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近照

浮雕上的呐喊

金伟信
没有想到,一部史传小说的完成,前后竟经历了二十余年。得到民族文学杂志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发表出版的消息,心情感慨万端。《塑像》的创作缘起,来自于我的家乡吉林省吉林市第一中学操场里的一尊雕像。
二十年前一个初夏的傍晚,我乘坐的公交车路经北大街吉林一中的站桩。隔着车窗玻璃,看见学校院子里有一座醒目的人物半身塑像。塑像主人高大英俊,气宇轩昂,络腮胡子显出生动的脸颊。雕像正面底座上刻着正楷大字:马骏。我不知道“马骏”何许人,等我下了公交车,在北关回民区办完事,才从清真北寺一位头戴白色礼拜帽的长者那里打听到,马骏原是一位早期的回族烈士。
也许是出于一种民族感情,我急于想走到那尊塑像的跟前。但是天已经黑了,学校大门早关上了。我联系上在吉林市民委工作的王玉成同志,他是我多年的同族好友。我把“马骏”说给他听,他拿起家里的雨伞,我们出门急匆匆赶上了末班公交车。
绵绵夏雨把早开的丁香花浇打得馨香四溢,弥漫了湿漉漉的夜路。特意来探访一尊塑像,是抑制不住一种难平的情绪;其实完全可以明天来,只是没能抗拒那样一种急迫的心情。下车到了一中门口,喊了几声,门卫室的门窗亮了。看门人仄出半拉身子,问:“你们找谁?”
“找马骏。”我说,“啊不,我们是来看看院里那个塑像。”
我的好友把证件递过去,看门人看了半天,才嘎啦啦按开电控收缩门。我们经过教学楼正面操场,那尊高大的半身塑像在细雨蒙蒙的夜色里闪着幽暗的铜光。
“看得见吗?我这儿有手电筒。”看门人一边说一边走过来。
刻在雕像后座上的文字,在雨夜里一行行进入我们手电筒的光亮中:
“马骏(1895-1928),男,又名马天安,字遹泉,号淮台。回族。吉林省宁安县(今属黑龙江省)人。1912年考入吉林省立一中。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和领导者之一,中国革命的先驱人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第一批入党的回族党员……”
近距离的聚光下,仰视和触摸湿凉的马骏塑像,面颊上逼真飘逸的胡须恍惚在夜雨中颤动,让我想起他的绰号,“美髯公”。一个要为马骏烈士写一本史传小说的念头,倏忽充盈心怀,灼热而不安。
从档案史料中查阅到,马骏在吉林省立一中毕业后,于1915年8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在那里,他与周恩来和邓颖超等早期革命家结下深厚友谊。“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被选为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并很快成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1919年6月27日,为挽救国家危亡,抗议北洋军阀政府在《巴黎合约》上签字,天津各界联合会选派马骏为总代表,会同北京等全国学联代表到总统府上书请愿。迫于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大总统徐世昌只好电告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签字。在风起云涌的救国热潮中,马骏曾有过一段震惊天津总商会的壮举。
这一天,天津学联正在与总商会签订罢市文案公约,会场一片沉静。商会文牍长夏琴西说:“至于罢市,商界总要审慎为之。”马骏站起身说:“学生罢课,商家罢市,皆非个人私事,不过为青岛问题;而青岛问题即为全国存亡问题。”马骏的慷慨陈词和深入分析,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人。唯独有一个叫张荫棠的商董,在下面已经按捺不住自己了。他站起来以讥讽的口吻向马骏发问:
“马君贵处人?”
“鄙人是吉林人。”
“你在天津有否财产?”
“没有。”
“莫怪马先生不知道罢市对商家的损失之大。”
马骏愤然作色道:
“现在外交紧迫,一发千钧,国家将亡,哪能谈到个人财产?知某君之意不过讥讽的话,请问性命与财产孰重?鄙人虽无财产牺牲,然尚有生命热血,可流于诸君面前。国事如此,唯有一死,以谢同胞。”说罢挪开椅子扭身挺胸昂首地把头往大厅铜柱猛力撞去。夏琴西等将马骏扶起时,他已是头破血流。马骏欲又撞去,被众人抱住。大家被马骏的举动震惊了,商董们全场起立,愧然望之。商会会长叶兰舫当众宣誓:“罢市!众愿不遂,吾等不进商会的门槛!”
1921年,马骏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回到家乡宁安,建立了东北第一个党小组,发起成立“救国唤醒团”。1924年9月,他从宁安来到吉林市私立毓文中学,以英文教员的社会身份从事革命活动,成为吉林省第一个共产党员。在任舍监和训育主任期间,他与学生同吃同住,引导师生宣传革命主张。还用积攒下来的钱为师生购买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的著作,以及《新青年》《北京晨报》《北大校刊》等进步报刊。启发学生关注国家前途,担起济民救国的责任。他组织的读书会、讲演会,激发了学生强烈的救国热情,很多人踊跃投身革命,为吉林反帝爱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1925年6月初,“五卅”惨案震惊全国。消息传到吉林,马骏组织师生民众在吉林市江南农业试验场召开集会,成立了“吉林沪案后援会”,马骏被推举为会长。在他的领导下,省立第一师范、女子师范、法政学校、第一中学、毓文中学等4000余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组织各校学生分别到运动场、火车站、河南街、斯美茶园开展讲演募捐活动,号召广大学生把爱国斗争的火种带到农村,带回家乡。他利用暑假带领毓文中学师生到人口稠密的古镇乌拉街和工人比较集中的缸窑镇演讲募捐,通过长春《大东日报》编辑部,将募捐款全部寄往上海。在马骏带领下,吉林“五卅”反帝爱国斗争犹如燎原之火,迅速在全省30多个县镇蔓延开来,形成燎原之势。全国的进步报刊登出了吉林声援上海“五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吉林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爱国主义运动”。
1927年夏天,马骏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衔命秘密回国,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负责重建北京市委工作。在白色恐怖下,马骏不顾个人安危,很快恢复了北京市委党组织工作。12月3日,马骏被京师警察厅逮捕。张作霖亲自出面,许诺马骏只要放弃共产党,封他做教育次长。马骏说:“让我放弃共产党,不搞革命,这比太阳从西边出来还难。”敌人对他严刑拷打,马骏遍体鳞伤,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张作霖又来逼他写“自首书”,马骏说:“好吧,纸墨伺候,我自首。”张作霖大喜,赶快命狱卒拿来纸笔。马骏挥毫写到:“故共产党员马骏之墓”。张作霖气愤地撕碎马骏的“自首书”,拂袖而去。1928年2月15日,在北京天桥菜市口杀场,马骏英勇就义,时年33岁。临刑前,他站在黄包车上,挺胸昂首,飘逸的胡须在风中招展成一面旗帜。
马骏在短暂的革命生涯中三次入狱。第一次出狱时,他说:“入狱前的马骏,是马骏同家人的马骏。出狱以后的马骏,就是国人的马骏了。”
1998年国庆假期,在宁安下洼子村和马骏烈士纪念馆(邓颖超题匾),获得了大量口述和文字史料。记得有位百岁的丁氏回族老人坐在轮椅上,跟我们一块吃饺子,一边唠叨,“马骏呀,那些扎白腿绑,戴白边儿大盖帽的警察到处抓他,管他叫‘马疯子’……”。从文学创作层面来说,应更偏爱这样的“史料”,更愿意倾听“目击者”的“唠叨”。为获取关于马骏更多的史料以外的原始态记忆活性资料,除烈士的家乡宁安,又奔赴北京。在北京牛街清真寺回族乡佬那里,获得了马骏烈士的亲孙子、时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总编辑马为公先生的联系方式。打通电话,我说明来意。可他正在外省出差,要一周以后才能回京。我在北京近郊一家四合院招待所里等到第四天的时候,马为公先生打来电话,他回京了,约定第二天在总工会楼下一家西餐厅见面。我们有了一次难得的长谈。他谈了很多马骏的家事和爷爷被捕到就义时的情形,给即将动笔的作品提供了极其真实而珍贵的讲述史料。
历史小说对史实的把握和尊重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回看初稿的完成,应该说作品对资料及史料的依赖明显削弱了史传小说的艺术性和文学品质,因而客观上对作品的完成有些失去了信心。直到2018年初春,随着“五四运动”百年的迫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即将到来,内心再次强烈地点燃起创作激情的火种。重拾旧作,薪火再燃,推翻原有的叙事结构,丰富细节的真实和质地。更为重要的是,以真诚的崇敬之心,提升语言的质感和颜值。经过三个多月的昼夜奋战,崭新一轮的初稿已经令人兴奋不已。
2020年10月29日,马骏烈士的亲孙女马丽颖女士出差来到长春。我在原《民族文学》编辑石彦伟同志的电话中得知这个消息,即刻乘当天的动车赶去省城。在长春朝阳区悦岛宾馆的大厅里,我们谈了四个多小时。马丽颖女士是北京市朝阳区第七、八、九、十、十一届政协委员,十二届政协常委,北京芳草地国际学校民族校区38年校外辅导员。每年清明节,她都会在北京日坛公园马骏烈士墓前,向来自不同学校的师生讲解马骏烈士的英雄事迹,传播“马骏精神”。
许多年中,马骏烈士的后代们一直期盼能追寻到马骏在莫斯科学习期间的档案资料,曾努力试图查询,也曾委托有机会去莫斯科的朋友协助寻找档案。但是由于年代久远,信息不畅,况且没有十分合适的接洽关系和恰当途径,查询马骏烈士在莫斯科学习期间的档案资料如同大海捞针。
2014年,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退休干部杨晓哲先生,在与黑龙江省委党史委,抗日战争史专家张洪兴的一次谈话中获知,毛泽民烈士的后代曹耘山同志经多方努力,自费赴俄罗斯查询到了毛泽民烈士的档案。杨晓哲先生是“马骏精神”在黑龙江省的宣传志愿者,当他在电话里把曹耘山同志赴俄查档成功的消息转述给马丽颖女士的时候,马丽颖激动不已。后来经过她的不懈努力,在曹耘山和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李宗伦等人大力协助下,马丽颖与其他革命烈士后代,于当年自费赴坐落在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开始了查询先烈档案工作。尘封在俄罗斯时间长达89年的马骏烈士原始档案,终于如愿被征集回到祖国的怀抱,为国家党史专家研究烈士在俄学习工作提供了详实历史依据。
马丽颖女士这次来宁安和长春是参加电影《青春之骏》发布会的。与她交谈中,她讲道:“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须弥座有十幅党史汉白玉浮雕,其中‘五四运动’浮雕那位穿长袍,在民众中振臂高呼演讲的年轻人,就是根据马骏烈士的原型雕刻的。”谈到爷爷马骏和奶奶杨秀蓉,我看见她依然禁不住泪盈眼眶。
探究马骏的生命图案,梳理烈士的生命足迹,心中充满了悲壮和景仰。在文学的意义上,这部小说是用文字为革命先驱者雕塑而成的“塑像”,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献礼。
马骏烈士的夫人杨秀蓉女士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年都要去北京,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那幅浮雕前,献上一素鲜花,表达对丈夫的缅怀和思念。这样的情形被写进《塑像》的尾声:
顺便说说,今天来广场上观光的人可真不少呢。在那些南来北往的人群中,出现了一位高鼻梁、深眼窝的老妇人。后背微驼,头上戴了粉红色的包头肩巾。她是坐头班地铁来的,来了哪也没去,到了天安门广场就直奔这纪念碑来了。她围着纪念碑周围转了三四圈儿,后来在大须弥座的浮雕那儿停下来,并且长久地伫立。她凑近一幅细看起来。
浮雕群其中一幅引起了老妇人的注意,她就是在这儿盯着看的。那是中国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的“五四爱国运动”。浮雕的画面凸显出学生和民众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爱国示威游行的情景。一群男女青年学生举着废除卖国密约的旗帜,慷慨激昂地来到天安门前。人群高处,一个穿长袍、长胡须的年轻人正在向围着他的群众演说。那些梳着髻子、系着长裙的女学生,在向市民们散发传单。愤激的年轻演说者,怒形于色的人群,使整个浮雕充满了痛恨国贼,激动人心的气氛。她看了一会,伸手摸了摸那个“长胡须的年轻人”的脸,回过头时已经看见她老泪纵横了。
过了些天,老妇人又到广场上来了,并且还带来了两个人。那个三十几岁的男子看样子像是她的儿子。那个女孩儿她叫她“颖儿”,那应该是她的孙女儿了。她的儿子向那浮雕上的人鞠躬,她领着孙女儿上了一级石阶,小女孩就顺着老妇人的手去摸浮雕上那个长胡子的年轻人的面颊。他们祖孙三个在那儿呆了很长时间,天快黑了才慢慢离开。
以后的几天,老妇人自己又来过一次。天蒙蒙亮她就来了。她看见一列军人,从天安门大门洞里出来,戴着白手套,举着国旗,正步前行,踏过金水桥,朝这边来了。那个年轻的、腰板挺直的士兵把国旗一甩,那旗帜升起来了。她仰头望着,眼神跟着旗帜一直升到旗杆顶端。
人们上班的时辰还没到,广场和街道上的人还不多。她想了想,就又回到浮雕这儿来了。四周很静,还没有到喧嚣的时候;即使喧嚣起来,她也听不见。这老妇人耳朵聋了,据说还是实聋。可是从广场那边传来的一阵一阵的呐喊的声音,她却总能听得到。
2021年4月15日

雪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