拿里面的金典名句教育我们如何修心养性、为人处世、齐国平天下。小时候听不懂，现在想想，虽然我们不能齐国平天下，但我们为人处世，操行品德都受父亲传统教育的影响。父亲眼睛好，八十多岁读书看报不戴眼镜，直到九十岁挨边，《参考消息》字太小，才戴上老花眼镜。

        父亲一生，只有付出，没有索取，老的时候，靠自己微薄的退伍补助金打针吃药和小开支。小妹走上工作岗位后，才给父母添置了一点新衣。有一年夏天，八十开外的父母，来单位看我和妹妹，我想把每人做件新衣，父亲听了很生气，扭头就走，我莫名地望着父亲的背影，很不理解。于是追上去，像哄小孩一样说：“不做了，不做了，吃饭后送你上车，行吧？”。父亲瞟了我一眼说：“刚结婚，有钱？”，说着转过身来径直朝我房间走。

        父母婚姻63年(1952年9月12日结婚)，创造了人间美满婚姻的典范。从结婚到携手西去，从未打架吵嘴，他们总是相互谦让。父亲言语不多、固执，遇事不乐意时不吭声、不理人，但一夜过去就没事了，可谓：“床头争吵床尾合，夫妻没有隔夜仇”。年轻的时候，父亲在政府上班，母亲在家带孩子、做家务、干农活、做妇女工作。里里外外一把好手。父亲辞职回家后，家里家外，粗工细活，两人一起风吹雨打日头晒，同甘共苦，有道是：“夫妻同心其利断金”。一家八口，生活虽苦，但日子过得还算舒心。

          晚年，儿女不在身边，两人相互扶持相互帮助。母亲烧饭、洗衣，父亲洗碗、拖地；母亲纺线、织布，父亲挖地、挑粪。                                    

         随着年龄越大，彼此更不能离开，94年我调到东流七里湖中学，有一次，支气管破裂，父亲一人百里迢迢来看我。刚到家，热茶还没喝一口，就说要回家，说你妈一个人在家。妻子想留他住一晚上，把他的雨伞藏起来，父亲吃过饭后，决意要走，怎么留也留不住。

       母亲83岁那年，双眼失明，性急的母亲成天以泪洗面，父亲捏着母亲的手，好言相劝。从房里到堂间，从堂间到厨房，母亲的手搭在父亲的肩上，每天来回好多趟，父亲成了母亲的拐杖和眼睛。

        2015年，父亲刚过90岁，身体大不如从前，饭量也明显减少。拄着拐杖，走路一摇一晃，如风中残烛，时不时摔一跤，令人担忧。几个月后，“疾风枯叶落，霜打菊花残”，一下卧床不起。但眼睛发亮，心智清晰，说话清楚，就是身子骨支撑不起来。8月26日午夜，突然昏迷，弟弟打电话给我，说父亲大期已到。我和妻子立即起床，包车赶回天井老屋。赶到床榻，父亲又缓过来了，脸上蜡黄，气息微微。从即刻起，我决定24小时陪着父亲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一天天，父亲在黄泉路上挣扎，在奈何桥上踌躇，望着窗外的月亮，眼角渗出泪水，是留念不舍，还是回味人生？只有他心里明白，我找不出任何合适的言语来安慰他，只有默默地看着他，让他从我的眼神中读懂儿子的不舍与无奈。8月1日下午五点多钟，父亲在我怀里咽下最后一口气，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2015年是最黑暗、悲痛的年份。父亲走了，母亲不到三个月也驾鹤天堂找父亲去了。时间飞逝，如白驹过隙，转眼六个年头。往事如烟，母亲的点点滴滴如同发黄的叶片常常在我的心头飘忽。只要独自静下来的时候或在宁静的深夜里，母亲仿佛就出现在我的眼前：留坦山上砍柴、小河沿边捞猪草、大四亩里插秧、板桥岗前采茶、豆角架下摘菜、仓库场外打麦子-----。

         母亲年轻时，是上天井湾子里的一朵花。高挑的个子，椭圆的脸庞，白皙里泛着红润。她性格开朗，手脚麻利。外婆养育四个孩子，母亲是老大，其他三个都还小，加上外公外婆体弱多病，所以母亲十几岁就成了家里顶梁柱，里里外外，粗活细活一把捞，真所谓“寒门儿女早当家，年幼便知植黍麻。操劳尽担家务事，知书达理村中花”。全国刚解放，母亲积极参与打土豪分田地，镇压反革命等各项政治活动。县里领导发现母亲是个好苗子，决定培养她。18岁任命她当剿匪队长。听长辈说，当时她腰里挂着盒子枪，飒爽英姿，巾帼不让须眉，曾带领一个小分队日夜蹲守在芭茅窠里终于捉住了土匪和地主，受到领导嘉奖。1952年11月，19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公派到芜湖干部集训班学习，培养县妇女干部。由于外婆长期生病，外公又不能干活，弟妹尚小，孝顺的母亲毅然回家，到长河乡担任副乡长一职。

         生了孩子后，娘家、婆家两头忙。后来，领导看到母亲的实际困难，就让她回到大队革委会担任妇女主任。妇女工作一干就是17年，十几年间，从刘湾、中屋到二房、畈上；从孔村、前进到莲州、横山，一双脚踏遍了村村户户、山山水水、沟沟坎坎。为家庭解矛盾，为妇女谋权益。哪里有困难就有母亲的身影，母亲成了上、下天井妇女的主心骨和娘家人。生产队里，脏活重活抢在前。双抢赶季节，插田、割稻抢在第一个。牛抢耕，田里猪栏、牛栏等草肥急得散、母亲就用双手散，从早散到晚，收工回家，双手举不过头，还要喂猪、烧饭、洗衣、浆衫。母亲这双手，曾是芊芊细嫩，绣花、纳鞋、纺纱、织布的手，割稻、插秧、挖山、栽菜，风里雨里，田间地头，母亲的那双手变得粗壮有力，成为改造自然改变家境的一双大手。

        母亲低调，从未炫耀过过去的辉煌，根本不谈她的成长史，我们只能从长辈的只言片语中了解一点母亲历史。许多荣耀压在箱底因未见过天日而腐烂成粉末。以上几张证书，是在死前，侄儿从一个木匣里翻出来的。2000年国家出台政策，对曾经在乡、村从政过的干部，按年限给予一定的补助。母亲曾是副乡长也没有享受到补助待遇。用她的话说：“现在日子好了，干嘛还要麻烦国家呢？”。

       母亲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谁家揭不开锅，她就把家里仅有点粮食救济谁。只要烧好吃的，总要盛点给左邻右舎的老人。母亲广结人缘，任何事情只要母亲出面就没有什么摆不平的。

        我有一个姨外婆。听说因战争失去了丈夫，孑身一人，孤苦伶仃。母亲把她接到家来。第二年，一天晚上，姨外婆眼睛疼痛难忍，一夜醒来双目失明。从此，姨外婆生活无法自理。每天，母亲打好洗脸水，端到床边。倒马桶，然后到沟里洗刷。饭好了，拿一个大碗装满饭夹上菜，送到姨外婆手上。一日三餐如此。趁着吃饭空档儿，母亲又提着满蓝衣服到门前沟里洗。洗好衣服，收拾停当，就匆匆到队里出工或到大队部工作，晚上回来，让姨外婆吃好后，打水给她泡脚，用热毛巾给她搓背。二十年如一日，天天如此，从未有过怨言。姨外婆双目失明后，性情变得爆唳，一点小事就又哭又闹。母亲总是耐心地劝导她，让她慢慢地安静下来。姨外婆生命的最后两年，得了老年痴呆病，卧床不起。日夜数长数短地哭，大便抓在手上搓，屎尿都在床上。母亲尽管在外累了一天，回到家里便立即钻到房里洗刷。母亲一个人不行，父亲必须打下手。先把姨外婆抬到盆里洗干净，再把床上东西一样一样地洗，一点一点地抹，弄到夜里十一、二点，直到闻不到气味为止。有时候，洗刷刚结束，屎尿又来了，弄到到床上一大片，母亲无奈地摇摇头，只好打水又重洗刷。一边洗一边像哄小孩一样：“屎尿来了要大声喊哟，不然要臭死人的”。我常常在旁边目睹着这一切，慢慢感觉母亲的宽容、善良与伟大。母亲身先士卒诠释着孝道，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告诫我们如何去善待老人，以身示范让我们知道如何传承传统美德。润物无声，母亲在塑造良好家风。

         母亲公平对待每一个孩子。教育孩子严中有爱。那些年，很难见到荤菜，若分到一点猪肉，或捕到一只野味，都要留着。只有六个孩子都到家了，才肯煨好端上桌，有一个没回来，肉臭了也不肯动。1981年，我高中毕业，一心想跳出龙门，便回到母校代课，代课工资每月只有33元。带着小妹读书，学费、生活费，还有礼尚往来，钱太少，日子太难了。小妹中考未达线，亲戚朋友劝母亲不要让小妹再复读了，女孩子将来要嫁人，读书没什么用，母亲笑而不语，因为母亲没文化，深感学习和工作没有文化不行。母亲对我说：“老三，我没有钱帮助你，菜尽量莫买，我多炒些你回来拿”。“嗯”我重重点点头，现在还能记得“小鱼”、“咸菜”、“杂酱”的味道。每次周末回来拿菜，出了板桥岗，走到圩堤口，远远地望见圩堤那头，母亲站在房前小桥边的影子，影子越来越高大，直到走近母亲，看清母亲的微笑。夕阳跌落西山，我赶紧返校，母亲站在桥头，目送着我离开，走一程回头望，母亲向我招手，再走一程，回头望，母亲依然在招手。走到板桥岗，回头时，母亲成了一点，一会儿消失不见了。然而，母亲站在桥头挥手的身影，永远定格在记忆的深处，成了不朽的丰碑。

        记得小妹补习那年，中考录取消息下来后，我立马骑着自行车回家告诉父母：“小妹录取了”。母亲激动地抓住握手说：“这下好了，这下好，难为你了，是你把她念出来的，你再要考虑恋爱结婚了”。父亲坐在桌旁，咧嘴笑着，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灿烂的笑容。不过，笑得很难看。

       9岁那年的夏天，母亲给了我五元钱，叫我到三里外板桥供销社买咸盐，我把钱踹到短裤衩屁股后边小口袋里连蹦带跳地往板桥赶，刚到板桥河口，遇到几个伙伴，他们邀我到河里洗澡。

        看到清澈的河水，满头大汗的我，哪里想许多，便和伙伴们一起扎到水里。清凉的河水里，一会儿凫、一会儿潜、一会儿游，玩得好开心。

      忽然想起钱，一摸口袋，没了。这下魂都没了，像泄了气的皮球，在水面上荡漾着。我赶紧上岸找，在来的路上找了无数个来回，没有，我吓得躲进了草丛里，直到太阳落山，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才从草丛里钻出来。母亲没打没骂，只是摸着我的头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这是我对母亲最早的记忆。也是母亲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爱”与“宽容”。有形的礼物可能随时间流逝而消于无形，而无形的礼物植入了灵魂，才与生命永恒。有年冬天，母亲让我打三斤煤油，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营业员（好像姓游）多找我四毛钱，我将四毛钱买了最爱吃的“宝塔糖”，母亲知道后泪流满面，轻轻地对我说：“儿子，你给娘丢脸了”并拉着我的手去退还赃物。

      母亲不护短，这是送给我的又一份礼物──“知耻”与“诚实”。

        雨，依然哗哗地下着，思绪终于回到了眼前的现实，冥钞息了又烧，烧了又息，雨水浸透了冥钞已无法再点了。疾风吹，树叶落下，大地知道轻重。父母离去，我才知晓疼痛。

       今日坐在电脑前敲打着文字，从心里抠出一行行怀念浸泡的文字，为父母立一块至简至朴的碑，竖立在人生的地平线上，无论走多远，只想回首就能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