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律体新诗之发展兼及未来中国诗坛之展望             

万龙生

【提要】本文在新诗“二次革命”的框架内，以一种新的历史分期概述了格律体新诗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并结合中华诗词新时期以来复兴的态势，展望了整个整个中国诗坛未来的发展趋势：未来中国诗坛格律体新诗、自由诗、中华诗词“三国并立”的局面必将逐步形成，其“疆域”也会因时、因势而变，从而呈现出无比生动、美好的景观。

一、序  引

“新诗”诞生百年的纪念活动堪称声势浩大，然而在一片喧嚣之前，对其已有冷静的思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王光明所著《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一书，已经径直将这个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中国诗歌称为“现代汉诗”了。而摈弃“新诗”迳称“汉诗”的论文、刊物也在在可见。目前，一个题为《现代汉诗的整体性研究》的国家级课题也由深圳大学黄永健教授主持，正在报批之中。这就表明，“新诗”不再像从前那样，称霸中国整个诗坛了，连这个名目也需要重新认定。

对于“新诗”之名，我心中也早有疑虑：从逻辑学观点考察，新诗概念有其模糊性：例如“新诗”就有新作的诗之意：杜甫不是写过“新诗改罢自长吟”吗？今天某人刚写的诗词是不是也可以叫做“新诗”呢？还有，即便就诗体而言，中国历史上的近体诗相对于古风，不也是“新诗”吗？词相当于诗，是不是“新诗”？多年以后，如今的“新诗”还是新诗吗？但是尽管如此，为便于言说，我还是“约定俗成”，仍以“新诗”名之。

在20世纪之初，中国诗歌由以文言为载体发展到以白话文为载体，是历史的必然，是整个“文学革命”的组成部分。而以文学的“四分法”而论，散文、小说、戏剧都改弦易辙，没有遗留问题，唯独在诗歌领域，有目共睹，自毛泽东1957年“新诗迄无成功”说开始，到世纪末季羡林“新诗是一个失败”的判断，质疑之声不绝于耳。一个重要的反证是诗词打而不倒，终于在1980年代之后奇迹般呈复兴之势，几乎可与新诗分庭抗礼，原《诗刊》副主编丁国成曾在太原的一次研讨会上发出“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的呼声。与之相应的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反证：一直以来就有不少“新诗”诗人“勒马回缰写旧诗”（闻一多诗）的现象。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远离了中国诗歌的悠久传统，至今“新诗”的民族身份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呢。这个严重的事关“身家性命”的问题为何存在？与它的形式建设一直没有成功关系极大。

2004年9月，在西南大学史学研究中心、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的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上，吕进、骆寒超等学者针对当前新诗存在的问题，响亮地提出了“新诗二次革命”的主张。其核心内容是，新诗在第一个百年只完成了语言载体由文言到白话的转变，而要真正振衰起蔽，则必须在精神、诗体、传播方式方面实现“三大重建”，才能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真正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而诗体重建，吕进先生认为需要完成三大任务：提升自由诗，成型现代格律诗，增多诗体。

这里的“二次革命”只涉及新诗，实际上，在20世纪后半期，由于中华诗词应时而起，改变了备受歧视、几乎被封杀的命运，奇迹般地呈现复兴之势，中国诗坛的结构就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变化。本文意图纳入中华诗词，对整个中国诗坛在21世纪的发展做出预测。

“新诗二次革命”的三大重建中，传播方式的重建因为网络的迅猛发展，业已实现；而精神重建呢，又不便具体考量，那么我便仅从诗体重建方面进行论述。而在吕进先生在论述新诗诗体重建时提出的“三个美学使命”中，我也只打算就“成形现代格律诗（现称格律体新诗）”展开论述。

一直以来，新诗界总是有人顽固地反对新诗的诗体重建。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近年来叶橹不断散布新诗诗体建设是“伪命题”的高论。对此，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的《中外诗歌研究》，2019年第1期开辟了“关于新诗诗体建设的讨论”专栏，发表了乔延凤先生的《关于中国新诗体建设的几个问题——与叶橹先生共同探讨》和我的《新诗的诗体重建岂容否定——与叶橹先生共同探讨》两篇驳文。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为此于2019年6月21—23日还召开了“新诗形式美学对话会”，收到讨论新诗诗体建设的论文30余篇。2019年9月，新世纪推行新诗格律化的主要民刊《东方诗风》也在第22期《理论之库》专栏，刊发了王端诚先生的《叶橹先生“思考”十误》和赵青山先生的《新诗“诗体建设”真的是一个伪话题吗？》两篇驳论。这就对新诗诗体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本文则试图从正面立论，阐释新诗诗体建设的必要性和已有成就，以图加快推进新诗格律建设的进程，并进而对本世纪末中国诗坛格局做出预测。

 二、建立新诗格律之必要

在现代中国当代诗歌范畴内，诗词的格律是既有的，仅仅在押韵方式存在与时俱进的问题，而且现在权威部门已经研制公布了《中华通韵》，与“平水韵”并行，逐渐演变发展；而新诗的格律建设尚未成功，仍需继续努力，以促成其最终之确立。这对于解决其民族身份问题，促进其未来的正常、健康发展是完全必要的。下面从几个方面予以论述。

先谈解决新诗形式问题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主要从诗歌文体特征，中国诗歌传统，受众欣赏基因几个方面进行论证。

诗歌文体特征：这是诗歌赖以生存、发展的根本保证。诗与乐、舞分家以后，仍然带有节奏、音韵的基因，成为文学家族内她与小说、散文、戏剧分庭抗礼的资本。所以古今中外的诗歌，在美国惠特曼首创的“自由诗”出现之前，都是格律诗，即都必须讲究“格式”与韵律。许多国家，即便出现了“自由诗”，格律诗也仍然居于主流地位。英国有无韵的“素体诗”，但是其节奏必须依照严格的规律，也是格律诗。就是后来不少“意象派”、“现代主义”的诗歌，其形式也是格律诗。只不过外国格律诗译为现代汉语，因为一时没有相应的格律可资遵循，就译为非格律白话诗了。在中国，外国诗歌翻译界也存在一个“以格律译格律”的派别，即以已经初步形成的白话诗格律翻译外国格律诗，并且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翻译家，取得了瞩目的成绩。遗憾的是更多的译者或是不懂、或是不愿这样做，结果造成“外国诗都是自由诗”的误导，害莫大焉。

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当前的白话诗，大多是非格律状态，诗作者写的实际上是分行的散文，有的如果不分行排列，连一篇通顺的散文都算不上。对于这样严重的情势，诗界中一些要人仍然执迷不悟，一意孤行，而跟从者众多；这奖那奖，获奖作品价值堪疑，而蛊惑力不可小觑。如果任其自流，长此以往，诗将不诗，决非危言耸听，杞人忧天。

中国诗歌传统：自《诗经》以来，中国的古典诗歌，其形式发生了演变，形成了一个格律诗的大家族。也就是说，所有诗体，哪怕形态各异，无不属于格律诗范畴。因为无论风骚、古风、近体诗、宋词、元曲，都要受各自格律规范的约束。各种诗体无非有格律宽严之别，而不存在格律有无之分。因此，按一定之规写诗，成为中国诗歌久远的传统。脱离这样的传统，诗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在如今的诗词界，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是必须纠正的：就是径直把近体诗称为“格律诗”，这就犯了逻辑之大忌，把其他古典诗歌（包括词、曲）都排斥在格律诗之外了。而在“新诗”界，竟有人把近体诗形成之前的古诗都说成“自由诗”，这就更加荒谬不经，纯系无稽之谈。

受众欣赏基因：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产生了无数杰出的诗人和优秀的诗作，汉族百姓世世代代都饱受诗歌的熏陶，也就习惯了诗歌音律的审美享受。现代白话诗产生之初，由于没有现成的格律可资遵循，只能以非格律的面目出现，所以一开始就曾受到抵制；之后白话诗往散文化方向一路狂奔，就越来越引起广大诗爱者的反感，甚至遭到唾弃。中国作协主办的《诗刊》一度红红火火，可是如今已经被取消了核心期刊的资格。中华诗词学会主办的《中华诗词》居然后来居上，位居诗歌刊物发行量之首，就充分体现了读者的取舍。一些新诗诗人，眼见自由诗不受待见，也就改投门庭，从事其他文学形式的创作，或者改事诗词创作。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早期白话诗人俞平伯，老早“金盆洗手”，改事古代文学研究，成为知名红学家。就说当代以小说名世的阿来，也是由诗起步，“改行”之后，就调首不顾了。类似例证，无需多举。

基于以上原因，为了解决新诗存在的问题，就必须从无到有，建设一套适应现代汉语的诗之格律。这对于新诗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否则，继续维持自由诗占居主流的不正常状况，长此以往，任其自流，其前程不堪设想。

三、解决新诗形式问题的可能

自从新诗产生初期，就出现了问题，遭遇了挫折。因此寻求“新路”的努力从那时就已经开始。直到今天，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屡遭挫折，但是始终不绝如缕，而且事实上已经获得不可小觑的成果。这就确证了建立新诗格律的可能性。下面按时间顺序，分几个时段予以简述。

对讲究格律的新诗发展的历史，有多种分期意见。我则如此梳理，分为：未名期（新月派及其余绪）；现代格律诗前期（以1954-1976年）；现代格律诗后期（1977-2004），格律体新诗时期（2005—）。

未名期：也许是新诗首倡者们始料不及的，新诗横空出世以后，固然气势磅礴，风行一时，却也遭到有力的抵抗；同时，由于其自身散文化严重，完全背离了悠久的民族诗歌传统，又遭到读众的厌弃。就连自己营垒中的战士也有掉首他去者，啧有烦言者。例如俞平伯就说，白话诗只有上面的白话而缺乏下面的诗；成仿吾说摧毁了旧的宫殿，却只剩残砖破瓦，没有建起新的大厦；王独清则斥之为“不伦不类的劣品” 。以文学研究会同人创办的历史上第一家诗刊《诗》月刊的停刊（1923年5月）为标志，新诗就跌入了低潮，进入了“寂寞 ” （张秀中）“中衰 ”（朱自清）的时期。

此后不久，幸好有新月派应运而生，逆势而上，乃危机之救赎。这是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流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后期以《诗刊》为阵地，加入了陈梦家、邵洵美、卞之琳、林徽因等有生力量。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而提倡创建新的格律，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都对白话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反映了有识之士的自省与自救。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朱自清语）。新月派纠正了早期白话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觉创造的时期。虽然她持续时间不长，但是作为格律体新诗的先驱，却奠定了理论探索的基础，留下一些足以传世的经典之作，在诗史上拥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新月诗派在新诗史中的独特意义，是新经过语言与内容的革命之后，第一次自觉地从诗的本体要求出发重新面对诗歌的形式和语言要求，关心诗歌特殊的说话方式。”他们认识到“白话不白话是次要的问题，‘新诗’首先必须是 ‘诗’”。他们（尤其闻一多）充分认识到了诗形构建对诗情表现的重要性，并在诗歌实践中努力地追求着。——王光明在《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中对新月派的评价是很准确的。

需要补充的是，新月派作为流派终止之后，其余绪连绵不已，还产生过诸如林庚、曹葆华、吴兴华、朱英诞这些优秀的的白话格律诗人，留下了一些宝贵的作品。

在这个时期，尽管有新月派这个尊奉一定格律的新诗派别，这种诗体本身却没有一个名称。所以我们将其名之曰“未名期”。

现代格律诗前期：1954年，时任何其芳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现代格律诗》的论文，提出了建立“现代格律诗”的主张，何其芳论述建立新诗格律的必要性，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某种语言的诗歌如果没有格律，是一种偏枯的现象。何其芳登高一呼，引起了诗界注意，中国作家协会为此召开了3次专门的座谈会，开展了关于诗歌形式的讨论，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何其芳的主张得到诗歌界许多知名人士赞同。不过好景不长，因为提出依照现代汉语双音词为主的特点，应该规避诗行“三字尾”的意见，与1958年大力推行的“新民歌”运动不谐而遭到批判，致使这次新诗格律建设的努力遭到挫折。但是影响深远，其意义不可低估。这次讨论后，新诗界出现了一批注重节奏、音韵的诗人（如郭小川、贺敬之、闻捷、公刘、袁鹰、梁上泉等），出现了一些好的现代格律诗，而且流行一种四行一节、全诗押韵“半格律诗体”。但是何其芳消极地接受了新月派时期硬凑诗行字数一致以贻“豆腐干”之讥的教训，主张只求诗行顿数一致而字数允许略有出入，对格律的要求有所放宽。

现代格律诗后期：从1970年代末期起，一些诗界有识之士上承新月派道路，远接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在新诗的危难之时不计利害得失，挺身而出，重举格律大旗，形成了一定局面，集结起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下面是吕进、梁笑梅主编的《20世纪新诗手册》（巴蜀书社出版）中“现代格律诗再起”词条：

20世纪50年代，何其芳曾经提倡现代格律诗，因为有违当时倡导的方向而流产。1978年12月，卞之琳先生在他的《雕虫纪历》序言中全面重申了对“白话新体格律诗”的观点。在纪念闻一多80生辰的长文中，又委婉地批评了当时诗歌创作“只要求自由”的倾向。与此呼应，新月派命运也发生了转折。其名誉的恢复，意味着新诗格律建设形势的转变。新诗格律理论的研究与创作的试验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出现了一批诗人和理论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1982年2月15日，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诗六首》，1988年胡乔木的格律体新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此期间，丁芒、纪宇、邹绛、万龙生、黄淮、浪波、刁永泉、江弱水都出版了带有探索意味的格律体新诗集或发表格律体新诗作品。这样的努力一直持续到新世纪，并且成果日益丰富，影响日益巨大。

遗憾的是，1990年代，中国诗坛受现代主义强烈影响，白话诗的“自由化”倾向日益严重，现代格律诗再起之势逐渐退潮。属于现代格律诗后期的1990年代，黄淮等人还曾成立深圳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在北京雅园饭店召开过一次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几期《现代格律诗坛》刊物，但是客观地说，学会没能提出系统的理论，对于创作缺乏指导意义，是其重大缺陷。例如他们津津乐道的“以诗开慧，以爱塑魂”以及“鲜明和谐的节奏，自然有序的韵式”（臧克家语）都不能对创作起到具体的规范作用，从而难以得到理想的效果。这个协会旗下的雅园出版公司，出版过一些有关书籍（其中有一套《东方诗丛》），起到良好作用。

格律体新诗时期：2005年7月，创办于2002年“古典新诗苑”论坛部分诗友在合肥聚会，议决将论坛更名为“东方诗风”，以建设新诗格律和建成格律体新诗为其宗旨，为了避免与已在复兴的当代诗词混淆，把“现代格律诗”改称“格律体新诗”。从此，新诗的格律建设进入了格律体新诗时期。从那时至今，格律体新诗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建立了“三分法”分类体系，实现了创作上的“无限可操作性”，从而有力地回击了“豆腐干”的误判，摆脱了“格律束缚”论的阴影，创作与理论齐步并进，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

进入新世纪之后，得网络之助，在“东方诗风”之外，紧接着又成立了“中国格律体新诗网”，两个网站后来又相继出版了名为《东方诗风》和《格律体新诗》的纸刊，全凭诗爱者筹款维持，至今已经各出25期、22期，联系了成百上千的诗人，发表了大量创作与评论。如今除网站、QQ外，新兴的微信、微刊成为格律体新诗发布的平台外，还有不少诗刊、诗报也发表格律体新诗作品，格律体新诗的影响日益增大。此外，还出版了一些格律体新诗选本、诗丛、诗集，展现了创作成果。一些诗词创作者也开始步入格律体新诗的领域，成为“两栖诗人”。

2007年，由西南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常熟理工学院共同主办的“格律体新诗与新诗格律研讨会”在常熟召开，成为首次全国性新诗格律建设的专题学术性会议。会后由《成熟理工学院院报》发表了纪要，全国唯一的民间诗歌理论、评论刊物《诗评人》（杨继晖主编）发表了全部论文。《文汇报》发表了消息。

2012年，重庆市对外文化交流中心、酉阳县人民政府、“东方诗风”论坛又联合举办了全国性的“格律体新诗酉阳论坛”，规模较成熟会议更大，会后发表了《格律体新诗东方宣言》，发出了恢复每年端午为“诗人节”的倡议，次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名为《桃源在我心》的论文和采风作品集。

2017年，由中国格律体新诗网、西华大学文学院共同在成都市新都区举办了纪念新诗百年格律体新诗研讨会，以探讨新诗格律建设为主题，以格律建设的实绩为依托，在纪念新诗百年的活动中发出了应有的声音。

不但这三次研讨会都在新诗格律建设上取得了积极、丰富的成果，2004年，由西南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和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的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经过激烈讨论,与会专家取得基本共识,倡导中国新诗二次革命,推动华文诗歌全球整合,推进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和现代诗的中国化。而二次革命中一个重要的内容“诗体重建”即指经由新诗格律建设建成格律体新诗（时称“现代格律诗”）。这次的悦来论坛已经是第7届了，每次均发布有关论文，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新诗格律建设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而西南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自2009年起由巴蜀书社出版的《诗学》年刊每卷都辟有《格律体新诗研究》专栏，由万龙生主持，发表有关论文、评论，至今已出12期，论文数十篇、数十万字。

由以上概况可知，建立格律体新诗的可能性已经毫无疑义。从1984年邹绛编选的《中国现代格律诗选》（重庆出版社）开始，迄今已有《东方诗风格律体新诗选》（吉林文史出版社）等多种格律体新诗选本印行，亦可资证明。

四、两个难题的解决

在新诗格律建设的道路上，遇到了几个难题。在格律体新诗时期，经过学者、诗人们的努力，这些难题终于得到解决。

一是“完全限步说”纠偏救弊，解决了格律体新诗的行式问题。

程文先生穷数十年之功在其公子程雪峰协助下写成《汉语新诗格律学》一书，提出“完全限步说”，很好地解决了格律体新诗的行式问题。他认为新月诗派单纯追求同一首诗内诗行字数一致，而往往无视诗行音步数量造成的混乱，以贻“豆腐干”之讥；何其芳则消极地汲取“豆腐干”教训，只注重同一首诗内音步的一致而容许字数有所参差，也不符合格律的严谨性。为救二者之偏，他提出的“完全限步说”，以音步（亦即音顿、音组）为着眼点，在限定音步数量的同时又兼顾字数的一致，实现节奏的和谐，在体现诗意得以充分表达的基础上，进而求得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这一观点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也在诗人们的实践中得到印证。此说的确立是对格律体新诗发展的重大贡献。后来为了进一步明确其含义，我们将其更名为“等步齐言说”。

还需要说明的是，参差对称式的作品，各节中对应的诗行也完全应该是“同言等步”，而不仅仅是字数相等。

二是“程式化音步”的提出破解了四字音步的难题。

格律体新诗的音步一般是二字步和三字步，如词中的“领字”那样出现在行首的一字步算是特殊情形。而四字步却在音步划分中形成了困惑。经过理论家们的探索，找到了“程式化音步”这把钥匙。这把钥匙是从七言古诗得到启发而找到的。七言古诗的音步划分都是“2221”四个音步，遇到这种划分与语义发生矛盾，就必须因节奏规律而作程式化处理。例如“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中的四个音步就得按2221划分，读为“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否则读为 “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岂不与散文无异，而同其他诗行格格不入？格律体新诗中的四字音步也照这样处理，疑难就迎刃而解了。例如“纵然我爱的是白石的坚贞”的音步就该这样划分：“纵然我-爱的是-白石的-坚贞”，而不能把“我爱的是”合为一步；而“悬崖给瀑布以洪亮的歌声”的音步就该这样处理：“悬崖-给瀑布-以洪亮-的歌声”。“的、地、得”“着、了、过”“和、及、与”等助词前附或后靠都不影响表达，有助于“四字音步”的化解。

五、格律体新诗的“三分法”及其无限可操作性

格律体新诗理论的研究发展至今，其“三分法”的分类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并可据此制定“谱系”。据此“三分法”，闻一多当年“量体裁衣”的理念也就成为现实了。我们将此称为写作格律体新诗的“无限可操作性”。三分法就是将格律体新诗分为三种体式，创作者可以根据需要，任意选择体式以及各诗的样式。以下简述之：

1、整齐式：即一首诗内，每行字数、音步都必须一致，而行式（不称“句式”）完全相同。全诗行数及节式、节数均由表达之需要而定。这种诗式上承中国古典诗歌之四、五、七言诗。

在创作实践中又出现一个亚种：变言变步整齐式：同一首诗内，不同的诗行单元采用不同的行式，但内部则必须保持一致。

2、参差对称式：即同一首诗内，各节自身可以参差不齐，但是以首节为模式，各节完全对称（包括韵式），形同“克隆”而成。节数视表达需要而定，而据以复制的首节称为“基准诗节”。这种诗式上承上下阕完全对称的词牌。

在创作实践中又出现多个亚种：如果同一首诗内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基准诗节，则为N重参差对称式；各个诗节内部形成对称的两个部分，可以随节改变对称方式，灵活多样，此为“节内参差对称式”。

3、复合式：即同一首诗内根据表达需要，既有整齐的部分，又有参差对称的部分。这种诗体在前几个时期开始出现，而在进入格律体新诗时期后愈益成熟了，堪称当今格律体新诗界的一大贡献。

大凡至今流传之优秀篇章无疑大多是一些短小精悍的佳品。中国近体诗中的律诗、绝句，区中的小令，与已经成为世界性诗体的十四行诗、源自波斯而盛行于英伦的“柔巴依”（曾名“鲁拜”）均为显例。近年来，格律体新诗理论界根据历史上诗歌的成功经验与自身的创作实践，又总结出创作若干种“定行体”格律体新诗的优越性与必要性，出现了创作几种“定行诗”的可喜趋势。几种已趋成熟的定行诗简介如下：

四行诗：应为整齐式或节内参差对称式，上承中国古诗中的绝句。近年来四行一首的汉语柔巴依已成气候，采用每行十二言五音步、一、二、四行押韵的黄杲炘翻译模式。

六行诗：可根据表达需要，采用三分法之中各体。可以不分节，也可以采用二二二、三三、四二节式。六行的古诗也有，如柳宗元的《渔翁》：“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宋词中的《浣溪沙》《如梦令》当然也是六行诗。

八行诗：完全可以在八行的容量内极尽变化之能事，写出各式短章，我曾戏称为“螺蛳壳里做道场”。格律体新诗界仿照戴望舒《烦忧》，写出别具一格的“回文体”八行诗，被美称“岸柳倒影式”。就其容量，白话诗相当于五律、多种小令。

十四行诗：十四行诗传入中国也有百年之久，目前有两个集大成的中国十四行诗选本，论述汉语十四行诗的论文、专著甚多。汉语十四行诗可以采用意式、英式格律规范，亦可在三分法范畴内腾挪变化，“无限可操作性”完全可以由此体现。十四行虽然是引进诗体，但是其容量与诗起承转合的内部逻辑完全与七律一致。

花环体的发展：“花环体”本来是十四行诗的一种别体，由14首环环相扣的十四行诗加上各诗的首行组成，汉语十四行花环体诗也有移植成功者。近年来格律体新诗界以赵青山、王端诚为代表，借鉴十四行花环体的规则，将其拓展到4行、6行、8行，从而扩大了这一诗体的应用范围，增多了它的品种。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仅仅每首是以上行数而没有依照格律规范的作品，理应排除在格律体新诗的定行诗之外，仍然只能是自由诗。

六、格律体新诗音韵研究的突破

毋庸讳言，现代白话诗废韵之风由来久矣，危害甚剧。我曾于2005年写过《新诗的一个误区——“妖魔化”韵律》一文，在《书屋》杂志发表，指出：“新诗诞生到今天，已经快90岁了。大多数人活不到这个年龄；但是，新诗却还在蹒跚学步。这样说，也许有的人会视为奇谈怪论，因为在他们眼里，新诗是已经不是‘杨家有女初长成’，而是出落得很漂亮，如此的楚楚动人，惹人爱怜，甚至迷恋。然而我的‘学步’说是有根有据的。就在几年以前，权威的《诗刊》还在大张旗鼓地进行关于‘诗歌标准’的讨论呢。就连衡量的标准尚需讨论，能说不处在‘学步’阶段吗？就在上世纪末，诗评家吕进提出了关于新诗‘诗体重建’的著名论点，其途径有三：完善自由诗，建设格律诗，增多诗体。一种文学形式，连文体问题都没有解决，其‘面目’还模糊不清，没有发育‘成型’，还不是处于‘幼年时期’吗？说来有些可悲，对诗歌而言，韵律之重要，这本是诗歌的常识，竟然也还需要论证。眼下的事实是，在新诗创作中，韵律已经被大多数作者弃之如弊履；而且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居然还有理论家为之张目。”从那时到如今，16年过去了，见诸报刊的白话诗有韵者仍如凤毛麟角，诗界的衮衮诸公视而不见，早已习以为常。这真是太可悲了！

而由于中国诗歌“无韵不成诗”理念的影响，认为格律体新诗押韵是天经地义，理论界一向对音韵的研究又不很重视。幸而新近出版的张玉来、许霆的专著《汉语新诗韵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不但弥补了这一短板，而且是对目前“新诗”界由来已久的“非韵、弃韵”之风的有力反拨。

该书上编《汉语新诗韵书》广搜资料，表明自白话诗诞生以来，有识之士还是认识到音韵于诗之重要意义，在不同时期“持续不断地探索新诗用韵包括新韵书的编纂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早在1922年，赵元任就率先编制了第一部“国音”标准韵——《国音新诗韵》。此后，陆续编出了近百种分韵有异、体式不一的新韵书。遗憾的是，专家们的种种努力，由于受到的重视不够，甚至一些极端自由派不屑一顾，所起的作用甚微。可喜的是，目前，由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2018年开始推行《中华通韵（草案）》，让我们总算在白话诗音韵领域见到了一道曙光。

可贵的是，本书的下编《汉语新诗用韵》还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深入论述了音韵对于诗的多方面功能：除了叶韵，即体现节奏的功能之外，还能对更好地适应表达情绪、情调的需要，起到诱发诗情的作用。下编还根据诗人创作实践，总结音韵在创作中如何起到上述作用，还涉及诸如选韵、换韵、押韵方式等技术性问题，使诗人在实践中有所依傍。

总之，《汉语新诗韵论》的出版，弥补了白话诗格律理论音韵部分的不足，对于推动白话诗格律的总体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也是对于诗界那些“废韵”论者，将音韵弃之如敝履的败家子的有力一击！

七 、 可喜的发展趋势

由于新世纪以来格律白话诗界同仁坚持不懈的努力，近年来格律白话诗有了十分可喜的发展势头，令人欣慰。举其要者略述如下：

1、格律体新诗在组织上已经由纯民间的状态开始与组织接轨：2017年4日8日，四川省诗词协会格律体新诗创作研究会成立暨授牌仪式，在成都市新都区举行，标志着独树一帜的格律体新诗创作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出席本次授牌仪式的著名诗人有原《星星》诗刊主编、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杨牧先生，著名诗词家、四川省诗词协会会长滕伟明先生，新都区文联主席罗朝荣先生，以及来自四川省内各地和成都、新都本地专家学者代表50余人。这一举措得到了成都市新都区文联的支持。

2、2019年2月22日，重庆市诗词学会格律体新诗研究院成立大会在五九宾馆隆重举行，重庆市文联、重庆市作协领导和近百名诗人、学者以及诗歌爱好者到场祝贺。88岁著名诗人梁上泉先生到场吟诗祝贺。梁老和著名诗歌评论家吕进、诗人凌泽欣被聘请为该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会还聘了十几位外地知名格律体新诗人为特约研究员。

以上两家专门研究机构两年来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标志着格律体新诗已经开始拥有自己的“家”。

3、以上两家研究机构注重引导创作，积极开展评论，并且多次互动，促进了格律体新诗的发展，2019年9月，重庆研究院组织出版了一套有吕进撰写总序的《东方之韵·格律体新诗集》的丛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后，举行了隆重的首发暨评议活动，起到了很大影响；如今由成都诗友们主持编选的一套诗丛《格律体新诗集萃》（含9本格律体新诗集）也即将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4、由中华诗词学会主办的《中华诗词》，印数已经大大超过《诗刊》。其新诗专页也从2019年8月号至今，全部发表格律体新诗作品，这意味着格律体新诗研究由“在野”的地位开始登堂入室，极大地鼓舞了格律体新诗界的士气。

5、《重庆艺苑》《重庆诗词》《并州诗汇》《诗缘》等诗刊诗报多年来一直关注新诗诗体建设，提供园地，发表大量格律体新诗作品及理论文章。

5、在上海市松江区，“东方诗风”的资深诗人王民胜近年来大力推行格律体新诗，持续开展有关活动，已经建立了“行吟诗社”，并出版了一本《行吟诗选》。

6、2019年9月，重庆市诗词学会格律体新诗研究院与“东方诗风”论坛联合举办襄阳年会（第15届），起到集结力量的作用，当地认同格律体新诗理念的诗人汪光房、朱华杰、宋建勤等也开始集结。

八、新诗“二次革命”的现状及前景展望

早在上个世纪，我就开始思考整个中国诗坛在形式上的“版图”问题，1997年1月，在《文艺报》发表了《确立诗歌形式的两种“双轨制”》一文。经过分析，最后得出了我的意见：仅就形式而言，中国诗歌必须建立两种“双轨制”，即自由诗和格律诗并行不悖的体制；格律诗内部新体格律诗与当代诗词相辅相成的体制。而且不留余地地说：“舍此，别无他途！”现在，我还可以进一步对此加以阐释：格律体新诗“脚踏两只船”，是介于自由诗和中华诗词之间的一种诗体：就语言载体而言，她属于新诗，与中华诗词对应；就有无格律而言，她又属于格律诗，与自由诗对应。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诗坛的情势怎样呢？在我看来，对吕进先生关于“提升自由诗”的意见，那些惯于写自由诗的人们充耳不闻，在散文化的道路上愈行愈远；而如上所述，格律体新诗却逆势而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尽管仍居劣势，格律体新诗已经成为不可轻忽的存在。那么，根据中国诗歌数千年发展的轨迹，百余年来已经发生的变化及其现状，以及诗歌自身的文体特征，我们如今完全有理由认为：期以时日，新诗“二次革命”的进程与中华诗词的继续发展，必将带来如下局面：格律体新诗在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在已经取得重大成果的基础上得到确立；物极必反，回头是岸，自由诗的不佳现状必将得到改善，使之回归诗歌的基本特征。与此同时，中华诗词也将在依从原有格律规范的前提下，进一步渗入“现代”因素，从而更加适应现代环境。这样，未来中国诗坛格律体新诗、自由诗、中华诗词“三国并立”的局面必将逐步形成。当然三者的“疆域”也会因时、因势而变，从而呈现出无比生动、美好的景观。吕进先生为《东方诗风格律体新诗选》（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撰写的序言题为《走向新诗的盛唐》。我深信，随着新诗二次革命的最终成功与中华诗词的良性发展，中国诗歌新的黄金时代一定会在本世纪内到来。

     2020·8·20重庆綦江天山明珠初稿

     2021·6·3渝州悠见斋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