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走了

    捧着一束白菊，走进干休所大门。路边配钥匙的陈师傅笑着说，这颜色不好！

    爸爸和陈师傅是很熟悉的。爸爸年年都要去青岛住上一阵，每逢此时，便会把大平台上绿植的浇灌任务委托给陈师傅，陈师傅也是极认真极用心地呵护那些爸爸心爱的花儿，一桶桶的水一盆盆地浇，夏天尤是辛苦，不消几分钟便已大汗淋漓。

    我告诉陈师傅这花是买给爸爸的，爸爸上周去世了。陈师傅大吃一惊，“前两个月看到他还挺精神啊，说是刚刚出院，要去青岛休养休养，不应该啊！”

    爸爸的病一直也没到要命的程度，所以我并没有急着赶去青岛，倒是妻子催促，“早点去吧，别耽误出个三长两短”。也恰是我踏上高铁的这天下午，已经在青岛的哥哥开始一刻一刻地通报情况，爸爸状态急转直下。列车上，突然想起办公室的那盆文竹。三年级那个暑假，爸爸在东北一个叫锦西的小县城教我认识了文竹。办公室那株文竹前阵子枯黄垂危，各种救治都不得要领，最后请单位的园艺师傅费了不少功夫才让它重焕了生机，绿油油的，昂扬且顽强的生命力让我不由得联想到病中的爸爸。然而，这种美好的期望并没有实现。列车上，我草草写完了小作《文竹》，一个小时后就坐到了爸爸的病榻前。爸爸的呼吸逐渐急促而困难，然后平复，慢慢地慢慢地……我知道他心愿已满，因为他的面容平和且安祥。

    看过一本书，说人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时都会心存恐惧，一定要至亲之人握住手，他才能安然赴往生。

    爸爸的温度开始下降，我掏出准备好的指甲剪，为他最后修剪了指甲。那是怎样的一双手啊，深深的皱褶中无不记录着为事业为家庭w一生付出。我不太懂得这方面的风俗和规制，只是想着能够再为爸爸做些什么，甚至奢望着哪怕再多留他几分钟。心如止水，不经意间泪水却掉到了他的身上。

    常看到一些文章流露出双亲离世后自己的悔意和愧疚，总是不屑一顾，“现在哭哭啼啼地说亲不待，之前都做什么去了。”然而，当一切真正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轻轻抚摸着爸爸的双手，才恍然惊醒，原来亏欠父母真的太多太多，却永远无法再有挽回和弥补的机会了。

    爷爷的成份是下中农，家境贫苦。他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三个妹妹。爸爸从小有些读书的天分，我的大伯便甘愿放弃了自己，把走出去的机会留给了弟弟。爸爸在八滩镇和滨海县城读顺利完成小学和初中，考入当年即负盛名的盐城中学，最后如愿地进入海军水面舰艇学院，成了一名海军战士。求学的路艰辛，爸爸曾经对我说起过当年的故事，上初中时一年到头就一身衣服，冬衣穿到夏天，卫生环境也不好，常捂得浑身痱子，奇痒无比，一抓就感染化脓，然后发烧打摆子。每遇此时，大伯就会用一辆板车把他从县城拉回家，走上整整一天的路程。从老家到盐城上高中也是全靠脚力，每次往返都不止一天的功夫，晚上在乡下随便找个人家，吃块干粮喝口凉水，倒在烧饭的大灶旁将就一夜。我很小的时候，大伯因心脏病骤然离世，从那以后爸爸就把我的堂哥堂姐们当成自家孩子，关爱备至。

    爸爸从军校毕业分配到位于烟台的海军第二炮兵学院（导弹学院）作教员。在那里，学员队政委夫妻把爸爸和妈妈撮合到了一起。自那时起，从烟台到南京，转至葫芦岛，再回到南京，二十多年中，一家四口分分合合，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爸爸进了干休所，全家才算真正团圆了。

    爸爸的专业是热电，学术上未见有什么太突出的成果，也许只是个穿着军装的普通教书先生吧。因为教授的是专业基础课，所以在恢复军衔制那年，转为文职，我还隐约记得，当年他常常和一些同样际遇的教员叔叔们聚在一起。教了三十年书，爸爸桃李满海军，同事和学生散布在各大军事院校和海军基地，现职的将军亦不胜枚举，爸爸倒是从不炫耀这些。去年春节的一天，他翻着通讯录，突然操起电话，“武汉疫情这么严重，也不知道小马怎么样？”我这才知道，爸爸在作教研室负责人时，航母院士马伟明还是他手下的一位年轻教员。

    听我爷爷说，爸爸自小写得一手好毛字，上学时就在村里帮人代写家和春联福字，所以到了晚年，他重又把书法的童子功捡拾了起来，每日必书，乐在其中。成名成家并不是他的追求，书写和赠予的过程对他来说才是真的享受，如今，很多身边的亲戚朋友和战友家的厅堂里都有他的书法。就在前几天，干休所的黄干事说，姚老的书法真好，规整浑厚又有动感，大家都非常喜欢，楼上干休所大厅里《沁园春·雪》就是他写的。

    爸爸当了一辈子兵，到老了依然步履如风，举止干练，时刻展现出浓浓的军人气质。爸爸对党和军队始终有着深厚的情感，多年来，他一直担任离退休老同志的支部书记，热衷于国际形势和军队建设，常常在老同志之间进行形势政策的宣讲和解读，喜欢对一些社会现象进行讨论和批评。有一回，老干部们在莫愁湖公园踏青，听到一个中年男子在人群中肆意污蔑伟大领袖和革命先烈，当时已经七十好几的他，带着一腔热血主动冲上前与之大声理论，博得一片喝彩。

    八十岁以后的这几年，爸爸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每年总会有三两个月住在医院。但是，无论手术还是休养，哪怕只有一点点力气，他都不允许别人帮助，我和哥哥十分钦佩他的勇气和毅力，医生护士也都喜欢他，总是说，老爷子可好了，每次人家送的东西他都想着拿一些到护士站。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儿子带着未过门的媳妇专程请假从深圳飞去了青岛，扎扎实实陪护了爷爷一段日子。那时，爸爸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儿子扶着他挪动，帮他翻身、擦洗，他却坦然接受了，我猜想他的内心是满足的，乐于享受长孙给他带去的幸福。爸爸走时没有立下遗嘱，他一定很放心我们兄弟俩能够照顾好妈妈，处理好各种身后事务。

    去年腊月，因为侄子意外去了武汉，我被迫隔离在了爸妈家里。年三十的晚上，只有我们仨围坐桌边，这已是很多年没有的情景。年夜饭的菜不是特别丰富，但有爸爸最拿手的走油蹄膀，聊家事聊往事，兴致盎然。后来的日子里，那天晚上我们消灭的那一瓶茅台酒成了他最喜欢和人说起的得意之作。由此，我由衷地感谢疫情带给我的这样一次机会，让我能够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做饭烧菜，聊天陪伴，尽了一点孝心。

    爸爸走后的第一缕晨光照过来时，我坐在他的身边，总觉得他像平日一样，在安静的午睡，随时都会醒来。突然就想起了小时候，他躺着用双腿把我高高蹬起，我再使劲地在他肚子上蹦蹦跳跳，父子俩开心的样子，潸然泪下。

    人世有代谢，往来就古今。爸爸安祥地走出耄耋，是圆满了。于理，应该坦然而知足，于情，却始终难以接受，毕竟是几十年的父子，性命所托、亲缘所依、积愫所系，叫人如何割舍得下。

    高晓声说过，死，也许并不足畏，可怕的是“永远”两个字。这两个字不赏赐给活着的人哪怕是一种虚幻的希冀，一种渺茫的愿望。人类最初创造了这两个字一定无比追悔过的，因此才会出现“永远活在我心中”这样的文字表述。

    家里那台用了四十年的蝙蝠台扇，每年这个季节，爸爸都会把它打开了擦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