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海

文/倪高扬

很早我就下过海。

那次“下海”既不是置身于大海弄潮，也不是改革开放语境中的“下海”——放弃安全稳定工作从事经商创业，更不是飘洋过海到国外求学深造，而是从家乡去了一趟黄海之滨的大丰。

那时，我们那儿统称东台、大丰、海安等沿海地区为“海里”，去那儿就叫“下海”。

就读小学六年级前，我从来没出过远门，头脑中压根儿没有海的概念。之前，我们那儿与“海里”有些交往。每逢秋收，有几个身强力壮的“海伢子”带着耕牛到我们这儿做帮工——收割水稻。还常听人们说，“东海里银子齐腰深”，意思是那里资源十分丰富。

一天早读课上，父亲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和老师招呼了一下，莫名其妙地把我召出去，叫我跟他一起下海，说需要一个人看船。我没有兴奋，也没有推辞，乖乖地听从。

和父亲一起下海的还有一位叫倪高林，年龄与父亲相仿，但和同一个辈分，我就叫他高林哥。父亲将我领进东鲍庄上唯一的茶馆，高林哥已坐在那儿等候我们。桌上放着三笼热气腾腾、鲜香诱人的肉包。我坐下，两眼直直地盯着肉包。

“高扬，发劲吃。”高林哥手指肉包，笑着对我“发号司令”。父亲和高林哥边喝茶边用筷子搛包子吃，我对茶没有兴趣，也没他们斯文，直接用“两双半”抓着往嘴里送，急急猴猴、大口大口地一连吃了七八只。那时的包子特别大，一会我便没有了食欲。

“吃，吃”，在高林哥催促下，我眼睛看不得，肚里作不得，不忍放弃这个机会，又勉强塞了两只。那是我有生以来吃包子最多的一次，吃得整天迷迷漾漾的，中饭一口都没吃，到了晚上仍然没有饥饿感。

这次父亲和高林哥下海属于公差。那时，我们生产队开了一爿远近闻名的磨坊，做豆腐百页所需的黄豆大多用大米从“海”里兑换。我们这儿是沤田黏土，盛产水稻。“海里”是盐碱沙土，只适宜种植玉米、黄豆之类的旱谷。那时的粮食市场管制严格，即便以物易物，被抓着了就属于投机倒把，会被全部充公的。

那个年代苏北地区极少有汽车交通，“下海”都是用船。这回父亲下海用的是一条中型的塔子船，中舱搭了个草篷，铺盖下面藏着一千多斤米。船头、船艄各安一把桨，还备了一套简易的“攘风”设施，船的载脚不算大也不算小。

上了船，一路向东，顺风顺水。父亲的行程是算计好了的，要掌握在午夜时分通过与兴化交界的草堰镇，防止被那个“港口”查着。

一路上，父亲和高林哥一边行船赶路，一边又像黑猫警长般关注前方的风吹草动，坐在船舱中的我虽然无济于事但也跟着担心受怕。当天夜里，终于顺利抵达目的地。

天亮之后，父亲和高林哥迫不及待地上岸找一位熟人接洽，让我一人在船上看船。父亲叮嘱我，千万不能离船，如果有人过来，不要慌张，就说大人马上回来。

我坐在船篷里听得见自己“扑通扑通”的心跳声——假如有强盗过来凭我一个小孩能顶个屁用。这里是“海里”的乡下，地广人稀，我们的船孤零零地停泊在荒草滩边，河边高高密密的芦苇在微风吹拂下懒洋洋地摆动着身姿；晨曦映照下的浑浊水面波浪不兴；平坦的河岸上见不到一个人影，远处可见零散的民居。这里鸦雀无声，静得令我汗毛竖立，浑身哆嗦。

父亲他们的交易谈得很顺利，因为我们舍上有位姓赵的姑娘嫁在这儿。上午，御完米将换得的黄豆装进中舱，用芦菲和席子封得严严实实。下午返程，同样计算着于夜间通过那个草堰“港口”。

返程是逆水，船速比较慢，河水拍打着船头，我的心脏伴随着富有节奏的“笃笃笃”的水声“特特特”地跳个不停。过了那个草堰“港口”，父亲告诉我，到兴化境内了，似乎进入安全地带了，我悬着的心随之安静下来，父亲和高林哥一直绷着的脸上也绽出了笑容。

一路上父亲和高林哥夜以继日地赶路，没有心思靠岸吃饭，只是吃点烧饼之类的干粮填填肚子。行至东鲍庄商店前面码头，停靠让我上岸时，高林哥遗憾地向我招呼，“几天下来也没让高扬好好吃一顿饭”。

上了岸，在阳光沐浴下的我，笑着向他们挥手，为我们胜利“海归”由衷高兴。

当年，小小的我稀里糊涂地下了一趟海，享受了平日难以享受的待遇，也跟随父亲一起经历了一次危机和风险。也许，这就是“下海”应有的滋味吧！

                                      2021.6.5

作者简介

倪高扬，泰州洋思教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中国蒙台梭利协会认证讲师，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兴化市楚天实验学校创建办顾问，兴化东方巴黎幼儿园、泰州幼蒙教育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地方文史研究爱好者。近年，除了致力“点燃孩子心中的智慧之灯”、引导教师“成为孩子生命中的贵人”之外，有空便与书为友，爬爬格子，出版《敬畏教育》《有滋有味兴化话》等著作七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