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毕兆为何坐主席担架？
路福贵
（1）
我在深入学习党史活动中，发现了一个让人惊奇、深含哲理的故事——我与之共事40年的老领导邹毕兆，在长征中竟然坐过毛泽东的担架！
再进一步发掘，这个故事后面，不仅隐藏着毛泽东大智大勇、官兵一致，而且隐藏着隐蔽战线英雄的无限辉煌。
“毛泽东让我坐上他的担架”
1949年10月，我就认识了带领我们南下的湖南邵阳军分区第一任司令员邹毕兆。
当年，我是邵阳县委干事。以后，他是我五十多年的老领导。
我一直想学习他的英雄事迹，却因为他的工作就是我党我军最核心机密，绝对保密,而邹老本人又是保密模范，因此我只是略知皮毛。
1994年，为了在城步县南山建立江南第一大牧场，邹毕兆曾经带领我六次晋见国务院副总理王震。
当我感慨于身为国家领导人的王震说话和气、关心基层干部时，邹毕兆感慨地说：“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都是这样官兵一致、关心基层、体恤下情的。
我在长征时，还只19岁，正是年富力强，走了两万多里，一直没出问题。可是，最后一段，穿过西兰公路，过了六盘山，实在走不动了，差一点倒在路上。
幸亏被毛主席发现，立刻让我坐上他的担架”！
邹毕兆说的这句话，犹如电光火石，让我心情激动。
我下决心一定要深入挖掘这个发生在毛泽东身边的红色故事。
但是，老红军邹毕兆却守口如瓶，再也不肯多说。
我还问他为什么荣获“红星奖章”？他说：“因为红军发明‘秘密武器’，上级规定保密。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子女”
“活着烂在肚子里，死了带进棺材里”！
一直到了1996年，我已经离休。湖南省委聘请我当党史联络员。
2013年，我八十岁以后，听说中央有关部门宣布红军无线电侦察工作解密。
我立即两次重走长征路，造访红军后代。
看到了邹毕兆亲撰的回忆录、照片、勋章。我才得知：邹毕兆不仅是我党我军绝对保密六十年的“绝密武器”；
而且是中国工农红军最高荣誉“红星奖章”获得者（全国仅166人）
是四渡赤水战役中参与破译密电90部让“毛主席指挥真如神”、从而挽救红军挽救党的“破译三杰”之一。
是在张国焘以武力威胁党中央时被毛泽东点名随身带走“北上”、参与提供准确情报打好“直罗镇战役”、为中
央奠基大西北、为东征、西征和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提供情报保障的红军英雄。
湖南省邵阳军分区第一任司令员（1949年9月）
开国大校邹毕兆
红军“破译三杰”中的曾希圣、曹祥仁。
他俩分别担任安徽、浙江省委书记。工作劳累，再加上十年动乱中遭受迫害，都英年早逝。
（曾希圣<1904-1968>享年64岁、曹祥仁<1914-1975>享年61岁）。
他们生前没有写过详细的回忆录。
邹毕兆虽然也经历了十年动乱，但是，他坚强地挺了过来，活到85岁。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邹毕兆响应党中央关于老干部撰写回忆录的号召，多次到我军技侦部门参加座谈
会，亲自动手撰写了万言回忆录。
邹毕兆回忆：“在长征途中，毛主席每到宿营地，大都必须通宵工作。
因此为毛主席备有担架，以备行军途中休息。当（中革军委）二局雷永通同志过二郎山被炸受伤时，或遇到二局
有病的同志时，主席多次招呼他们坐他的担架”。
邹毕兆深情地回忆说：“出腊子口到哈达铺，顺着一条小河走，一会儿在河东、一会儿在河西。
几个人在一起回忆，也说不清到底过了多少次河。后来，二、四方面军北上，也经过这条路。
在陕北时，谈起顺着这条小河走来走去，都记不清过了多少次河时，刘伯承总参谋长说他只过了一次河，别人奇
怪，刘总参谋长说他一直就在河里走。说话幽默得很。”
“长征期间，我们破译工作只能是夜间工作，因此睡的时间非常之少。
曾局长也积极为我们要马。周副主席也曾经讲过，要我们随便牵一匹马就行，当然我们不能也不敢去牵。
出腊子口前，曹祥仁同志和我有共用的一匹马。到吴起镇那天，我走不动了，毛主席要我坐了他的担架”。
我的老领导邹毕兆生前对我说的话，在他的回忆录里得到了证实。
（未完待续）
后记：本文作者路福贵，笔名“路明”，我称他“路叔”。河北丰润县人，1933年出生，资深中共党员。1949年随大军南下，是当时最年轻的干部。
六十年代担任过地委第一书记的秘书，被称为“邵阳两支笔”的第一笔，文笔特别好。路福贵同志还担任过绥宁、邵阳两个县的县委书记。
后担任湖南环保局副局长。离休后被湖南省委特聘为党史联络员。现在居住在天津市。
他称我“小王”，言必称“看着我长大”。因此我们为忘年之交。编发这组革命回忆录事先征作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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