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实现伟大转折中，有若干关系党和国家命运，改变了众人命运的大事。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次全国性思想解放的讨论，为全党奠定思想基础，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我国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做了思想准备。

       .粉碎了"四人帮”后，面临否定"两个凡是"的观点，端正思想路线，纠正长期存在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问题。

        胡耀邦在1977年12月2日的中央党校党委会上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分析。胡耀邦发动和组织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央党校副教育长、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决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撰写，由孙长江写出初稿。

        在孙长江写作修改文章过程中，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拿来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投给光明日报的稿，也提出了实践标准。该报理论部王强华似在哲学专刊上用。杨西光是中央党校第一期高级干部读书班的学员，意识到这个问题重要，决定放在《光明日报》第一版作为重头文章发表。但他觉得文章的份量不够，需要修改加工，他主持讨论修改了几次后，送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帮助修改，并希望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先发表，然后作为《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吴江让孙长江将两篇文稿"捏一起"，题目还是用原来的，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篇历史性的文章，是1978年5月6日，在胡耀邦家定稿的。5月10日出刊的《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1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当天新华社将此文作为"国内新闻"第1条，向全国媒体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这篇文章。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理论准备，为历史伟大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重新确立并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除了胡耀邦，也不能忘记吴江、孙长江、胡福明、杨西光、马沛文（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王强华等人的贡献，还有邓小平等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人。

                        平反冤假错案

.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打破了人们头上的意识形态神学枷锁，否定"两个凡是"的观点，端正思想路线。平反冤假错案是打破"组织枷锁"。

         文革结束时，积累了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

         平反冤假错案是一场伟大的政治改革，国家承担责任，掀掉强加到人民身上沉重的政治包袱，是一场伟大人性解放运动。

         在胡耀邦主持下推翻几十年来的一切冤案，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没有时效限制，也没有对象限制。从文化大革命上溯到大革命时期红军根据地的冤假错案，土地革命战争时，红军内部肃反，直到党成立初期陈独秀、瞿秋白的冤案。全国平反纠正了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平反知识分子冤假错案158万件；给55万个右派分子摘了帽子；为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一律平反改正；给440万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摘掉帽子和为地富子女改成份，涉及几千万人；给70多万工商业者恢复劳动者身份。平反冤假错案使约有4000多万各种冤、假、错案的人，包括受牵连在内的1亿多受害人，重见天日，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

        平反冤假错案，遇到"左"的重重阻力。

         1977年12月，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上任两天后，胡耀邦成立了"老干部接待组"，由副部长陈野萍负责；成立了由杨士杰（中组部副部长）任组长的"右派工作改正组：成立"安排待分配干部工作组"由陶铸夫人曾志（中组部副部长）任组长。他在中组部起用了杨士杰、张策、章蕴、蹇先任、陈野苹、何载等被打倒的，或是靠边站的干部。被打成右派的何载，被任命担任重要部门审干局局长。

         邓小平在要求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的申诉材料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胡耀邦以此为契机，将此案作为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大力推动整个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决定由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和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进行调查研究。

        这些负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同志，顶着巨大压力，克服各种干扰，认真负责，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进行平反冤假错案的各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复查平反了大量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复查纠正或改正。

        地方党委领导人也积极推进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张志新案件是一件奇冤大案，张志新被残忍的割断喉咙，惨无人道的秘密处决。"文革"结束后，刮起一股极"左"思潮，企图否定刚确定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为张志新平反是要冒着巨大政治风险的。当时的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和辽宁省委冲破重重阻力，坚持为张志新平反昭雪，而且将他定为革命烈士，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向张志新烈士学习。辽宁省对张志新的宣传持续了5个月。

        建国后，福建省地下党出身的干部在政治运动中屡屡挨整。直到1978年6月，福建省委还认定原闽中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完全是被国民党特务所控制，其主要负责人黄国璋、许集美、林汝南等人都是叛徒、特务、内奸分子。对一批地下党出身的干部开除党籍，逮捕关押，甚至施加肉刑，以反革命罪判刑。一个名叫陈贵芳的福建老干部，上书胡耀邦，申诉自己的冤情，并提出了福建地下党的冤案问题。胡耀邦在此信上批示："地下党问题要很好抓一下，公公正正解决，请先从福建抓起"。中央派项南到福建主持省委工作后，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成立地下党问题办公室，用两年时间为福建地下党三大冤案平反昭雪，让死者得以安息，生者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在平反过程中，项南发现一批学有所长的专业人才的地下党员，因受地下党冤案影响，加上历次运动的清查和海外关系的株连，有的被整死，活着的生活也十分困难，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排除干扰，改善了这批知识分子的处境。

         广东省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极"左"路线的重灾区，加上"文革"前反"地方主义"的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广东反地方主义先后有过两次，涉及面大，伤害的干部多，影响了干部的积极性。第一次是1952年到1953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广东解放后，在土地改革中"迷失方向，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并认为方方犯了"地方主义"错误。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是在1957年底。在整风反右期间，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冯白驹和古大存因对50年代初的"反地方主义"提出质疑，以冯白驹、古大存为代表的海南地方干部受到错误处理，牵连挨整的干部多达2万余人，由于"反地方主义"案属于文革前的冤案，平反的阻力极大。

        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的农民运动的开拓者和理论家，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创始人彭湃，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叛徒"。受彭拜案牵连的人很多，他的亲属和维护他的干部群众也遭受到残酷的镇压，造成死亡160多人，伤3000多人，年已过九十高龄的母亲周凤也未能幸免。

        习仲勋主政广东后，顶着重重压力全力平反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了"反地方主义"错案，撤销对冯白駒、古大存、方方的处分，恢复他们的名誉。一大批因1952年冯白驹、古大存错案而受牵连的地方干部也先后恢复名誉，全省撤销了原定处分的有1222人，其中属于中央和省委管理的干部126人。

       海丰县委为澎湃平反，举行了追悼大会，其他受株连的干部、群众也得到平反。参与迫害的人，受到了严‘惩。

        河北省是文革的重灾区，"左"的影响严重。原副省长李子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该省进京上访人数居全国首位。"依玛尼党"案，是建国后14个特大冤案之一。开国之初，镇反时，公安部轻信检举，把在革命战争中作出重大牺牲的丁氏家族当成混进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妄图建立"回教国"的伊玛尼党反革命集团，丁家老大丁溪野被从朝鲜前线调回秘密逮捕，被迫害致死，丁氏大家庭遭受残酷迫害，与案件有关的300余人纷纷落网。

        胡耀邦点将江一真任河北省委第二书记。江一真到河北主持日常工作后，拨乱反正，积极平反冤假错案。江一真受到当年制造或参与炮制冤假错案的领导干部不满。省委主要领导先是不合作，继而召开常委会无理围攻江一真，有人找中央领导，要求调离江一真。江一真冲破阻力，彻底平反前后延续了28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保定杨凤鸣等冤假错案。据不完全统计，在江一真离职前，河北已基本上完成各项落实政策工作，共计平反冤假错案49万件，102万人，平反纠正了"文革"前冤假错案12万件，13万人。

        为平反冤假错案出力的人还有许多。

        粉碎"四人帮"后，江西省被枪杀的李九莲的大冤案殃及600多人。新华社记者戴煌做了大量调查，据实写了《内参》，胡耀邦看到后作出批示，揭开了盖子，使李九莲案得以平反昭雪。

        歌颂周恩来总理的小说《第二次握手》手抄本的作者张扬，因姚文元等人的迫害，被内定为反革命，差点被枪决。《中国青年报》的女编辑顾志成，从成堆的读者来信中，看到了几封鸣冤信，觉得有必要调查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得到文艺部主任王石的支持，顾志成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女编辑邝夏渝赴湖南调查张扬的下落。他们在湖南调查遭到省公安厅百般阻扰。幸亏省法院同意有条件的阅看张扬的卷宗。她们在档案仓库里整整泡了4天，看了13本主卷，13本副卷，总共两大麻袋的卷宗，发现案卷中的多处漏洞。顾志成冒着风雨、严寒，到张扬插队落户的中岳公社实地调查，重新取证，发现伪证，查明了所有的证据都是在省公安厅办案人员的授意，甚至强迫下制造出来的，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回北京后，顾志成写了情况报告，明确提出了张扬案是冤案。在共青团中央的支持下，向党中央反映了这件波及全国的冤案。胡耀邦在百忙中听取了汇报，作出批示。张扬终于得到平反，各地因传抄张扬手抄本而受处分，甚至被关监狱的上千名青年也陆续得到了平反。后来，张扬当了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湖南省政协委员。顾志成冒风险，为张扬平反昭雪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

        除胡耀邦外，也要记住习仲勋、任仲夷、江一真、项南、陈野萍、何载、杨士杰、贾素萍、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戴煌、顾志成等许多为平反冤假错案作出历史贡献的人。

                          恢复高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被废止。1966年至1969年，所有大专院校圴停止招生，教师与学生被下放劳动，高等教育陷于全面瘫痪。1971年，高等学校恢复招收新生，招收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的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转折，它改变了几代中国人的命运，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当年8月4日至8日，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分别在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邀请了33位专家学者参加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在北京饭店举行。邓小平自始至终主持座谈会。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再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

        邓小平最初是同意招生基本上按原来的办法的。8月6日，时年52岁的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发言，强烈要求必须立即改进大学招生办法，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查全性抨击了现行招生制度的四个严重弊病：一、埋没了人才，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  ；二、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一些人不是靠考分，而是靠"权"上大学；三、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制度不改，"走后门"不正之风刹不住；四、严重影响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连小学生都知道，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他提出"高考恢复"比较完整的方案，建议大学招生名额应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查全性的发言，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胡文俊，王大珩等赞同查全性的意见，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达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邓小平采纳大家的意见，在会上拍板恢复高考，亲自修改报考政审条件，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对考生放宽家庭出身方面的限制，破除了血统论，为因家庭出身被挡在大学之外的人，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

        恢复高考改革招生办法，改变了广大青年的命运。邓小平的决策是关键，但查全性、吴文俊，王大珩、方毅等人也作出了历史贡献。

                      知识青年回城

         "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大运动。

          到1978年年底，全国下乡与支边的知青总数已有2,000万人。粉碎"四人帮"两年后，国家的整体情况在好转，唯独知青的生存状态未得到根本改善。

         在云南边陲一个地图上无法查到的叫做橄榄坝的偏僻地方，知青在那里生活了10年，住的还是茅草屋，住的房子都要倒了。每天吃三两白水萝卜，一年六两肉，不到三两油，一年中有半年喝盐水汤。云南省勐岗农场知青中伤病率高得惊人，贫血接近100%，营养不良达100%，患胃病、肠炎、风湿性关节炎等急慢疾病的达100%，女知青患痛经和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者近100%。更可悲的是知青中非正常死亡率逐年上升，自杀率高居各项死亡率之首。……

        这就是全国知青生存环境的一个可悲的缩影。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形成了一个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以下简称《四十条》），这个决议不仅肯定"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而且强调指出今后仍然要"有计划的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还明确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剥夺了滞留边疆兵团的200万知青回城的权利，引起知青的愤怒和绝望。

        1978年年底爆发了震撼全国的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拉开了全国知青大返城的序幕。

        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之死，成为这场大风暴的导火索。

        一个名叫徐玲先的上海女知青，怀着临产的大肚子，困难地走到分场医院。因高小毕业，被选拔进"红医班"深造三个月的医生，放下难产的徐玲先回家吃饭，喝着大醉，两个多小时未回，徐玲先末得到及时抢救，大出血，母子双亡。长期处于饥饿和劳累状态的知青既为同伴悲伤，也为自身的知青命运伤心，引发了不满情绪，并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命运的反抗行动。

       由于农场领导采取高压手段，准备使用武力强行驱散知青，强行处理遗体，引发了数千知青抬着徐玲先的遗体，前往西双版纳州府景洪请愿。越来越多群情激愤的男女知青从四面八方赶来。

        景洪农场12个分场的知青都被"串联起来，成立了"声援橄榄坝知青领导小组"，通过宣言，提出"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丁惠民被推选为总指挥。景洪农场知青宣布总罢工。西双版纳农垦分局许多农场也发生了罢工。

         西双版纳垦区所属农场知青纷纷行动起来，互相联络，秘密串联，知青们决心到北京去请愿，向党中央反映边疆知识青年的真实情况，让党和国家最高当局倾听来自广大知青的呼声和愿望。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遵照上级指示，派出大批部队沿途围追堵截。2月24日晚，第一批上访代表在昆明火车站登车受阻，知青开始卧轨示威，致使当日由昆明方向开出的数十对客运和货运列车受阻；昆明连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丁惠民带领第二批上访代表徒步北上。此后数天，其他垦区罢工知青也纷纷组织请愿团强行北上。

        知青大卧轨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知青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部长程子华接见了知青代表。就在知青代表北上的同时，中央派出以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到云南。赵凡是1937年参军的老八路，作风务实。在橄榄坝他们目睹了知青们艰难的生存现状后，星夜兼程赶往数百里外的勐岗农场。

        调查组与知青见面大会在山坡的露天会场举行。1969年下乡的北京知青吴向东，尽情诉说了知青的苦难与不幸，说出了知青要求返城的迫切愿望。说完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切开了手腕，鲜血喷涌而出，面带微笑跌倒在地上。一个身患严重心脏病的四川女知青慢慢走上前，跪倒在赵凡面前，大哭起来，叫喊着："伯伯，伯伯，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吧……。"他的哭声与呼叫，引起台下数万知青的共鸣，一起对着台上的中央首长，齐刷刷地跪下来，哭得石破天惊。

         赵凡是1937年参军的老八路，被打倒多年，去年才重新出来工作，也有两个孩子在农村插过队。他泪流满面，慢慢扶起下跪的女知青，对台下长跪不起的知青们说："知识青年同志们，孩子们，你们起来吧，我决定现在就通过电话向党中央请示，反映你们的回城愿望与要求。"他决心冒着政治风险，挺身而出，为苦难深重的知青们请命了。

        凌晨5时许，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通话，满脸倦容的赵凡重新走进了会场，登上主席台，用略带嘶哑的嗓音对知青们说："知识青年同志们，现在让我来负责的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希望所有绝食的同志立即恢复进水进食，全体知青停止罢工，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因为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态，知青同志们，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几秒钟后，全场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鼓掌声、嚎啕声。

        赵凡 他们以国务院知青办的名义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就解决知青问题提出了六条意见。除提高农场工资等内容外，报告建议：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办理回城；城镇职工退休后可以由其在农场当知青的子女回城顶替；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

        国务院很快就批准了这个报告，知青返城之门从此正式开启，改变了知青的命运。

         1980年，中央书记处决定，从这一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从此终结。赵凡为改变知青的命运做出重要贡献，被称为"中国知青之父"。

         回城后大部分人虽然有了工作，但在工资级别、住房分配、福利待遇上，都要从头开始，生活上遇到许多困难。在湖南湘潭县姜畲乡老虎岩生产队落户14年半后，回城工作的女青年萧芸，冒着风险，准备了后事，为知青呼吁，写了一封请求将下乡知青的农龄改为工龄的信。此信被转到湖南省委办公厅，加盖了湖南省委的大印，送给了胡耀邦。

        胡耀邦对这封信作了重要批示。                1988年6月，中央365号文件明确规定：知青在下放农村劳动期间的农龄一律算作工龄。

        除了胡耀邦，知青们要记住赵凡、丁惠民、吴向东，萧芸等人的名字。

                        农村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政策损害农民利益。1978年全国还有2.5亿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中国的改革先由农村突破。农村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是经过激烈的斗争的。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揭开了农村经济改革的序幕，党内外一度出现了不同意见，争论很激烈。"包产到户"受到公开的批判，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中央农村工作部门。

         万里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亲自到小岗村考察。他大力支持、推广肥西县"包产到户"和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做法，积极推动全省农业管理体制变革，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作出重大突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他冲破"左"的的思想束缚，顶住种种压力，肯定"包干到户"，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改革农村生产经营体制，发展商品生产，推动农村改革全面深入发展，为开辟中国农村改革的新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9年，66岁的杜润生在离开农口23年后，被调到新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工作。包产到户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借机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在党内的分歧与矛盾下，他在胡耀邦和万里的支持下，改写形成了著名的75号文件。中国农村改革由此全面开启。1982年在中央的支持下，他起草了"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对包产到户长达20多年的争论。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布五个"一号文件"，指导农村改革与发展，对农村改革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文件都由杜润生根据中央精神主持起草。他在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推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鼓励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维护农民的物质利益和合法权益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积极探索，从理论到实践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吴象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改革的重要推动者。万里找了胡耀邦，将吴象调到安徽担任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调研室主任。1980年，万里担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吴象也随同回京。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正在蓬勃兴起，联产计酬的包产到组在安徽已广泛成立。但是非议很多，指责这是动摇和破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1979年10月10日，11月14日，吴象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喜悦与希望》、《农民为什么如此喜欢责任制》（与许仲英、刘家瑞合写），对上述非议作了针对性的回答。1980年3月，在万里指示下，吴象和张广友写出了《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很多 》7000字的文章。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吴象、人民日报记者张广友的名义在4月9日发表。文章第一次在公开报道中提出"包产到户"的问题，是一个突破，在国内外引起关注，但也受到来自上层的批评指责。面对这样的指责，吴象、张广友没有退缩，继续有针对性的写了8篇内部报道《安徽省江淮地区农村见闻》，于1980年5月27日至30日，连续发出5篇"情况反映"。胡耀邦看到他们的考察报告，让新华社发出通稿，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这五篇文章是：《历史的转折》、《巨大的吸引力》、《可喜的新事物，新动向》、《实事求是的领导者》、《我国农村的伟大希望之所在》。1981年5月，吴象还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了《农业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五种主要形式》，对包产到户做了进一步的理论探索。11月15日，吴象在《人民日报》以整版整幅，发表反映75号文件精神的政策性理论长文《阳关道与独木桥》，阐述了包产到户出现的必然性和发展的必要性，引起很大反响，受到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吴象参加了每年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和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

        吴象的文章，得到先后任《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的李克林和姚力文的全力支持。

         铭记历史，难忘这些改变众人命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