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光辉照我心》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作者:苏应奎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我情不自禁地想了自己的人生经历；

       1948年，我在四川省安岳县和平乡5村出生，小名叫牛娃。

       我的父亲叫苏绍华（也叫苏知太），母亲叫胡良秋。我有一个自感满意的家庭。妻子胡祖美曾任公社党委副书记， 随军云南几十年，最后从部队退休。我女儿苏静大学毕业后直接分到中国科学院，并先后在中科院，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中央宣传部任职，还立过三等功，现还在国家一个大企业做科研工作。儿子苏凯刚满 18岁就考上国家公务员，当过几年公安干警，现在云南省省级机关服务，并多次在国家和省评为先进工作者。孙女苏佳煖现在正读云南师大附小。另外， 我有弟弟苏应忠，妹妹苏应坤、苏应淑、苏应霞，由于党和政府的关心，他们都有自己的幸福家庭和幸福生活。

        1955 年至 1967 年，我在本县李家区、石羊区和县城三地分别完成了小学、初中、高中的学习课程，并获得毕业证书。

1969 至 1990 年，我在陆军第 14 军（后改为 14 集团军） 服役，先后任过战士、副班长、副指导员、干事、学员、宣传处副处长、处长等职。1990 年从上校处长岗位转业到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工作。

1990 年至 2008 年，我在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先后任过报刊处长，出版处长，副巡视员等职，并兼任过《中国新闻出版报》驻云南记者和站长。其间，我去美、英、法等国考察 过，并被新闻出版总署点名去英国和泰国访问过。2008 年退休后还被中央宣传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聘任担任过三年的信 息员。其间，获多种奖励，其中之一是被中宣部评为全国的模范信息员，并获荣誉证书。

      1970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无预备期），先后担任过党支部委员、军和集团军政治部党组成员、云南省新闻出版局机关党支部书记等职。

       由于我小名叫牛娃，无论在部队服役或到地方履职甚至在上军校读书，都再三警告自己要像牛一样奋斗，无论拉犁或拉车都永不松套。也真巧合，我转业到地方后就进了省政府的金牛小区。

      我想到上述这些人生经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时，也就是另一个牛年到来时，我不停地放声高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并挥笔写成了文章《党的光辉照我心》。

 ⊙记忆一：不属“红五类”仍当“红卫兵”代表

     在“文革”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先后 8 次接见红卫兵，我是第 4 次被接见的。

       回忆我那次能去见毛主席，真的全靠安岳中学党支部和安岳县委的关怀和支撑啊！

       当时“红卫兵”代表去见毛主席有一个不成文的框框： 不是“红五类”免谈。我家是中农成份，自然不在被选之列。所以，班里推荐候选人时一部分同学就是不投我的票。

      对此，我的班主任张学树老师很纳闷。因为，我当时不但是红卫兵安中兵团副团长，而且是连续多年的“三好生”，初中和高中时都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1965 年又当学生代表出席过省学代会，我高一时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并成为了发展对象。我当红卫兵代表去见毛主席应该是顺理成章，无可否认的事。       

       在这关键时刻，安中党支部伸张正义，委托支部委员、教导处主任、语文老师田丰富到班里开会说，苏应奎虽不在“红五类”之列，但党的政策是有成份论与无成份论相结合， 重在政治表现，不搞“唯成份论”。根据苏应奎的具体情况， 学校党支部认为，他不是“红五类”仍可当代表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终于以全票通过与李万亮、刘泽民、文家军、杨一德等 4 位同学一起当了代表，县委还决定我当了安岳县红卫兵代表赴京大队的副大队长。大队长由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长孙吉祥出任，由我全力协助孙吉祥工作。

        我们大队的代表到北京后住在首都体育学院，接受毛主席接见的培训都是我协助孙部长进行的。当时，军车一大早就把我们拉到指定的街道并分两边席地而坐。

毛主席乘坐的敞篷吉普车来到前，我组织大家一遍又一遍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毛主席乘坐的敞篷车缓缓开来时， 我使劲地组织大家有节奏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乘坐的车渐渐离去时，我仍组织大家再三高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当军车拉我们回住地时，代表们个个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并异口同声地说：“今天是我们最幸福、最难忘的日子。”

      接受毛主席接见后，我又协助孙部长组织大家到清华、北大、人大等大专院校参观了那里的“文革”情况。回到县里，县委组织在川剧院召开赴京代表汇报大会。我事前作了充分准备，在大会上只讲了“我见到了毛主席”一个主题。我的汇报赢得了全场听众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并且，台下有人领呼：“毛主席最亲！”“共产党最好！”“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永远闹革命！”

⊙记忆二：没有“特招指标”的特招兵

      1969 年初，云南思茅驻军的陆军第 42 师到我们安岳县招兵，所谓“红五类”青年当然是优选对象。我不是“红五 类”青年，但在“文革”中破格当了红卫兵代表并担任过安 岳县红卫兵赴京代表大队的副大队长受到过毛主席等中央 首长的亲切接见，便自告奋勇地去报了应征入伍的名。

      △60年代的四川安岳县城

     当时，我所在的生产队、大队和乡政府没有拒绝我的应征入伍申请，但因我不属“红五类”，也就未把我作为首推对象。接兵部队的田士民排长了解情况后有意到我家里征求我父母意见时，突然发现我在我家正堂屋墙壁上用白漆写的“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几幅标语很有艺术性，就对陪同的地方干部说： “苏应奎有特长，我们要定了！请地方政府作以特招兵放行输送吧！”此意见传到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苏知虎的耳里，他立即回应田排长：“我们坚决支持，就让部队带走吧！”于是，我经过到县城体检、政审后，终于戴上大红花，穿上绿军衣，乘上敞篷汽车和闷罐火车，经过一周时间的艰难跋涉后，到云南思茅（现改为普洱）的陆军第 42 师防化连服役了，不过，我虽编制在防化连，但立即被抽到师宣传科作宣传报道工作，更没有参加过防化训练。难怪有的战友开玩笑对我说：“你真是没有特招指标的特招兵呀！”

⊙记忆三：“到连队去摸爬滚打脱层皮”

      我 1970年 3月 15日就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做好党的新闻报道工作，我在 42师宣传科老干事带领下经常到团营连采访，也独立或合作写了不少好的新闻报道在军地传媒上发表。但是，由于我是从学校门直接进部队门的具有高中文化的学生兵，虚伪、自夸、怕艰苦的毛病时有显现。1971年 1月的 1天，师政治部和师宣传科的首长把我叫去说： “小苏，你的工作干劲大，钻研精神强，但缺乏基层锻炼，你当兵的防化连就不回去了，到步兵 126 团一连当兵去吧！ 一连现在在河口县大瑶山上支农，任务重，很艰苦，你去那儿吸吸氧，沾沾泥，摸爬滚打脱层皮，以便你更好地发展和进步。”

      首长话音刚落，我立正敬礼向他们表示：“是！请首长放心，我一定以优异的锻炼成绩向首长和党组织报喜！”

       第二天一大早，我扛起背包和行李，独自乘公交车颠簸一百多公里，天黑前赶到离河口县城几十里地的大沟河村的一连连部报了到。连里马上宣布我到二班当副班长，并发给 我一支步枪扛，还随班长何兵摸着夜路直往高山上爬，经过了 3小时才到一个瑶家寨的二班宿营地。说真的，要不是班长帮我扛上背包，我真的无法爬上山去啦！

       我上山后配合班长做的支农工作，就是白天跟老百姓下山干活，晚上上山到各家各户去拉家常和宣传党和国家的爱民富民政策，并且向老百姓学习瑶语，还教他们唱革命歌曲和跳忠字舞。这样日复一日地干，连干了 5 个多月。

       河口县的大瑶山，山高、坡陡、谷深。最高海拔 2354.1米，最低海拔才 120米。相对高差为 2234.1米。山下与山上的温差也很大。山上穿棉衣，山下穿衬衣。两山之间人可以对话对歌，但见一次面非下山过沟不可，而且要花大半天或一个整天。我在那里的几个月里，真叫“晴天一身汗，雨天 一身泥”。我到连队时有 110多斤，几个月后就不满 100斤了。这，真叫“摸爬滚打脱层皮”啦！

      5 个多月后的 1 天，连里司务长打电话叫我下山领工资， 并说带好行李回师部工作。我很奇怪地回答：“领津贴吧，哪来的工资？”司务长再次说：“真的，你的工资在连队存了三个多月了！”下山后我才明白；几个月前师里派人来连里考察过我的表现，回去汇报后师党委就给我下了当师新闻干事的任命书。此事，我当时想的不多，但现在感到那时党风政风军风多好呀！不然，我这个“上面无人”的农家子， 怎么会不谈话、不体检、不填表就直接提干了呢！

⊙记忆四：“既压担子又支楼梯”

     1974 年 4 月，我所在的陆军第 42 师党委把我作为年轻干部培养对象，任命我到 126 团一连任副指导员。到职那天， 师政治部首长给团营首长指示说：“师党委叫苏应奎到一连任职是对他的考验，也是对你们的支持。对他的考验希望你们不光是给他压担子，也要支楼梯。并且，也希望苏应奎同志与连里其他干部好好合作，把一连带成师里标志连！”

     说到一连创师团标兵连当时的困难确实不小。首先当时连里无指导员和连长，连里干部除我之外还有主持工作的副指导员王彪和副连长刘廷贵。王彪是来连锻炼的大学生，刘廷贵曾任军政治部冯主任的警卫员。我当时想，自己虽然在一连当过副班长，但没有任何“靠山”；组织上虽然明确把我当年轻干部培养，但自己是“泥”是“钢”要考验结果才说得清。为此，我也必须“夹着尾巴做人”，好好向他们学习，努力与他们共事才行啊！

        我到一连任职不久，连里接到赴澜沧江去武装泅渡训练的通知，但我同时又接到了我父亲病逝的电报。在这关键时刻，团长梁开元关心地对我说：“你可以回去为父亲办丧事，如不回去团里给你点救济款让你寄回去补助家里办你父亲的丧事。”我考虑再三想定：“家事国事应国事第一。”于是，我向团长报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决定参加武装泅渡训练！

       提到武装泅渡澜沧江，我当时真有点胆怯。一是水性很差，二是水急浪高，三是渡过去后要夺山头上的“敌人据点”。 渡江信号弹一发，我当然勇猛跳下江，但全靠卫生员和通信员前拉后推才游到了对岸。在冲向“敌人据点”时，我又在半山腰突然晕倒，是教导员组织抢救后才使我冲上“敌人据点”的。我的身体就那么不争气，真气死我了，但教导员还表扬我说：“负伤冲锋值得表扬啦！”

      △14军42师126团武装泅渡训练

 渡江训练之后，又搞夜间穿插训练。训练是从景洪开往小勐养。当时，我高兴地向团长要求把尖刀班交给我带。团长打问号说：“你有把握吗？带错了要负责任的哟！”我说：“没问题，有马路可寻。”团长答应了，但仍派了几位识图用图的高手随我。前进中，我很少向他们请教，只顾迈开大步向前走。结果，真把全团一步不错地带到了小勐养。团长夸我：“真棒，值得表扬！”这时，我爽朗一笑回答：“不是我能干，而是我过去当战士报道员时就经常走这条路，只是怕野兽和坏人袭击，每次都握枪实弹地行走。这次没带错路， 既是熟路，也是巧合吧！”我的话音刚落，弄得在场的同志异口同声道：“啊！原来如此，苏副指导员够老实的了呀！”

△126团开展武装泅渡训练受到昆明军区、总部表扬，毛主席作了重要批示！

       武装泅渡训练回营后就开展了创建师团标兵连活动。其实，一连要创标兵连的底子很厚。抗战时，荣立过集体特功， 并获得“英勇顽强战果卓著”称号。解放战争时，不但获特功一次，大功两次，还获“能攻善守”和“攻击榜样”等称号。新中国成立后，不但累立战功，在河口大瑶山支农中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好评。

      我在一连任职只有半年多时间，到 1975 年 1 月就调回师宣传科了。回想那半年多的任职经历，我协助王彪和刘廷贵两位主官在创师团标兵连中主要干了三件事：一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激发继承创新精神；二是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争当先进典型；三是进行革命理论教育，把树立远大理想与完成当前任务相结合。这三项教育，我们连里几位干部一致认为很有成效。尤其三项教育振奋了军训热情，全团 10项军训比赛我连获 10 个第一名。经上级考核，我连终于获得师团综合性指标第一名，成了师团标兵连啦！

      我连被评为师团标兵连后，师、军和军区点名我连到昆明军区表彰大会上介绍经验，但连里几个干部推来推去谁都不愿当代表，尤其当时我刚办了结婚手续，妻子胡祖美从四川的公社基层干部岗位上来，婚期时间有限，更是再三推让啦。这时，师团首长就出面解难了。团长梁开元说，正好苏副指导员可把开会与休婚假相结合，可把“乡巴佬”妻子带 到昆明大城市去开开眼界。说罢，他就给军区表彰大会会务组负责人打电话叫给我安排单人间住房作新房，并且在之后的连军人大会上给官兵作了解释，终于消除了大家说我是个“特殊官”的误解。

       我参加这次高规格的会议并作典型发言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真的有些胆怯。军里刘副政委发现后先是安慰我说：“别慌张、沉着气、慢慢讲”。接着，又拿着我的发言稿一字一句地指点发言技巧。这样，我代表连队作的经验介绍终于成功了！发言话音刚落，与会代表掌声雷鸣并经久不息，感动得我眼泪滚滚。刘副政委拉着我的手说：“小苏，好样的，再讲你就不慌了，更成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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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艾宗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