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宗教在太平天国起义中的作用

                        （二）

五 “拜上帝教”给革命运动带来的危害  

1、给“天京之乱”埋下祸根

1856年是太平天国军政的全盛时期。

但也是太平天国由发展顶峰走向衰败的转折点。

这一年九月，东王杨秀清自恃功高，不满足“九千岁”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借“天父”附体，喻旨洪秀全，逼洪封他为“万岁”。

洪秀全急忙密令韦昌辉进京勤王，相机除掉杨秀清。但早就心怀不轨的韦昌辉趁机扩大事态。在天京一口气屠杀了杨秀清满门和他的部下太平军将士二万多人。

这中间许多是当年在广西一起举事的老营兄弟，

都是一些身经百战的忠勇将士。

直弄得南京城里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一手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天京事变”。

事后，洪秀全又杀了韦昌辉、秦日钢，赶走了石达开。

天国前期所封的七个王至此就基本上干净了。

这场惨烈的自相残杀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连清朝统治者都说他们是“自毁长城”。

如果不是洪秀全执迷于“天父天兄”，如果不是洪秀全赋予杨秀清“天父附体”的特权，亲手埋下了这条祸根，也许不至于酿成悲惨的“天京之变”。

太平天国的失败，除了整个统治集团经不起胜利的考验，蜕化变质，争权夺利外，宗教迷信恐怕是天京之变的主要祸根。

宗教迷信几乎毁掉了太平天国开创的宏伟基业，而天京之变又差不多毁掉了“拜上帝教”这个宗教。

“拜上帝教”原来宣布，人人都是上帝的儿子，应该平等互爱。

而现在上帝的二儿子和三儿子却自相残杀起来，继而又杀害了那么多“自家兄弟”，这就从事实上宣布了“拜上帝教”这一宗教的破产。

太平天国将士和臣民的赖以生存和支撑的理想的神圣殿堂就轰然坍塌了。

2、“拜上帝教”成了狭隘的宗教帮派，阻碍了革命力量的进一步发展

处在进军中的太平天国虽然依靠宗教的力量变成了宗教队伍内部的统一性，但是对于它以外的各处农民革命力量，这个宗教却形成了一道堡垒。

太平军北上以后，两广相继出现了多股农民起义。其中多数是“天地会”的起义。

他们的声势也不小。但太平军没有及时地收编、改造他们；帮助、领导他们。

而是坐视他们自生自灭，被清王朝迅速地镇压下去，影响了革命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

3、“拜上帝教”同时又起到了涣散革命斗志的作用

随着太平天国革命的节节胜利，革命的形势急剧发展，农民起义军将士的眼界也大大打开了。

“拜上帝教”宣扬的天父天兄的一套把戏已经逐渐为他们所冷淡。

农民革命军亟需要提高认识、提高觉悟。

而宗教并不能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也不能真正改造起义军中的游民习惯势力以及参加到起义队伍中来的地主阶级分子。

它也无法帮助陶醉在天京辉煌宫殿里的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克服骄傲自满情绪，无法防止他们的思想向封建统治阶级的蜕变。

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不懂得如何依靠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来保持革命队伍思想上的一致。

以致天京事变之后，不光是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这样的统帅对“拜上帝教”冷淡了，就是一般的太平军战士也对这套不感兴趣了。

洪仁玕在著名的《资政新篇》里，有一段话阐述得很清楚：“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天兄，不怕有妖魔鬼；其中奥妙，无人知觉。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

这其实是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农民起义军的思想认识提高了，所以才对宗教冷淡了。

可是洪秀全不懂得人的认识会提高这一点。

从1862年天京被重重包围到1864年天京被攻破时为止，他致始至终坚持他的那一套。一会儿说上帝托来梦，一会儿说上天请救兵。

一直到他死，还忘不了用天父天兄的遗信来鼓舞士气、团结人心。还幻想起义军还会如同起义之初在广西紫荆山、永安州时那样，可以在宗教的鼓舞下，打破重围、化险为夷。

对于太平军官兵浴血苦战、殊死拼杀夺取的每一个反击战的胜利，他不加褒奖，反说是天父的功劳。

这种“实靠于天，不肯信人”的做法，只能使将士们对他失望反感，从而离心离德，涣散了斗志。更加深了信仰危机。

当天京眼看就要被清军攻破，形势极其危急之时，忠王李秀成献策洪秀全：“放弃天京，北出中原”。

这本是当时太平天国救亡图存的唯一良策。但洪却责备李秀成说：“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

又说“有天所定，不必尔算！”

很干脆地拒绝了李秀成的良策。

这个“拜上帝教”的创始人，竟痴迷中毒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到此时，“拜上帝教”这个发动革命的工具已经完全蜕变成破坏革命的毒素了。

4、“拜上帝教”客观上不利于对封建政权的作战

由于鸦片战争之前基督教就作为精神麻醉品输入了中国。

而且是在两广一带流行。所以基督上帝在这一带还是比较为人熟悉。

因此，“拜上帝教”在这些地区是有雄厚基础的。

但是，离开两广进入湖南、江西，特别是进入中原一带省份时，情况就不同了。

从中国传统的观念来说，一般都保留着拜鬼神，特别是拜祖先的习惯，很难轻易放弃。

而“上帝”这个说法不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胃口。

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外国的基督教更容易引起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情绪。

因此，太平军进入湖南之后，就应该逐步减少对“天父天兄”的迷信宣传；多宣传推翻地主阶级统治的革命理论。

但太平天国的决策者却不懂得这个道理，沿途打倒一切偶像。连孔子、关羽、岳飞的庙宇都在内。

把儒经当作妖书，禁止人民阅读；并强迫人民专拜上帝。

这就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反感，也给了清统治者进行反动宣传的借口。

太平天国的死敌曾国藩就把太平天国说成是外国教，并打起了捍卫孔孟之道的大旗，使大批文人士民及农民聚集到了他的旗帜下，组成了一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的虎狼之师——湘军。

这支部队的将领多是一些熟读诗书且誓死捍卫封建主义的文人。

故湘军成了扼杀太平天国的主要力量。

同时，“拜上帝教”又使太平军对帝国主义产生了幻想。

本来太平天国是坚定不移地反帝国主义侵略的。

但当外国侵略者虚伪地做出“中立”的姿态时，特别是宣称他们信奉的和太平军是同一个上帝时，太平军就受到了迷惑，称他们为“洋兄弟”。（这里不排除确有真心诚意地帮助太平天国的外国友人。）

李秀成先攻松江、青浦，再攻上海，就吃了“洋兄弟”的大亏。

总而言之，“拜上帝教”这一宗教自始至终伴随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全过程，从它的兴起到它的灭亡。

不好说功过是非，但起到的作用确实非常之大。

在当时农民革命找不到更先进的革命理论做指导时，寻找“拜上帝教”这种宗教做精神支柱，恐怕也是一种聪明或是无奈的选择吧。

（谨以此文反思一百四十年前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1991年发表于某大学学报。全文完）

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