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陈北李”

1956年春节，70岁高龄的董必武参观了重新发现不久的“一大”会址。当年，会议在法租界中秘密进行，代表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中间又经过几十年残酷的革命斗争，幸存的“一大”代表甚至都不记得开会地点的确切位置。最后，还是在周佛海妻子杨淑慧的帮助下才找到。

故地重游，董必武感慨万千。当年的会场还在，可与会代表却已经凋零过半。他提起笔挥毫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钜。”这句话出自《庄子》，意思是有一些事开始看起来简单不起眼，后来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用它来形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再贴切不过。中共“一大”召开时，无论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没想到，它竟然会成为一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就连中国共产党公认的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也遗憾缺席了。

1920年2月，上了警方黑名单的陈独秀，被迫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到上海后，他住进环龙路渔阳里2号一栋石库门房子里。不久，李汉俊、李达、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等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批知识分子，就被吸引到这里。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成员。

与此同时，李大钊也在北大图书馆创立了“亢慕义斋”。不知内情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名字有些费解，其实它就是“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亢慕义斋”也就是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初建时只有三名成员，除了李大钊外，另外两个人是北大教师张申府和北大学生张国焘。

张国焘在“五四”时期就是一个风云人物。“五四”前夜，他在北大法科礼堂举行的全体学生大会上慷慨陈词。5月4日当天，他又是游行队伍中最活跃的人之一。由于擅长交际，张国焘很快就当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当陈独秀常住上海后，张国焘则成为为“南陈北李”传递消息的“特殊学生”。

那一时期，张国焘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在他的记忆中，陈独秀精力过人，非常健谈。每当午饭后，陈独秀话匣子打开，便跟他侃侃而谈好几个钟头。“谈得起劲时，他（陈独秀）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使是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1920年8月的一个晚上，一个外国人和他的翻译悄悄来到渔阳里2号。第二天，陈独秀兴奋地对张国焘说，此二人正是共产国际派到远东的使者维经斯基和他的翻译杨明斋。在维经斯基的鼓励下，陈独秀决定加快建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

张国焘回忆，当他回到北京告诉李大钊，陈独秀打算成立中国共产党时，“李大钊略经考虑后，即毫无保留地表示赞成。”李大钊说：“陈独秀先生对南方的情况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判断也较为正确，现在他既已实际开展活动，那么我们就应该一致进行……”

遗憾的是，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打算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时，陈独秀却在几个月前接受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出任南方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去了。

1921年7月，身在广州的陈独秀正在为修建校舍争取一笔款子。他对好友包惠僧说，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于是，他让包惠僧作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与会办报纸的陈公博，一起出席中共“一大”。

无独有偶，人在北京的李大钊也分身乏术。当时，他正主持北京八所高校“索薪委员会”的工作，整天忙着开会，也不能出席“一大”。

于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张国焘和刘仁静为代表，前往上海参加“一大”。当时，刘仁静只是一个年仅19岁的少年。几十年后，当他回忆这段往事时说：“这个莫大的光荣就这样历史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诚如此言。其实，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还有罗章龙、邓中夏、高君宇等好几个资深党员，但是大家当时都很忙。罗章龙要去二七机车车辆厂开工人座谈会，邓中夏要去南京参加中国少年学会的会议。可想而知，在他们看来，这些活动都比去上海会见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重要。从一个侧面也能反映出，当时许多党员并没有意识到，这次大会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

19岁的刘仁静被推到历史的前台，选他当代表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英文好，可以给马林当翻译。这位思想激进的懵懂青年，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理解都十分肤浅。令人遗憾的是，几年后留学苏联的刘仁静卷入共产国际的政治斗争，加入了“托派”，被开除出党。抗战胜利后，更完全倒向国民党一方，对共产党信口雌黄。

新中国成立后，刘仁静留在大陆，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和人民出版社工作，直到1987年死于一场车祸。

刘仁静是一位“高开低走”的悲剧性人物，人生之路一波三折。从17岁起，他投身革命洪流10年，接着成为托洛斯基在中国最忠实的信徒6年，被国民党关押了2年，出狱后为谋生又投靠国民党12年。刘仁静参加了中共“一大”，却退缩躲过了中国共产党最激昂壮烈的拼搏奋斗。

刘仁静成为最长寿的“一大”代表，与那些早早为革命牺牲的先烈比起来，他当作何感想呢？晚年，刘仁静曾感慨地说：“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的出路。”

今天看来，陈独秀、李大钊和许多中国共产党草创时期的中坚人物，缺席“一大”的理由，都有些微不足道，完全无法与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相提并论。参加了“一大”的13位代表，也不一定意识到自己正亲身参与着一项开天辟地的伟业。晚年的刘仁静，说过一句让人感慨万千的话：“那时没想到是那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可是，历史就是历史，刘仁静没有重新选择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