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虽然浑身都是
病，却有一颗火热的心
吴敬琏主张维护市场规则，保护草根阶层生计，他以“敢言”著称，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更是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理解当下中国，一定要读吴敬琏。吴敬琏出生于1930年1月24日，中国江苏南京人，一岁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吴敬琏自幼身体薄弱，1947年时，患上了肺结核，1948年时随母亲逃往香港避乱，1949年4月又返回北京，之后肺病复发多次，经常住院。他的母亲邓季惺、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都与一份著名的报纸联系在一起，那就是私人办报的典范之一《新民报》，该报鼎盛时期曾经存在多地版本，如今仅仅还有上海《新民晚报》作为残存的记忆。五十年代从复旦经济系毕业之后，吴敬琏进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从此开始其与中国政治经济难以割舍的人生。不仅与薛暮桥、孙冶方、于光远等不少官方正统经济学家共事，也与顾准等非主流人群交往学习。顾准不仅引领他走进市场经济的大门，更让他学会了独立思考。在以后的学术研讨和论战中，他总是直陈时弊、直抒胸臆。他曾受到各方的攻击，有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极端“左派”，有某些垄断了资源分配大权的“当红新贵”，还有来自社会底层、不由分说地反对一切有产者的民粹主义。有一段时间，吴敬琏的很多言论都被“肢解”，外界用只言片语曲解他的意思。但是他始终以无畏的精神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坚持不懈地为改革奔走呼号。尊重规律、科学求真是他的信条，他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的真问题，用知识推动中国进步。即使如今已年逾九十，也依然活跃。
1974年10月的一天，罹患肺癌晚期的顾准对晚辈吴敬琏说：“我们的神武景气一定会到来的，但是现在还不行。所以我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文革结束时，吴敬琏已经46岁，但是新征程才刚刚开始。1979年年底和1981年年初，中国先后请来两位重量级的东欧经济学家：波兰的弗·布鲁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奥塔·锡克。他们的讲学让吴敬琏很震动，他原以为改革就是一系列政策的调整，但他们却说：“经济改革不是个别政策上的改变，而是从一个系统变到另一个系统。”这让吴敬琏和他的朋友们开始了比较经济学研究，对各种经济系统进行比较，从中寻找中国的改革之路。1983年，已年过半百的吴敬琏前往新古典经济学的重地、比较经济学发源地——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在此之前，他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究员，身份相当于教授，可去了之后才发现，由于缺乏经济学基本知识，参加讨论会和研究生基础课都听不懂。为了弥补知识，他只好从本科生的普修课听起。一年半后，吴敬琏的头发都开始发白了，但也收获颇丰。在耶鲁的最后一段时间，他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中国改革理论思想，其中最主要也是日后对中国改革路径设计影响最大的，便是他对“行政性分权”和“市场性分权”的划分。“行政性分权”就是中央把权力下放给地方，由地方行政机构对整个经济进行管理；“市场性分权”是指由企业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进行决策。吴敬琏认为，中国改革要顺利进行，就必须进行以建立自主企业、竞争性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为目标的“三环节配套改革”。就是这样的整体改革思路，让他在1984年到1986年的经济过热论战中，主张推出配套改革的第一批措施，进行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的全面改革，以缓解和控制通胀。从计划经济的信徒到市场经济的捍卫者，在吴敬琏身上折射着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向，吴敬琏的“吴市场”外号也传开而来，不少受他影响的技术官僚也开始成为中国中流砥柱，比如周小川、郭树清等。“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常常天真地想，只要冲破计划经济那一套，把市场关系建立起来，就会一帆风顺。”但市场经济也是分好坏的。吴敬琏把1978年到1993年的改革前15年定性为：增量改革，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突破最大。增量改革尽管成效显著，但也形成了“双轨制”，使得中国经济变成寻租的温床，衍生出权贵资本，埋下腐败蔓延的祸根。2000年，《财经》杂志刊登《基金黑幕》，披露了投资基金大量违规违法操作。当时国内经济学界都缄口不言，但吴敬琏却接受了央视采访，并且直率地指出：“一个市场，如果普遍地违法违规，那就要考虑了：这个环境引诱人们走向违规违法，那么就是有关方面都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节目播出后，在全国产生了轰动效应。此前，他的形象是“吃皇粮的公务员”，此刻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却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从此他被称作“中国经济界的良心”。在谈到“良心”这两个字有什么用处时，吴敬琏说：“中国老话就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市场经济它需要一个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没有这样一种信任关系，靠尔虞我诈是发展不到现代市场经济的。”“我的老师、朋友顾准说，要像一把冷冰冰的解剖刀那样去解剖这个社会经济关系。”2001年1月14日，吴敬琏在央视节目中炮轰中国股市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做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有人把气撒在吴敬琏身上，认为他的言论让众多投资者损失惨重，是“一言毁市”的罪人。五位著名经济学家还召开了一次记者恳谈会，与吴敬琏公开辩论。“争取建立市场经济，并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甚至不只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作为时代的幸运儿得以享受第一批成果的时候，不应忘了还有许多平民群众，他们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机会去谋求体面的生活。”20年前，布鲁斯曾告诫中国同行：“经济体制改革要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进入新世纪，一直秉持着经世济民思想的吴敬琏深切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十六大”理论座谈会上，吴敬琏向上递交了书面发言稿，他建议：“当前特别需要强调以下三个理论观点：一、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二、它是追求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三、它是法治的市场经济。”“我一方面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机感。”2012年，吴敬琏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尖锐地指出，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行政权力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严峻的现实表明，只有尽快重启改革议程，实质性推进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才是中国唯一可能的出路。”
作为经济学家的吴敬琏和作为知识分子的吴敬琏，存在重叠，也有不同，公众的期待也有所不同。很多人形容他纯粹、干净，他显然也以知识分子为追求，他在一次采访中如此定义知识分子为“求真”：“在世界范围内，所谓知识分子是提供知识产品的、提供思想产品的这叫知识分子。不管怎么样....应该放在第一位的，应该是真，求真理。”
能够求真在时代浪潮之中是何其困难，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中也一直是从中心走向边缘，也正因此，无论如何，吴敬琏为市场、改革、法治的呐喊，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难能可贵。吴敬琏曾说：“我虽然浑身都是病，却还有一颗火热的心。”学者余英时就常常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在于“士”，可中国读书人始终面临诱惑不是驯服哲人王，而是货与帝王家；在被挤压之下，可供读书人的独立空间其实渺茫。也许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争论暂时冻结，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告一段落，关于左与右的争论不在台面，但是关于国进民退与国家资本主义的争论，关于法治与法制的争论却仍旧在。有时候觉得什么都变了，有时候其实发现什么有都没变，有时候甚至让人怀疑，是不是一切新问题都是旧日老问题改头换面的重现，还好不容易走进一个新房间，费力打开一扇窗，却发现正是自己刚刚走来的路。
这就是中国，这就是这个时代，成就人也愚弄人，毁灭人也拯救人，最好的时代，从来也都是最坏的时代。从这个意义而言，吴敬琏作为时代的参与者与创造者，非常值得现代人去了解，关注这个经济学家曲折的一生，同时在这个看似荒谬却又无比真实的复杂时代，看清我们仍在进行之中的历史三峡。吴敬琏曾问，中国的成功，是中国独特模式的成功吗？是威权政府的成功吗？是北京共识的成功吗？不！他回答：中国的成功，是市场化改革的成功。吴敬琏频频在各种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用“泣血般的嗓音”为中国的改革发展之命运鼓与呼。今天的中国，改革结构矛盾之复杂、各阶层利益冲突之尖锐、困难积累之厚重、主观意识及客观环境危情要素之复杂，大大超过改革开放以来任何时期，这就更需要真实的声音。当下中国知识界有水平的人不多，身居高位、敢讲真话的人更少，吴老就是很重要的一位。他是一位保持着独立思考，坚持为市场辩护、为底层发声的经济学巨匠，他仍然在苦苦思索着中国改革发展之命运、中国社会发展演进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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