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

1934年10月6日傍晚，秋风萧瑟，于都水凉，人心肃穆，气氛悲壮。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邹毕兆和中革军委二局无线电侦察部队战友100余人，组成了红星纵队二大队。

携带6部电台，跟随中革军委组成的“红星纵队”，从瑞金梅坑出发，开始了漫漫长征路程。

中央红军长征时，中央军委下属四个局：一局：作战和机要保密；二局：侦察，主要是无线电侦察；三局：无线电通讯联络(为适应外线作战，在三局成立了一个通信团，王诤、伍云甫分别兼任团长和政委，下辖无线电营、有线电大队和通信指导大队)；四局：后勤供给。

中革军委二局组成是：局长曾希圣、副局长钱壮飞；

一科（破译）科长曹祥仁、副科长邹毕兆（仅有二人,因为只有曹邹二人有破译技能）；

二科（校译）科长李作鹏，译电员段连绍、陈仲山、戴镜元、叶楚屏等六、七人；

三科（侦收）：人数最多。科长胡立教，侦收员李力田、贺俊侦、钱江、李廉士、胡备文、唐明、宾玉、李行律、刘少宏、雷永通、陈铭兴、叶根、赖际发、郭显勋、曾庆标等。

中革军委二局共有侦察电台6部、技术人员30多人。另有警卫分队、运输队、炊事班。行军序列是叶剑英领导的“红星纵队”二大队。

为了保障长途行军中情报供应不间断，侦收人员分为2个梯队，交替前进，轮班工作。

李行律回忆说：“我们每天要比部队早出发3、4个小时，中途停下来工作。

或是晚出发3、4个小时，晚上也必须通宵工作，平均只有3、4个小时睡眠。

疲劳长时不能得以恢复，相当部分的同志是在与死亡斗争、挣扎。”

为了保证中革军委二局同志个个平安，毛泽东布置：请左权参谋长负责，每天清点、检查二局行军人数，保证一个都不少。

毛泽东当天就能看到蒋介石的汇报

长征开始，红军没有了根据地，没有了地方苏维埃政权，敌我双方的军队都在时时运动之中。

蒋介石对国民党各军、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报发送，红军的密电破译活动也达到了最高潮。

与此同时，中央红军自己长途行军，更需要电台紧密联系。

中央军委三局，负责通讯联络，专门配备4部电台。各军团也配电台，合计14部。

连日行军，急如星火。但是，红军自始至终都密电联络，从无泄密。

尤其让后人思想震撼的是：中革军委二局开展无线电侦察，破译成功率百分之百。

中央红军“破译三杰”(二局局长曾希圣，破译科长曹祥仁、副科长邹毕兆)在长征中，一路攻克180多种敌军密码(邹毕兆亲笔逐个记录)。

为中央军委领导提供了准确、快捷的敌军情报，作为决策依据。

在瞬息万变、生死攸关的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连续破译敌军密电。

军委二局侦收员贺俊侦（少将）回忆说：“我和钱江两个人，他一部机器我一部机器，我走前面他就走后面，他走前面我就走后面，两个人轮流，一天都不能够停。” 

“情报掌握就是那个程度：国民党师以上的百分之百，密码百分之百，报文百分之百”。

贺俊侦少将回忆录中的“三个百分之百”，就是亲历者对长征中的中央军委二局英雄群体的生动写照。

二局机务人员行军时不能躺着休息，只能边行军边睡觉。

特别是“破译三杰”，更是“连轴转”。

因为六部电台侦听到的敌军密电，全部汇总，都统一交给一科破译。破译后再交校译科把数码变成文字。

而破译科只有科长曹祥仁、副科长邹毕兆二人能够破译。

二局局长曾希圣虽然能够破译，但是，他还要抓二局全面工作。

他们凭着共产党员铁的信仰、铁的信念、铁的纪律、铁的担当，实现了无线电侦察的全覆盖、全破译，攻占了当年无线电侦察科学的最高峰（当年英国动员数万科学家、电子专家，只破获德军恩尼格玛机制作的密电90%）。

纸笔千年会说话，密电万代作证明，他们用铁的事实，叙说着毛泽东用高科技挽救红军的历史真实。

红军破译英雄，他们存在的意义，就在于瞬间决定历史。

毛泽东为军委二局定性：“没有二局，长征胜利是难以想象的”！“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红军”（曾希圣秘书邓伟志回忆录）。

我们新时代的领袖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长征，我们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