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暑期旅行团

1921年7月，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汉登上江轮，顺着长江一路向东来到上海。

董必武是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在人们的印象中最突出的似乎就是“老”。其实，董必武参加“一大”时才35岁，远远称不上“老”。“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是何叔衡，时年45岁，35岁的董必武已是年龄第二长者，13位代表中，30岁以上的只有五人，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19岁。毛泽东28岁，刚好是“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

这一群朝气蓬勃、敢作敢为的青年，硬是干出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董必武是清末秀才，读书时拥护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参加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历次革命活动。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9年，机缘巧合，他在上海认识了李汉俊。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回忆说：“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董必武，回到武汉立即着手筹办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此时，他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陈潭秋。

陈潭秋比董必武小10岁，生于湖北黄冈书香之家，学业优秀，“五四”运动中，在武汉高等师范学院就读的陈潭秋是武汉学生的领军人物。大学毕业后，他担任了湖北人民通讯社记者，并到董必武主持的武汉中学兼任英语教员，该校后来成为了湖北建党的发源地。

到达上海后，董必武和陈潭秋在李达夫妇的安排下，住进了位于法租界蒲柏路的博文女校。1937年夏，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陈潭秋，用俄文这样写道：

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

这篇名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的文章刊登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专家发现。陈潭秋这位不太引人注目的湖北代表，为后人留下了最为鲜活的“一大”记述。他提到的“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就是从各地赶来的“一大”代表。

当时正值暑假，博文女校里没什么人。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找到博文女校的校长黄绍兰，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请求借住。黄绍兰一口答应下来。

7月，“九个临时寓客”从全国各地赶来，住进了博文女校。

从广东来的包惠僧与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周佛海，住进了一间屋子。这间屋子还有张国焘的床位，但是张国焘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在上海另有住处，所以不怎么常住。

包惠僧本是一名新闻记者，在一次采访中结识了陈独秀。包惠僧终身与陈独秀保持着深厚的情谊。可以说，他参与共产主义运动，很大原因是倾慕于陈独秀的个人魅力。“一大”召开时，陈独秀走不开派包惠僧代表他出席大会。包惠僧是湖北人，只是临时去广州找陈独秀，却变成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难怪，后来有人认为他只是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并不能看作正式代表。

包惠僧对革命斗争的残酷性显然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1927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大屠杀，他选择了脱党。

包惠僧同屋的周佛海在“一大”代表中显得很“孤单”。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都是两人，唯有旅日党小组，只派了周佛海一个代表参加“一大”。也难怪，当时旅日小组是各地共产主义早期组织中最小的一个，成员只有周佛海和施存统两人。

即便只有两人，周佛海也要争个上下高低。在他的回忆录《往矣集》中，忆及旅日党小组成立的历史，周佛海特意写道：“陈独秀来信，指定我为负责人。”

周佛海在旅日留学期间参与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动机并不像其他“一大”代表们那样怀着救国之志。他在回忆录中坦言，自己在中学时就是“一个不安分的青年”，从小的志向是“将来一定要入阁”。不过，“一大”之后，周佛海很快就发现，跟着共产党不但“入阁”梦远，而且还有随时掉脑袋的风险。于是，1924年，周佛海脱党而去，最终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首鼠几端、反复无常的跳梁小丑。

山东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住在一间。毛泽东记得，王尽美耳朵大，长方脸，细高挑，说话沉着大方，很有口才。由于他耳朵特别大，大家都亲热地叫他“王大耳”。与他同来的邓恩铭当时只有20岁，许多代表对他印象不深，只记得他是个贵州人。

当时，大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两个单纯、热忱的年轻人，会成为“一大”代表中最早牺牲的人。

王尽美和邓恩铭的隔壁是毛泽东，由于他个子高，睡觉又爱打呼噜，所以被格外“关照”住了单间。毛泽东的房间很暗，屋里没有床，他只好将一块单人床板架在两条长凳上当做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