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  寻  的  路  上

文/葛国顺

        “妈妈哟妈妈/亲爱的妈妈/您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您的品德多么朴实无华/您激励我走上革命生涯。”殷秀梅演唱的一首《党啊亲爱的妈妈》脍灸人口，时常在耳边想起，魂牵梦绕。

        在我心目中人的一生最亲不过父母，最伟大不过祖国和党。从我长大懂事那天起，一个志向就是当兵，一个心愿就是入党。我在家是独子，而且是四代单传，高中毕业后的1978年我在沙家片工作时，正值征兵，碰上带兵的首长看中了我，随知到我家与父母交谈时，母亲都哭了，部队首长眼看此景只好作罢，兵没当成。入党更是我多年的夙愿，也是几经坎坷，才于1979年11月成为预备党员，至今也有42年党龄了。现在想想，在追寻的路上，每当一个愿望的实现，心里总是那么不平静，真的感慨万千啊！

        在追寻的路上，我也曾有过多少心酸苦辣。我出生在建国初期，生长在三年困难时期，上学又遇上了“文革”动乱时期。那个年代“唯成份论”，就在上初一的当口，学校成立了红卫兵，说是还要去北京串连，接受毛主席检阅，一时狂热得发烫。那时唯一的要求进步组织——红卫兵。第一批名单公布，我不在名单之列，问其原因很简单，说我家成份是上中农，父亲解放前曾当过几个月的顽保长。好胜心极强的我，怎么能受得了这般打击，一气之下，回家哭着与父母闹，甚至有“与家庭决裂”的念头，中午回家饭也不吃，对着父亲大吼，“我不想在这个家了，要与你们决裂，彻底划清界线！”父亲一时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父亲强压怒火，一五一十地说起自己的身世：“我们祖上世代为农，以田为本，平时省吃俭用，有点积蓄就置田数亩，还有一头耕牛和车木农具，互助组时全部入社了。我7岁时你爹爹就去世了，丢给我的也只有三间两厢的草房，墙根脚只有二三尺高的碎砖头理起来的，土脚墙茅头梁，墙院门还是芦柴编的，生活虽不算殷实，但还算过得去。有点钱就买地，为种田不求人，还置齐了车木家具，当年土改定成份时就定了个上中农。说是当过顽保长，也有这回事。那是国民党当政时，当时顽保长是各户轮流做的，一期几个月，也没有什么血债。”父亲的一席话，说得我哑口无言。时代的烙印，是留在我心头挥之不去的阵痛。

        第二学期，学校对我的政历重新做了调查，发现反映的情况有出入，再说，当时的政策，中农属于团结的对象，加上我的现实表现较好，好在老师看在我“品学兼优”的份上，便批准我加入红卫兵。臂膀上多了一道红箍，（即“红卫兵”袖章），标志着成为“革命动力”的一员了，从此可以与其它“根正苗红”的小将们一样趾高气扬了，顿时高兴得简直是离地三尺。再后来，还被大家推选为红卫兵排长。

        1972年成了川青中学首届高中毕业生，当时高考制度还没有恢复，只得与大学失之交臂，回到家乡务农。父母正在担心身体单薄的我怎么能适应艰苦的农村生活，一天，突然接到公社通知，说是经学校推荐，公社批准，我与另外3名同学被分配到社办企业——五金胶木厂去当工人，这对我来说犹如喜从天降。从学校门直接跨入工厂门，这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喜事了。 

        我在五金胶木厂上班，感到一切都那么新鲜。虽然在工厂时间不长，却轮换过几个工种，先是用压机打制塑胶件，然后进五金车间，维修脱粒机、小老虎之类的，还在铁匠间代了20多天班，拉风箱、抡大锤，当时薪水每月只有15元，从家里带米到厂食堂代伙，有时干了白班还主动要求加个小夜班，一干就是16小时，浑身有股使不完的劲，一心只想为家庭减轻负担多挣些钱，再苦再累也不觉得。有了这份工作，同学们羡慕我，庄上人在父母面前一个劲地夸我有出息。

        不到一年多的时间，我就被公社借用，参加公社组织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进驻落后的大队，帮助那里改变面貌。白天与社员一起干活，晚上还要组织社员学习，尽管整天忙得昏天黑地，苦点累点，感到还是蛮充实的，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工作队结束后，就被公社安排到下设的片里当统计员，步入社会赶上了社会转型时期，可谓是一路风雨兼程。

        命运有时专门会跟人开玩笑似的。正当我春风得意之时，恶运一股脑地向我袭来。说来也真有意思，有时候屋漏偏遭连天雨，麻烦一连串。上世纪70年代初，那时正时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有年夏日，上面分配公社两个名额，公社党委连晚召开党委会推荐人选，会后，出于关心的人向我透露，说推荐时我名列榜首，可以去南京河运学校深造，让我兴奋得彻夜未眠。第二天大早，如往常一样正准备下村，公社公勤员叫住我，说是党委一把手书记杨智找我。当我在书记办公室坐定后，书记笑容可掬地把我夸了一通，然后话题一转，“新农村建设需要像你们这些有文化、有生机的年轻人，家乡需要你们挑重担、作贡献。”弦外之音，我上大学的愿望将成为泡影，后来才知道，我的名额被公社卫生院妇产科那个人的弟弟顶替了。没法子，农村有句话，总不能搬砖头砸天。心高气傲的我一度很消沉，怎么也想不通。

        时隔不久，也可能我平时工作表现出色，这时组织上派人找我谈心，有意识地让我向党组织靠拢。我毕竟是个积极要求上进的热血青年，便立即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那时入党要求挺严，要审查祖上几代，什么直系亲属、旁系亲属的，都不能有一点污点。一连好几个月的政审，也没有一点信息。突然有一天清晨，公社民政科的王科长告诉我，说是参与了我入党政审材料的内查外调，先夸赞我一阵，说现实表现各方面都蛮好，可有人怀疑我岳父有“血债”。这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可是致命的一击啊，对一个刚刚走上社会，一再要求上进的青年，犹如晴天霹雳，当头一棒。我也曾以试探的口吻打听，能否处理好这个问题？一向关心我、始终把我当小孩喜欢的王科长便有话直说，好言相劝：“趁现在还没有结婚，干脆退亲算了。”轻轻飘飘的一句话，令我顿时处在进退维谷，怎么也想不明白。我们的婚姻虽不是青梅竹马，自16岁便由媒妁之言订了亲事，也相处了近十年，总有割舍不断的那份情思吧。再说，凭自己直觉，坚信岳父为人忠厚老实，不会为怀疑者所言及是。经过一番沉思，在当时叫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终于鼓足勇气向王科长答复：“感谢组织上的关心，做人要讲良心，请组织上再审查”，只得听天由命吧。终于熬到1977年8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一举扫除“极左”思潮的阴霾，岳父的所谓“血债”问题予以澄清，自然真相大白，纯系子虚乌有。直到1979年11月我几经周折，终于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庄严的党旗下，礼举右手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隨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向党坦诚我的信仰、我的忠诚、我的遵守、我的诺言。这是我一生中最光荣、最难忘的一刻。

        从跨进党门的那一天起，我浮想联翩。入党虽感荣光和幸福，却来之不易，真正做一名合格党员更加不易。既然入了党，就要百倍地热爱党，守住这份执着，为党争光，为党旗添彩，使鲜红的党旗在心中永远飘扬，这不仅是我的初心，更是我今后的担当。人生就像一场赛跑，总想跑出一个不一样的自己。从政四十余年，凭着对党和人民事业的一片赤诚，为官一任，执政为民，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党和组织上给予我很多荣誉。回顾过去，感慨万千，在乡镇领导岗位上为党的事业摸爬滚打几十年，涉足工业、农业、文化宣传、计划生育、安全生产等多个领域，所做的努力可圈可点；在困难部位攻关克难，披荆斩棘，从不叫苦叫累；在金钱诱惑面前，坚守道德底线，廉洁清正……虽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也没有辜负人民的重托，无怨无悔。退居二线后，受聘于安监部门，凭着一腔热忱和兴致爱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发挥余热，尽着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全市安全生产信息宣传鼓与呼。不忘初心，继续实践着入党时的铿锵誓言，实现自己毕生的追求，也是一种必然的境界。闲暇之余，学会找乐，时常看点书，码点文字，辛勤笔耕小有成果，在全国各类报刊和新闻媒体用稿上百万字，先后自费出版了安全文化作品集《安监之魂》（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散文集《生活如歌》（上海文汇出版社），近几年还被吸收为高邮作协、扬州作协会员、扬州文创会理事，2020年成为省作家协会会员，在文学的道路上迈进了一歩。尽管我的文字写的不好，作品还不完全是精品，但是它却是我记录生活的一种途径，字里行间感受着曾经的那些忧伤、那些痛苦、那些快乐、那些幸福…… 我没有懈怠，一直在追寻着。

        醒目感怀一幕幕，侧听耳畔一声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1921年上海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进行了艰苦卓越的斗争，一批批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鲜红的血液染红了整个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百年间的种种变化，让我感慨颇多，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走完了西方资夲主义国家要用几百年才能走完的历史进程，取得的伟大成就来自不易，令人瞩目，震撼全球。百年历程，光影铸魂。唯有中国共产党百折不饶，全心全意代表人民利益，倍受人民欢迎、崇敬、拥护和爱戴，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也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给人民带来幸福生活和美好向往。

       岁月无痕，时光荏苒。我沒有忘记入党的那一天，坚守对党的信念矢志不移，一生永远跟党走不离不弃，入党宣誓就是我心中的座佑铭，党的宗旨在我心中时刻牢记，并一辈子付之于行动。

【作者简介】

        葛国顺，笔名草页，1954年7月生于高邮，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扬州作协会员、扬州文艺创作研究会理事、高邮作协会员。擅长随笔、散文、言论、歌词和论文写作，作品散见于全国报刊、电台和网络媒体，多篇作品在省内外获奖。2016年4月结集安全文化作品集《安监之魂》（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个人散文集《生活如歌》（上海文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