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浪淘沙

1930年，鲁迅先生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一文中这样写道：

因为终极目标的不同，在进行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用鲁迅先生这段话来形容13名“一大”代表后来的人生选择与人生轨迹，再合适不过。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便“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

1923年陈公博脱党，

1923年李达脱党，

1924年李汉俊脱党，

1924年周佛海脱党，

1927年包惠僧脱党，

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

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

最先与共产党分道扬镳的是后来做了大汉奸的陈公博。

1922年，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陈公博不顾党组织决定，公然写文章支持陈炯明。党组织让他去上海回答党内质疑，他不去；让他去苏联，他也不去。1923年，陈公博赴美留学。到美国后，他接到消息说党中央决定让他留党察看。陈公博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轻佻地写道：“我不觉好笑起来，我既不留党，他们偏要我留党察看。反正我已和他们绝缘，不管怎样，且由他去。”1940年，陈公博投入汪精卫麾下，成为一名可耻的汉奸，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同样成为大汉奸的还有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周佛海。1924年，周佛海发现跟着国民党混才是飞黄腾达的捷径。他写下一纸书信，声言脱离中国共产党。此后，周佛海追随蒋介石，青云直上，成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历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抗战期间，他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抗战后期，他见日本人大势已去，又转而为军统服务。抗战胜利后，周佛海被蒋介石特赦，死刑改为无期徒刑，最终瘐死狱中。

李达、李汉俊也在“一大”召开后的几年，相继脱党。他们二人虽然未失大节，却把个人义气和情绪凌驾于党的组织原则之上。李达、李汉俊学究气十足，恃才傲物，脾气执拗，与当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以脱党宣泄一时之愤。

1927年12月17日，李汉俊被武汉军阀胡宗铎逮捕。被捕仅仅4个小时后，李汉俊便被杀害。后来，陈独秀感慨说，李汉俊一直主张只能搞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活动，不要搞革命活动。可是，“蒋介石连这个合法的人也不允许他存在，必杀之而后快。”

张国焘，这位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与其说是被党开除，不如说是他选择了叛逃。

1938年4月3日，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之名逃离延安，投奔了国民党。

1949年，张国焘逃到香港，1976年死于加拿大多伦多一家养老院。晚年的张国焘，生活困顿，以给出版社写回忆录换取生活所需。回忆录中的张国焘，作为“一大”主持人，曾站在了1921年7月这个开天辟地时刻的历史舞台中央，鸿篇大论，侃侃而谈；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曾骑着高头大马，接受全体政治局委员冒雨接出三里的迎候，风光无两……

然而，张国焘的风光之下，是个人权欲野心的膨胀。最终，他抛弃了自己的信仰，背离了自己的组织，从此走向了中国革命的反面，成为一个可耻的叛徒。

当然，有退伍，有落荒，有背叛，更有坚守与牺牲：

1925年王尽美牺牲，

1931年邓恩铭牺牲，

1935年何叔衡牺牲，

1943年陈潭秋牺牲。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遭遇的是世界政党史上前所未有的残酷境遇，清党、屠杀、围剿、长征、抗日、内战……“一大”结束的28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的洗礼。没有哪个政党，遭受过中国共产党这样炼狱地火般的考验。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出席“一大”的13位代表，最终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走上了天安门城楼。

南湖一叶小舟上，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时，全国党员不过几十人。

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一路艰难险阻，一路血火风霜，共产党人经历了无数次生与死、成与败、忠诚与背叛、坚持与放弃的考验，有人掉队，有人背叛，有人牺牲，更有人坚守。中国共产党在战斗中成长、壮大，淬炼成了一支“纯粹、精锐的队伍”。

最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一支大浪淘沙、百炼成钢的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