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铭鉴先生是上海文化界的有故事的大人物，有一大堆的光鲜头衔，但看他责编过的图书：《朱光潜美学文集》、李泽厚《美学论集》、《巴金论创作》等，主编、副主编《文艺鉴赏大成》、《文化鉴赏大成》、《中国新文学大系》、《艾青论创作》和《革命烈士遗文大典》等；再看他曾经获得的奖项： “上海出版奖”和“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先进个人”、“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人”、“全国百名有突出贡献的新闻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等荣誉称号，就知道他在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层次和份量了。
郝先生是《咬文嚼字》杂志的创始人及主编，被学界誉为“汉字的守门人”、“半世编‘小’杂志，一生守大情怀”，我这个文化素人本不会与他有什么交集，但想不到在他辞世前几个月的时间里，我竟与他发生过一点小故事，且事关十多年前的一段文字公案，似应如实照录，为世人留下一点痕迹。
2010年8月，拙作《问教余秋雨》（以下简称《问教》）几经周折终于破门而出，金文明先生曾要去几十本赠送沪上名人，他开来过一张名单，其中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郝铭鉴，我们应该算是相互知道了对方的存在，但并无任何交往。
好日子过得快，九年一闪而逝，往事已成过眼云烟，我的视野之内已无余氏，大约在2019年的10月份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郝先生的短信，写来一段文字，可惜不曾保留，大意是说，十年前他得到了《问教》这本书，可当时没有看，昨天随手拿起，竟放不下了，以至一口气连夜读完，并说自己当年竟错过这么一部好书，想不到你一个学理科的能写出这么好的文章云云，末了他要求互通微信，做进一步的交流。
我一个耄耋之人，理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能与郝先生这样一位文化大家进行交流总是求之不得的幸事。于是我们有了微信来往，我曾经向他请教过一些我不了解的事和文，他也都认真地给与回应。现择要录于下面：
2019年10月19日，我向他打听曾经在《编辑学刊》上发表文章评论《问教》的作者“伊人”是何人，他给了我“伊人”的电话，并介绍说，“此公雄于文，但不用微信，在书海中自得其乐。凡事自己判断，决不随人俯仰，有点桀骜不驯。”
2019年12月26日，我在与友人的聚会中谈到了“原局长和前局长有什么不同”，随手就向他请教，第二天他专门发来了一篇显然经过深思熟虑的短文：
“原”局长和“前”局长有区别吗？
让我用一句话来回答，我的答案是，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原”和“现”相对，“前”和“后”相对，都是指不是现任领导。不论是到期离任，还是中途调走，是“平安落地”，还是“撤职查办”，只要曾经担任过这一职务，既可用“原”，也可用“前”，他们的不同，表现的是汉语词语的丰富性。
当然，如果你要让我细细道来，也可以说出那么一点儿区别。比如，“原”可以用于除现任以外的历届领导；“前”一般来说，是指紧靠现任的前届领导。不过，这种区别十分细微，而且也不一定已经形成社会共识，所以，我们不必抠得太死。
这个问题倒引起了我几点其他的想法：
第一，需要介绍某人履历时，最好不要用“原”“前”这类提法，因为毕竟是不太严谨的。可以直接说出某年某月担任某职，给人以明确的历史感。
第二，自我介绍时，要清醒地意识到。“原”也好，“前”也罢，都是过眼云烟，不要总是念念不忘。这种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遗风，无意间透露的是一种低级趣味。
第三，向别人介绍本单位的老领导，有时提及一下职务，还是有必要的。但无论用“原”还是用“前”，都近乎官样文章，少了一点温度。不妨改用“老”字一一“这位是我们的老局长”，既让人明白了不是现任领导，又表现出了介绍者对老领导的敬重之情，也许更为得体一点。
他的三点“其他的想法”才是该文的核心，它令我体会到一个文化大家的格局之大和思维之缜密。
此外，他还发来过《我和聂绀弩“拍桌子”》和《王蒙的文字敏感》两篇文章，还让我给他寄去我已经出版发行的另外两本书《余秋雨别传》和《黄叶落尽视域宽》。
值得着重一记的是，2019年11月6日，他在一则微信中专门发来以下文字：
关于红楼梦之类老电影复出，补充一点材料：粉碎四人帮后，北京指示上海复查全部封存的老片子，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由上海文教办负责。北京派来了一位李文兵，文化局参加的是黎家健，电影局参加的是边善基，文教办领导要我全程参加。每部电影都要写出评语，有的还要提出修改方案，大部分评语都是由本人写的。然后文教办报市领导审查后送北京。从未听说余提过什么。
我知道，郝先生发来这段文字，源于他看了《问教》中的一篇文章《饮水思源说解禁》（《问教》43—52页），其中针对余氏的下述文字我向余氏问教：
他后来一次次找我，主要是讨论上海能开放哪些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本来这事跟着北京走就是了，但他想稍稍走得比北京快一点。我相信这事他还会与别人讨论，只希望我能预先给他讲得细一点、全一点……文化大革命几乎禁绝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现在拨乱反正，理应果断解禁，但像车部长他们那一代人却很难下这样的决心，生怕在哪一点上出了问题，因此要一部一部“过堂”。让我暗自喜悦的是，每说通一部，便是一部伟大作品与一座伟大城市的重新见面。
首先我用的办法是抬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只要他们提到过的欧洲经典名作，都立即开放。这对车部长这样的老干部来说，最具有“通过”的说服力。于是从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到贝多芬，都满城绿灯。
最先开放的是越剧《红楼梦》，理由也只有一条：毛泽东喜欢《红楼梦》。记得这部片子的“复映”活动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几天下来，真可以说人山人海、一票难求。
(《借我一生》278页)
这里的他，是指当时上海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车文仪（在2004年余发表这段文字时，车文仪已故去），余氏说车部长当时对他言听计从，一次次向他请教，在自己的说动下，许多中外名著与电影一一解禁，第一个解禁的电影是越剧《红楼梦》。在余氏笔下，中外名著与许多经典电影解禁的头功非他莫属。我凭自己的阅历，一看就知道这是死无对证的大头天话。虽然我对真相一无所知，但我从逻辑和余氏自己不能自圆其说的叙述中，论证了余氏之说完全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详见《问教》），得到了上海文化界许多人的认同，这一点在我参加过的有上海诸多文化人的聚会上得到了确认。
郝先生说，他当时代表“上海文教办”“全程参加”了电影复查“小组”，而这个复查工作正是上海文教办负责的，他同时列出了其他主要当事人的名字，这些都是可查可考的。郝先生的说法是可信的，完全是正经大事正经办，符合执政党的行事方式，如此国家大事，哪里会像余某人所说那样，鬼鬼祟祟地在宣传部长耳边嘀咕几句，便轻松搞定，“每说通一部，便是一部伟大作品与一座伟大城市的重新见面。”
这就是说，郝先生是此事的直接当事人，他于2019年11月6日提供了关于电影越剧《红楼梦》等解禁的要紧证词：从未听说余提过什么。
哦乎，原来此事与余某人没有半毛钱关系，我的质疑得到了他的正式认可。
自2010年8月《问教》面世后，我开始云游四方，对世事基本上已无论魏晋。我收到郝先生的最后的微博是2019年12月30日，2020年下半年，我发给郝先生的微信都没有回音，在2021年阴历年前，我写了一篇关于诗经的长文，发给他想听听他的意见，并向他拜个早年，仍然杳无音信，总以为耄耋老人反应迟缓是常事，谁知于前日上网时无意间得知，2020年4月2日上午，郝铭鉴先生逝世，享年76岁。
前些日子我还在寻思，郝先生这么一个大名人能主动不耻下联（系）），今春回大陆我是否应该去上海拜访他，才不致失礼，不料他竟驾鹤西去已经一年了。在命运之神面前，人竟是如此地脆弱，真是细思极悲。呜呼哀哉！
哀痛之余，促使我写下上述文字，作为我对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悼念，也庆幸自己在先生离世前几个月与先生有过一次短暂而愉快的交往。
郝铭鉴先生
附录：
饮水思源说解禁
在记忆文学《借我一生》中，著名学者余秋雨披露了一件几无人知的文化轶事。时在四人帮被擒捕不久，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的车文仪对余秋雨非常赏识信任，把他当朋友，许多重大事情都要征求他的意见：
他后来一次次找我，主要是讨论上海能开放哪些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本来这事跟着北京走就是了，但他想稍稍走得比北京快一点。我相信这事他还会与别人讨论，只希望我能预先给他讲得细一点、全一点……文化大革命几乎禁绝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现在拨乱反正，理应果断解禁，但像车部长他们那一代人却很难下这样的决心，生怕在哪一点上出了问题，因此要一部一部“过堂”。让我暗自喜悦的是，每说通一部，便是一部伟大作品与一座伟大城市的重新见面。
首先我用的办法是抬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只要他们提到过的欧洲经典名作，都立即开放。这对车部长这样的老干部来说，最具有“通过”的说服力。于是从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到贝多芬，都满城绿灯。
最先开放的是越剧《红楼梦》，理由也只有一条：毛泽东喜欢《红楼梦》。记得这部片子的“复映”活动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几天下来，真可以说人山人海、一票难求。 (《借我一生》278页)
我是个文学爱好者，那几年因工作关系常跑上海，一有空就耗在书店。余先生提到的这些作家（除了贝多芬）的重印作品甫一上架，我都会在第一时间买回来，一睹为快。而且珍惜非常，藏于密处，轻易不示人，现在的藏书中就有不少是那时候买的。我现在还记得买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情景，半夜就到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排队，人山人海有好几千人，开门时把玻璃门和玻璃柜台都挤破了。这也反映了人们渴望急迫的心情。至于越剧《红楼梦》“复映”，我更是专程到上海观看。当年大光明电影院的盛况，至今记忆犹新。
当年亲身享受过解禁后的文化盛宴，现在又读到余先生的这些记忆文字，倍感亲切，满怀喜悦。饮水思源，想不到它的源头竟然来自余先生！从文中可以看出，余先生在这件加惠民众的大好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当时“文革”仍有余热，左毒犹存。余先生慧眼独具，有胆有识，拨乱反正。可以说是为民请命，功德圆满，不由令人肃然起敬，钦佩之情油然而生。余先生不啻是广大读者观众的知音和恩人。这件事足以表明，先生是个有良心的文化人，无愧于文化大师称号，当年就是文艺“复兴”的大功臣。
但是（对余秋雨常常可以说但是），崇敬之余，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因为它不符合常理，而且时间上也卯榫不合。
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政治捆绑在一起，是当时的既定方针。一切大权归中央，没有中央的指令，重印中外文学名著以及开禁电影《红楼梦》这等大事，上海有权决定吗？事情真像余先生说的那么简单吗？只要他和车文仪嘀咕几句，就决定了一部文学名著的生杀予夺，“每说通一部，便是一部伟大作品与一座伟大城市的重新见面”，而且立竿见影，于是“都满城绿灯”。这个宣传部长好像也太过弱智，“最先开放的是越剧《红楼梦》，理由也只有一条：毛泽东喜欢《红楼梦》”。毛泽东喜欢，为什么他在世时不能放，他不在倒可以开禁呢？
这件轶事，在回忆录中，余先生是在不经意间说起的。在相关的出版志和电影志中未见记载，也不知别人比如车文仪是怎么讲述的，总之，正史野史都未曾有见。余先生是著名学者，据说治学一贯严谨，应该值得信赖，而且他自己也说过，他是个诚实的人。况且他已然名满天下，按说无须冒功，往自己身上锦上贴花。但这些明显的解不开的矛盾，又让我深感困惑。
显然，余先生记述的这条史料虽然很重要，但需要确证。
我走访了一些知情者，到图书馆查找资料，在互联网上百度搜狗，基本上搞清了它的来龙去脉。
据王晓吟在《王匡人生的三个脚印》（《粤海风》网络版新编第62期）中记述，1977年5月，中央决定王匡主持国家出版局工作。由于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整个出版系统处在停顿状态。王匡立即着手准备中外文学名著重印工作。这在当时也是有杀头之虞的冒险事情。四人帮虽然倒台了，文革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人们心头。究竟哪些可以重印？由谁来界定？真叫人疑虑重重，迈不开步子。想来想去，还是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肯定过的书入手（这话和余先生说的相似，不过发生在国家出版局应该比较可信）。于是，国家出版局从以上的范围里选择了35种书目。1978年3月，国家出版局召集京津沪等13个省市出版局开会，要求对“文革”前出版的图书进行重新审读修订，并决定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
接着，王匡调动了全国出版印刷力量付诸实施。当时纸张紧缺，王匡连夜进中南海请示中央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吴德，才从汪东兴处拿到印刷《毛泽东选集》第六卷的备用纸，得以顺利开印。
又据《上海出版志》记载，1978年1月，为了解决“文革”十年造成的书荒，中共上海市委决定重建上海市出版局，恢复10家下属出版社。随后参加了国家出版局组织的重印工作。
这次重印，国家拨出7000吨纸张，于5月1日开始，一次性投放1500万册。京津沪和全国省会城市新华书店门前，可谓人山人海。一大批中外文学名著重新进入了人们的阅读视野。
笔者查阅了《中文图书印刷卡片累积联合目录（1974—1978）》（书目文献出版社1979年12月），余先生提到的几个作家的作品重印的情况如次：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1978年4月）、《战争与和平》（1978年8月）；歌德的《德国古典中短篇小说选》（1978年6月）；莎士比亚的《莎士比亚全集》（1978年4月）；巴尔扎克的《幻灭》（1978年3月）、《高老头》（1978年4月）、《九三年》（1978年4月）；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五首》（1978年1月）、《第五交响曲》（1978年1月）。除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雅典的泰门》是1977年12月重印外，以上作家的作品未见有1977年印行的记载。
查阅《上海出版志》第九章“翻译图书”以及《全国总书目》，并无1976年至1977年出版上述作家的作品的任何记载，也无重印记录。
关于被禁电影的解禁，更是严肃认真，复审、上报、请示、批准，最终要中央才能决定。在各电影厂复审上报的基础上，1978年，文化部向国务院或中宣部呈送了17个请示报告，其中2月21日发的就是：关于恢复上映越剧电影《红楼梦》向国务院的请示。这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公映当在此之后，二是事情决非余先生说的那么简单，他向车文仪抬出毛泽东，于是就开禁，就“人山人海，一票难求。”
越剧戏曲片《红楼梦》摄制于1962年，“文革”期间被打入冷宫。不少人回忆起当年解禁的情景，依然十分激动。扮演贾宝玉的徐玉兰回忆说：“1979年前后，上海的36家电影院同时放映，当时去买票的观众特别多，我亲戚晚上一点去排队，因为白天排队妨碍交通。他回来告诉我们，第二天电影院里被挤掉的鞋子一摞摞的。”林黛玉的扮演者王文娟回忆当年盛况依然印象很深：“影片在内地重映是1978年，36家影院24小时连映，跑片员需要不停地在各电影院奔波，才能满足连映的要求。”（据中国越剧网）
资料证明，名著重印和《红楼梦》开禁，都在1978年。在1976年冬和1977年春相交之际，是不会有这些事的。不管余先生是有意还是无意，他的记忆明显有误。
但是，按余秋雨先生的叙述，此事却只能在1977年初以前发生。
也许余先生参与了前期的意见征询工作，不能完全排除这一可能；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1977年初的工作，主要是揭批查，想必搞“两个凡是”的车文仪不会有这样的兴趣。那么，会不会他们在1977年初确实讨论过，到1978年才实现，余先生把两件事放到一起来说呢？也不会。因为他说的是1977年初，他还能见到车文仪的时候。当车文仪对他说，民间有传言说他把文艺“车”走了,“我笑着说：‘电影、戏剧、书籍都开放了，怎么能说车走了呢？”（《借我一生》第280页）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告诉读者，在他们对话的时候，开禁的事情已经在1977年初就完成了吗？
余先生让读者很为难：如果对话发生在1977年初，那么话料不对；如果谈话符合事实，就必须在1978年，但时间上又不对。因为在这个时候，余先生已经“蒙冤被清查”，忙于“说清楚”写作组的事，从1977年初被清查直到1979年解脱，他都“见不到车部长了”（《借我一生》第284页），他们不可能一起运筹帷幄于密室了。
那边，北京，1978年2月，文化部正在向国务院请示，可不可以恢复放映《红楼梦》；1978年3月，国家出版局正在为重印名著而奔走。这里，上海，1977年初，余秋雨先生早已说通车文仪，“满城绿灯”印名著，“人山人海”看《红楼》了。那个年代的过来人，只要不老年痴呆，恐怕都会明白，这只能惊为天方夜谭了。
显然，余先生向读者提供了一个虚构的信息，向历史提供了一条不真实的史料。
顺便说一句，余先生做作文确是了得，用词造句真是出神入化。轻轻的一句“他后来一次次找我”，是“找我”噢，不是找我去，更不是召见我，而且是一次次。不显山不露水，部长大人移樽N顾茅庐、余秋雨高人指点于乱世的大师形象跃然纸上。后面甚至还写到，这个上海市委常委“像个孩子”，向他“倾诉”“委屈”呢！
余先生把他的回忆录叫做记忆文学，写得很生动，也许是写顺了，写着写着，把想象拖进现实，把一件事写成了另一件事。那么，就当它是小说的虚构吧。
但是，余先生却又以父母长辈的名义向读者起誓：《借我一生》全是真的，没有虚构。 这怎么办呢？
请余先生和方内人士有以教我。
2009年7月6日
吴拯修，祖籍徽州，1944年出生于浙江江山。1962年考入浙江大学数学力学系，1968年毕业分配到浙江金华。当过工人，做过会计，做过工程师，当过厂长。1984年进入金华市政府工作，历任市商业局局长、外经贸局局长、贸促会会长等职。2004年退休后，进入文坛，专业问教余秋雨。著有《问教余秋雨》。
吴拯修先生浙大数学系毕业，以退休经贸局长之身，拍案杀入文坛，职业问教余秋雨，文惊南北文坛，吴先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筚路蓝缕6年，一举成就《问教余秋雨》，创造了一个退休局长“出家”为文的文化奇迹。上编《伪者无疆》，是作者对余秋雨“含泪门”“诈捐门”“碑文门”等，破门而入的犀利幽默评说，为作者近年揭“谎”打假之辑录。下编《“苦”旅一生》，是作者披荆斩棘全面解构余秋雨记忆文学《借我一生》之专辑。
—— 摘自“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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