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头条济南头条》第30届书博会专题

书博会作家访谈

王玉珏：为困境中的人寻找亮光和出口

编者按：2021年7月15-19日，第三十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济南举办。为展示济南市作家形象，推介济南市文学精品图书，博览会期间举办济南“海右文学”精品图书展。该展览是由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指导，济南市文联、济南出版社主办，济南市作协承办。市作协与省市媒体合作，对参展作家予以集中采访推介。

王玉珏：为困境中的人寻找亮光和出口

记者：近日，由山东省作家协会编的《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第四辑出版，收录了10位青年作家创作作品集，其中就你的小说集《恐高》。《恐高》精选了你近年来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共11篇，这些作品以各种角度和方法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正面回应时代叩问，同时在叙事结构、情感控制、心理呈现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恐高》是您小说集的名字，也是书中其中一篇小说的题目，这篇小说写到了主人公去找当了领导的老同学办事时内心的沟沟壑壑，特别生动真切。“恐高”是不是一个恐惧这种无奈的社会关系的隐喻？

王玉珏：小说写了一帮大学同学，毕业后各自发展，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钟良和时雅菲表面上锦衣玉食，其实感情很差，一个专心在官场蝇营狗苟，一个怀念旧时光阴心思落寞；陈娜和王耀汉虽然感情不错，但是为了一个小小的工作调动却求告无门。小说的标题是“恐高”，这个恐，其实有双重的含义：一是身在底层的人们，仰望上流社会的生活，难免头晕目眩心生畏惧；二是身处高位的人们，蔑视周围的人群，所有人都是假想敌，唯恐一不小心动摇了自己生活的高度。“恐高”作为一种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凸显的是人与现实之间的某些紧张关系，甚至是敌对关系，这种紧张和敌对我觉得带有一定普遍性，不管身在高处或者低处，都会身陷其中。就像你说的，这令人无奈，但却是生活的真相，小说的功能和目的就是尽可能地触及到这类生活真相。

记者：无论是社会关系中的个人纠结还是婚姻状态中的无奈情感，小说集中都有生动的体现，在创作书中这11篇短篇小说时，您最关注的是什么？这11篇小说中您最喜欢哪几篇？

王玉珏：当然最关注的还是人，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更具体点说，是那些身处现实和精神双重重压下的人。除了上面说到的《恐高》，另外几篇，比如《敲门》、莲花与刀》《在云端》《剪刀》等，都在这个方向上有很集中的书写，写他们各自的忧惧、苦楚、困境和不如意。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但是极端的、持续的不如意，有时候反而会激发出人精神深处的某种高蹈和诗意，我所寻求和关注的，就是这些触底反弹的时刻。就像之前我在一篇创作谈里说的那样：所有的绝境都有出口。作家应该是心怀善意的人，这善意，绝不是简单地稀释苦难或者通融绝境，而是在绝境中为主人公，往大一点说，为这样一类人，找到亮光，找到出口。实话实说，11篇作品都喜欢。这本小说集是自选集，所选的篇目非常均匀地分布在我写作之路的各个阶段，也都比较有代表性。确实都喜欢，如果不喜欢，它们也到不了这个集子里来。

记者：军旅生活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这种影响具体在《恐高》这部小说集中有什么样的体现？

王玉珏：生活到哪儿，写作到哪儿。或者说，生活的辐射到哪儿，你的写作才会到达相应的位置。军旅生活毕竟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已经过去的那部分，离开这个场域越远，你所受到的辐射就会越弱，写作时你的不确定就会愈多。不过我确实很感谢军旅生活和这一题材，它所涉及到的等级秩序、生死的日常性，以及家国情怀，都是其他任何题材无法比拟的，这也是部队在当下文坛出了这么多作家的原因。它自带宏大，任何细碎的、鸡毛蒜皮的东西，一旦以战争作为背景和底色，都会很宏大。看过小说集的读者会发现，这个集子里有差不多一半篇幅都是军旅作品，军旅生活对我的创作尤其是前期的创作的重要程度以及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记者：书中有不少地方写到了济南的地名，比如八一立交桥、经十路，这座城市有没有为您的创作提供素材来源？

王玉珏：我创作的素材来源基本上都是自己周围的生活，但它仅仅也就是素材而已。生活和素材有时候是一回事，有时候完全是两回事。具体到我所生活的城市济南，它的一些地名建筑之类，我常常直接拿来用到了小说中，这种就地取材，主要还是源于直觉和喜欢，因为我觉得，济南这座城市的气质与我小说的气质非常契合。济南是非常典型的北方城市，它偏沉稳、内敛，有烟火气，遍布人情世故，如果是与人结交，我也更愿意选择这种气质类型的朋友。说到这里，还涉及到一个我们如何书写城市的问题。我们书写一座城市，当然它的地域特征、风土人情是一方面，它的历史发展变迁，也是一方面，但更为主要的，还是一种对其气质的书写。北京有北京的气质，南京有南京的气质，成都有成都的气质，济南有济南的气质。这是最难把握的，但同时也是最有效的书写。之前的创作，我比较偏爱和局限于个人经验的表达，近几年因为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我开始有意识地离开自己的生活，尝试着把目光投向远处，比如军改、城镇化进程、农民工返乡潮、乡村振兴，试着关注那些离自己十万八千里的人物和故事，比如企业家、将军、乡村底层小人物。越来越意识到，对一个作家来说，阅历和视野确实很重要，写作其实就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一种角逐和较量，智力和智慧的较量，阅历和视野的较量，人情世故的较量。这些方面，你必须要尽可能地高于读者才行。这确实是一件毫无办法的事情，你不经历一些人和事，不到达一定的年龄和人生阶段，不亲历某种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你就无法书写那些自我之外的生命个体，因为你没法去感同身受，没有那种虚构能力和代入能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虚构，尤其是文学意义上的虚构，真的不是完全依靠想象力，更多的还是凭借练达的人情，以及对生活真相和人性真相的深刻洞察。

记者：写作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转变？对于您来说，文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王玉珏：相信文学之于任何作家来说，都绝不仅仅是文学本身。写作也绝不是一个职业那么简单，它其实是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个作家，你肯定不仅仅是在写作的时候是，你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对于作家的生活而言，写作是一个巨大的前提，是背景和底色，是辐射和照耀，它让日常中的一切鸡毛蒜皮都变得熠熠生辉，让生活中的一切悲欢和福难都长出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影子。对我个人来说，文学或者写作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我找到了与环境、与日常相处的一种方式。对我来说，文学既是一种生存状态，也是我作为个体与世界相处的一种姿态。

记者：您觉得什么样的小说才是真正好的小说？写作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玉珏：好小说，最主要的是要有辨识度，作品不署名十之八九也能看出来是你的。其实就是独特，好的前提下的独特。很多评论家都谈到风格对一个作家的禁锢和局限问题，但事实上，没有一个作家有勇气消灭掉自己的风格，那太来之不易了。以前有一种观点，判断好小说与否，不太强调写什么，而更看重怎么写；但是现在情况好像有了变化，小说好与否，越来越取决于你写了什么，好小说要致力于提供一些新鲜的、异质的生命体验。这一点我也认同，有个比喻也许不恰当：怎么写，相当于足球里的传球和带球，但是真正决定是否能够破门得分的，还是写什么。对我来说，最理想的写作状态，就是两个字：需要。需要写作，就像病人需要服药。因为需要，所以跟文学的相处才更加日常、贴切和紧密，而不必跟这个世界没话找话。对我来说，需要写作这件事，远比作品本身更为重要。

记者：您的下一步创作计划是什么？

王玉珏：最近刚刚完成了一个15万字的小长篇，探讨的是城市与乡村二者的关系问题。当然这一问题很大，我试图从我们这一代人和这一代作家的视角和经验出发。“城乡中国”“由乡而城”或者“由城而乡”，是很中国化的问题，也是一个全民性的问题，任何类型的作家都无法从中逃逸。许多现代性的问题，人性层面的，那些焦虑和迷失、困局和病灶，以及社会文化层面的，都可以放到这个框架中去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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