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红军医疗部队不仅仅担负着救死扶伤的重任，更一路开办医护培训班，通过各种方式培养医疗、救护人才。傅连暲也是教学的负责人，江西时期，他曾创办“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看护学校”，培训了60多名红军医务人员。后来，红军卫生学校转迁到瑞金附近，与他的医学校合并。1934年之前，红军卫生学校共有670名学员毕业，全都参加了后来的长征。

而这些学生中，有一位年轻人名叫涂通今，傅连暲的同乡，福建长汀人。长征开始时，涂通今是兵站医院的医生，刚刚20岁。涂通今后来回忆：“受技术和物质条件的限制，当时只能做一些诸如消毒、包扎、固定、止血、缝合、取子弹、取骨片这样的处置和小手术，至于断肢和内脏手术，根本没法做。我救护过的伤员不计其数。

现在看来，有不少同志由于没有得到手术和输血输液的机会，本可以得救的，却失去了生命。”边行军、边实践、边学习，长征途中，虽然战火纷飞，医护人员日夜奔忙，但只要一有条件，医护学校就会复课。遵义会议后，红军医务人员重新进行了编组，以加强一线部队的医疗救护。

移动医疗救护队被分散编组到红军各个团级战斗部队。师属野战医院取消，其医护人员也被分散到各个团级战斗部队。红军的医护学校在长征途中新招收了200名学员，对他们进行战场紧急救护、疾病防治和行军过程中的医疗护理等课目强化培训。医护学校由王斌、孙仪之、俞翰西、李治等医生负责教学。

红军翻越夹金山后，到了山脚下，趁部队休整，医护学校再度复课。医生们教课非常认真，手把手地传授：如何帮病人测体温、把脉搏，如何帮助病人排泄，如何为病人灌肠，如何为病人清理伤口等等。过草地时，涂通今已是左路军第32军团8团卫生所所长。每日到达宿营地后，他先选择一块比较干燥的山坡，搭起帐篷支上炉灶，捡来干牛粪点上火，消毒医疗器材，然后给伤病员看病、换药。有时正准备搭帐篷拾牛粪，忽然天气骤变，雨水冰雹齐下，医护人员个个浇得像落汤鸡，牛粪打湿了，火也点不着。“我们真是伤心着急啊。风雨一过，满天星斗，我们又开始工作了。”

经过长征的考验，到达陕甘宁边区后，涂通今被调到中央教导师卫生处，先后任直属医院所长和医务主任。在多所医院任职期间，涂通今深感自己的医术和医学理论还远远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长征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但是涂通今决心继续学习深造。

1938年，他走进了边区最高医学学府——八路军卫生学校（后来的中国医科大学前身），新中国成立后又留学苏联取得了博士学位，后成为我国神经外科创始人。

“长征走出来的医学博士”，涂通今的成长不是个例。迎着战争的隆隆炮响，许许多多的医护人员像涂通今一样，边治病边学习，带着“艰苦奋斗、救死扶伤”的革命精神，他们辛勤耕耘，把红色卫生事业传续的声响，激荡在历史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