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巨变说改革

文/高塬

         庆祝党百岁华诞，歌颂党领导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百年巨变，不能不想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逐渐扩大了人们的生产自由和市场贸易自由，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推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打破了“大锅饭”，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由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帷幕。作为经历者和过来人，回过头来看，中国这一步棋是走对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不改革死路一条”。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人民公社惯用的“一平二调”方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生产经营方式已经毫无生机活力，社员的心里没有了集体主义观念。大多数人尤其是精壮小伙，没有什么生产积极性可言，这些生产队当年的骨干力量，不愿意干重活累活。生产队就把踏胡基（打土坯子），拉石头筑坝垫路基，拉沙子修大桥，铁路改线拉土，平整土地，交售公购粮等重活累活和公社“一平二调”分配下来的任务，都分到各家各户去完成。一些家庭没有精壮劳力，力不从心，苦不堪言，个别家庭不得不花钱顾人代劳。我上高中时，全公社在魏家堡村北坡搞平整土地大会战，开工时正值暑假，我就参加了，开学后每周六上午放学后，我直接从魏家堡渡口过河到工地上干活，第二天干一整天。我记得高中刚毕业的第二年一个周末，我给正在建设的常兴大桥工地上拉过六架子车沙子，路上碰到祁家村的一个同学，是他带我到河滩采的沙子；这是我毕业后第一次见面的同学，我说我在村八年制学校教书了，你也教书吧！他说住村工作组长让他当队长，他才当上没几天。陇海铁路在杨家村改线时，分配给我家的任务是，从北坡跟给铁路路基上拉土是106架子车。我清早起来拉着架子到工地，马不停蹄地拉了一整天，赶天黑完成了任务。上师范的时候，周末回家，曾经给西宝中线垫路基拉过一整天石子，那是分配给家里面的任务，家里人先是从坡上捡回来石头，一点一点砸成了石子。我也曾经给扶风县午井乡的公路上，拉了一个周末的石子，这是替我大姐家里完成任务的。想必她们那里也是一样的。交公购粮时，架子车下坡没有刹车很危险，人家大小伙子兄弟两人放开手脚前行，我们父子俩一老一少，一个人扛一个架子车辕，后退着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挪动着下去的。踏胡基时候，我们父子俩起来早，赶天黑才踏起来一摞子胡基（500块），人家精壮小伙按步就班，大半天就踏一摞子胡基地。

         生产队存留的最后那几年，在分配制度上也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原来分肉分油分粮按人头分配，不要现钱；后来按人头与劳动力比例分配，开始是人七劳三，后来是人劳各半。 集体作务的辣椒，蒜薹，苹果，西瓜，不像以前那样，先吃记在账上，年终决算时再结账，而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个时候家家都穷，都吃不起了，也就少买点，或者干脆不买不吃了。1982年春季，生产队种了几亩大西瓜，聘请山东一个老汉作务，合同约定收入三七分成。结果山东客带来的瓜种子生产周期太长，成熟时秋雨连绵，瓜臭了一地，主客无收。生产队长给山东客人装了一口袋面粉送到火车上。我那时候正要坐火车去上学，看到这心酸的一幕，感到了村人的善良，也体会到下苦人的生活着实不易。

         那几年正值青春年华，不知道啥叫困难，其实完成上述那些任务，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多亏有许多好心人的帮助。铁路改线拉土的时候，记拉土车数字的是四组的一个老汉，他掀车子的时候，看到我眉头上有一个红痘痘。便劝我别再这样吃力了。他说，“这个是‘眉扫睛’，挣破了不得了”。晚上回来，就肿起来了，烧疼烧疼的。第二天清早，父亲带我去刘家塬一个老中医家治疗。那个老中医医术高超，带我走进窑洞里木桶旁边，让我低下头去。待我醒悟过来，一股浓血掉进桶里了。他是怕我躲闪伤了眼睛，在我不知不觉中从袖筒里掏出锋利的刀子，一下子擦破了脓包，又给伤口撺入药眼。以后换药是就近在村医疗站进行的。主治医生是从县医院下来的。他说，这样作手术治疗的方法，对你这个年轻人不妥，你怎么不想想，万一在面部留下疤痕咋办？感谢上苍，也感谢两位医生的好药和精心治疗，才没有留下一点疤痕。田大夫是好人，说的是真心话。我的母亲说过，她曾经想把小弟弟送人，但当她抱着孩子看病的时候，田大夫抱着孩子说，这么乖的孩子，你咋舍得送人呢？母亲听了这话，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人在艰难困苦中，有人给你一句宽慰的话，也会增添无穷的精神力量。

        有人还在为人民公社及其生产队的解散喋喋不休，假如你是在其中体验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其实它们早已名存实亡了，与其说是中央一声令下，还不如说是它自行消亡的。试想一下，谁愿意要一个搞“一平二调”的人民公社和增加家庭负担的生产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