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文|学 第281期（总第675期）

           曾国藩“礼教育人”的启示

                          文 / 任晓伟

        曾国藩不仅重视选拔人才，而且重视培养人才。他说:“权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二曰胸熔造就”。他对部属进行教育、培养、熏陶的原则，是“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持之以敬，临之以庄，保持尊严得体，避免言行举止的失态，形成了独特的一套人才造就之法，即把人才识别出来后进行后期培养。

       曾国藩把各种人才招来以后，首先要对人才有个或长或短的“访察”及考察过程，以辩其贤否、真伪，然后“权其材智长短器使之。聪俊愿悫，各尽其用，人无弃材”。所以出了一些直接破格超擢授以重任者外，曾国藩一般是将所罗列的人才先安置到自己的幕府即大本营内，让他们办理文稿儿、充当参谋等，使他们得到实际工作的锻炼，增长才干，取得办事经验，同时对他们进行经常性的品德教育与熏陶。这种熏陶、教育、培养，既有他以自己日常生活中一举一动的无言表率来潜移默化，也有他对部属们进行经常性的简化交谈和约束加以陶铸。通过一段时间这样的教育、培养和锻炼，把他们造就成才，并伺机荐任合适之职。

        曾国藩曾在《原才论》中论述过育才之法，提出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强调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他最恨官气，因此就摒弃官府排场，力禁部下迎送虚文；她最恨懒惰，自己就首先做到放醒炮就醒，而对部下僚属，小到个人治心治身，大到治军治饷，无不以自己的信条、经验严格要求，耐心训导。在他给部下的批牍和书札训里训导劝解之语甚多，曾国藩赋予他的幕府两种职能，一是治事，一是育人，使幕府不仅是治事之所，也是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本人既是军政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生童，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约束。期供纳于轨范耳。”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谈得更为具体：“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子及藩司譬犹塾师。助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这既是对江南制造局的要求，也是对整个幕府的要求，可以说是他设立幕府的一项宗旨。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此意，自己去做，他还把它写成对联儿贴在总督衙门的府县官厅上：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方进我心。

        曾国藩把培养人才的方法归纳为四项：“曰教诲，曰甄别，曰保举，曰超擢。”教诲和甄别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用，为了保举和超擢，所以培养人才的方法是一个整体，有着前后的连续性和循环作用的过程。曾国藩还认为，人才的成长既与行政领导者的培养有关，也与士人学习风气有密切关联。他特别注重社会风气对人才成长的影响，这点，他称为转移之道。士风的好坏表现在许多方面儿，重要标志则是士人的志向与意趣。志向远大、意趣高尚者与志向低下、意趣猥琐者，其发展前途截然不同。他教诲弟子和子侄，告诫部属，多从培养他们的志向与意趣入手，谆谆不息。这为他的勤政方针，增加了更多的光环。勤政又需与严绳相辅相成。教而不管，效若不教，管而不教，虽管无效。曾国藩有时把“严绳”改说为“督责”，即现在的监督。他解释说：“督责者，商鞅立木之法，孙子斩美人之意，所谓千金在前，猛虎在后也”。商鞅立木为法，有禁必止。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处在规矩之中。

      曾国藩即能“自立准绳，自为守之”，所以他对下属的“严绳”颇有震慑力和说服力。他对人才的形成强调磨炼，对品德的形成更强调磨炼。他常要求幕僚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做起。他对李鸿章的磨练在当时就被人传颂。不少事例说明，曾氏幕府实际上又成了“教育人才”的学校”。

      曾国藩对下属的教育与当今对党员干部的警示教育很有现实意义。开展警示教育是抓早抓小、筑牢“不敢腐”思想防线的必要举措，体现了党对干部的严管厚爱。警示教育最大的意义在于“敲响警钟”、“知晓红线”，从小处讲，它能让干部吸取教训校准思想偏差，知敬畏严律己；从大处讲，它可以帮助广大干部筑牢思想道德防线，使其不犯或少犯错误。曾国藩的做法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借鉴，很值得我们现代人深入思考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