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两相安（节选）

作者/韩启德

播音/张卫国

配乐/合成/海的女儿

三年前我曾经说过：“我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当时我73岁，如今又长了3岁，准备就更充分了。

这三年来，我认识的人中不断有人告别，他们中很多是我尊重的长者，或者比较亲近的人。

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生死的距离也在重新丈量。悼念者成了被悼念者，就亲人来讲，原来是兄弟姐妹悼念母亲，近年轮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了，去年我最亲近的二姐去世了。

曾经像我父亲一样呵护我的导师，前年也走了，94岁，已经是高寿。

不久前，我们北大医学部相继送别了徐天民副书记和出版社陆银道社长。还有韩济生院士的夫人朱秀媛老师，她一直与我亦师亦友，非常亲近，两个月前也离开了。

他们跟我的年龄接近，他们的离开自然会在自己的意识中引起一些波动与感慨。

倒是没有什么恐惧，只是每每感慨，人生真如白驹过隙，于是追问，我们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死亡又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回答死亡的叩问，关键还是要理解生命的含义。

人都怕死，尤其今天的生活水准提高得太快，世俗的诱惑太多，我们实在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因此，对死亡好像更加恐惧。北京大学医学部王一方老师说，如果怕死，就会让人始终活在恐惧中，而死的时候会痛苦万分，难以解脱。

现在的过度医疗，很大程度上也与对死亡的恐惧有关。

人体的复杂性与医疗技术的有限性，决定了医学的不确定性。现有的临床诊断与治疗指南，一般都只能提供一种概率。所谓成熟的医疗技术，也不过是正确的概率比较高而已，所以临床上没有打包票的事情。

比如， CT检查肺中有一个小的阴影，尽管根据经验，是恶性肺癌的可能性很小，但也不可能完全排除会迅速发展并转移的恶性肺癌。

尽管手术治疗会带来相应的身体损害，而不予治疗也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 “万一” 呢？这个 “万一”可是死亡啊！

于是多数情况下为了排除这个 “万一”，一般都会选择手术切除治疗，而宁可承受非常大的非死亡损伤。如果一个人对死亡看得淡一些，可能就会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譬如再观察一段时间，看看这个病变会有什么进展。

2003年我身上不断发现有可疑癌症的肿块，现在至少有4-5个地方了，但保持观察，结果都没有进展。

到我这个年龄，前列腺基本都会发生单纯性肥大，超声检查诊断明确，症状基本可控，相安无事。

前年新增磁共振检查，结果发现疑似癌症的病灶，前列腺癌抗原标记物（PSA）超标，医生约谈，告诉我有癌症可能，征求我是否做进一步活检检查，我决定继续观察。

4个月后检查没有明显变化，再4个月检查，发现病灶缩小，但另一部位——前列腺尖部左叶却出现新的可疑病灶。再过半年检查，没有变化；又过了半年，仍然没有变化，尽管PSA仍轻度增高，医生已经改变诊断为增生结节了。

再看一个相反的例子。一位朋友在当地体检时，发现可疑前列腺癌，来北京301医院就诊，医生建议做活检，惊吓之余电话咨询我的意见，我介绍他到北大医院泌尿外科，给他做超声检查后明确告诉他可以排除癌症，高高兴兴回去了。

但过一段时间，想想还是放不下心来，又去省上的大医院检查，在活检时不幸被严重感染，虽然最后证明不是前列腺癌，却差一点丧命于脓毒血症。

我想，从上面的例子大家很能体会到对死亡的恐惧程度会怎样引起到过度治疗。

对死亡的恐惧还会造成临终阶段的过度抢救。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成为很多病人与其家庭成员的宗旨，结果浑身插满管子，无辜经受地狱般的煎熬，最后在极度痛苦下离世。

我很欣赏作家史铁生的观点，即我们每个人都自带光芒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文化与文明添彩。

他说：“我相信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上添一丝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只含泪的蜡烛。” 

这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如果说的再简洁一点，就是让后人记得我们曾经来过、爱过、为这个世界的美好奋斗过。如果每个人都能这么想这么做，他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帮助人们做到生死两安，特别是让人能在生命最后阶段走得好一点，让死后对亲人的抚慰做得好一点。

生命最后一段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参照全社会的平均期望寿命，特别是健康寿命，65岁以后的老人就应该得到全社会更好的照顾。

在我看来，老年失能以后，如果说再加上一些基础疾病，求医问药是必须的，但最后的一段时光在医院里面度过，肯定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衰老患者长期离不开医院，是很痛苦和悲哀的，他们需要适老的居家或者良好的社区或养老院照护。应该多宣传。

对老年康养，不仅政府要在政策与投入上给予保障，全社会都要重视并付之行动。

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应该得到更好的临终关怀。

当下，安宁疗护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最近，在卫健委的组织和支持下，《姑息治疗与安宁疗护基本用药指南》出台，这标志着安宁疗护事业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总体来说，这项事业还刚刚开始，还有许多具体问题要解决。

要做到生死两安，还要做好死者亲人的精神抚慰，这就牵扯到我们的丧葬文化。中国人有崇敬祖先的优良传统，现在，我们一方面要移风易俗，另一方面要提倡先进的丧葬文化，提高丧葬的质量，通过丧葬活动让亲人的哀伤得到缓解，让后人得到教育。

王一方教授提出“围死亡”的新概念，我觉得非常好。我们以前的妇产科与儿科是分开的，孕期归产科管，生出来的孩子归儿科管，后来有了围产期与围生期的概念，两方面紧密结合起来，产妇跟新生儿的医疗服务质量马上就上去了。现在建立 “围死亡” 的概念，就是把生命最后阶段的临终关怀和丧葬期哀伤抚慰统合起来做，我觉得这无论对减轻死亡痛苦，还是对改善丧葬文化都将发挥积极作用。

我期待大家对此有充分的讨论，提出更好的行动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