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报道长征的记者
—范长江
“欲成大河者，必长其源，欲成大事者，必固其基。源愈长，则此河之前途愈有浩荡奔腾之日；基愈固，则人生事业愈不敢限其将来。”
一直主张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把西北建设成抗日大后方的张季鸾，以《大公报》名义，派26岁的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身份于1935年7月，开始了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旅行。
范长江的西北通讯，特别是对红军长征会师的报道，不仅使全国民众进一步了解西北风情民情，开发西北、建设抗日大后方之必要，也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大西北、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1935年9月4日，范长江在兰州赶写了西部考察活动中的第一篇报道《岷山南北剿匪之现势》，发表于9月13至14日的天津《大公报》。《大公报》刊发此稿时，编者按：“本报特约通讯员长江，从成都行五十日到兰州，其报告岷江军事形势的一封书（即文章），值得大家注意一看。”这篇通讯，详尽叙述了红军在川西北的情况，也是第一次公开报道红军长征。在《岷山南北剿匪之现势》中，范长江写道：“记者七月十四日由成都出发，经江油、平武、松潘、南坪、西固、岷县、洮州、拉卜楞、临夏各地，九月二日到达兰州，历时五十日，所经皆军事要地，特将目前剿匪中心区域——岷山南北之军事现势，择要以告读者。”范长江对红军长征的背景、岷山南北的军事地理、红军长征的动向、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防御部署等，进行了客观叙述和综合分析。
1935年11月26日，范长江在《大公报》报道了《从瑞金到陕边——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范长江写道：“为记者述自瑞金出发后，过湘桂黔滇甘，直至陕边散落后之经过。其事奇，其辞哀，而其所显示之问题相当重大。记者事后仍以述者口气追忆记之。”“国军的经济封锁政策，致了我们苏区的死命，因为我们外无来源，内不能自给。”“去年八九月间，我们已看到中央苏区发生动摇，十月十日我们同中央政府全部离开瑞金。”“因为怕飞机轰炸，我们军委纵队自从瑞金起，都是夜间行军，一直走到贵州遵义，没有日间走过路，而且从没有休息过一天，大家走得昏天黑地，不知往哪里走，不知走了多远。过的河，不知道是什么河，过的山，不知道是什么山。”
闻名于世的长征，是由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部分分别进行，最先由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0日从江西瑞金开始。最初不叫长征，只称战略转移，对转移到哪里、落脚到哪里，只是在转移途中根据各种情况变化，边打边走，边停边看，再去调整变更预想目标和战略空间。
自1935年7月14日从成都出发，范长江几乎一直在关注红军的动向。先是跟着红军经过了江油、平武、松潘，后两次去陇东，一次去陇中，都是为实地考察、了解红军长征的情况。在写作中，他正式称中共军队为红军，凡是提到“剿匪”的一律加引号。正如他在自述中写的那样：“从1927年到1935年，在国民党的统治区中，在合法出版的报纸书籍中，公开称红军，对剿匪加引号，而且用文字公开透露出红军是北上抗日，并不是流寇，我是第一人。”
先后撰写了七篇很有分量的有关红军长征的通讯报道，分别为：《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11月6日写就于庆阳，刊登在1935年11月23日的《大公报》），《陕北共魁——刘志丹生平》（11月8日写就于庆阳，11月28日刊登于《大公报》），《从瑞金到陕边———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11月13日写就于平凉，11月26日发《大公报》），以及《红军之分裂》（11月21日写就于庆阳）等。11月下旬，范长江返回兰州稍作休整，于12月3日又从兰州飞抵天水，在天水市的甘谷县当面采访了胡宗南，写了《松潘战争之前后》，刊登于1936年1月4日《大公报》。这些来自中共和红军现场的报道，让国内外各方势力十分震惊；也令十分关注时局的广大读者纷纷抢购一睹为快。
1936年，范长江的11篇报道中的5篇与其他西北纪行之作汇集成《中国的西北角》出版，短短半年里竟然印了4版。《中国的西北角》比斯诺的《西行漫记》最早的中译本，早了一年半时间。
1978年，胡愈之在悼念范长江的一篇文章中说：“长江是在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由这些报道汇编而成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后来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是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
范长江（1909年10月16日-1970年10月23日），男，原名希天，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农村。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著名新闻记者，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出色的领导者，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曾先后担任新华社总编辑、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职务。
1991年，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这是表彰奖励我国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全国性高层次新闻奖。该奖项于2005年与“韬奋新闻奖”合并成为“长江韬奋奖”。为纪念范长江同志，每年的11月8日（范长江创立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日期）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国记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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