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毛泽东的婚姻情感生活

——四次婚姻和十个子女纪实（连载之七）

 三、 江青“趁虚而入”

       江青在党校学习期间，由于本是演员，因此特别活跃。

       1938年“七七”抗战一周年那天，中央在延安钟楼东边召开纪念大会。上午由毛泽东作报告，下午和晚上进行文艺演出。先演了三幕歌剧《农村曲》，继而演话剧《流寇队长》，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江青扮演桂英一角，不论唱白、身段、神韵、台风，都得到台下一片喝彩。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也观看了这场精彩的演出。演出结束后，江青回到点了一盏汽灯的后台卸装，毛泽东等领导也步入后台去慰问。江青急忙上前用双手跟毛泽东握手，毛泽东很亲切地同她作了交谈。于是，毛泽东和江青算是初次相识了。

      不久，毛泽东来到中央党校讲哲学。江青特地最早来到会场，故意坐在最前排。毛泽东在台上出现后，大家站起来拍手鼓掌。江青为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故意一会儿拍手，一会儿又招手。演讲中，江青有时急速地记笔记，有时又以手支头，姿态变化无穷，以图引起主席的注意。据说，当天晚上，那个在上海时就称“事业大于爱情”的江青，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求见信，第二天亲自把信送到了毛泽东居处的门口。

       凑巧的是，贺子珍于1937年10月刚离开延安，江青就进入了中央党校学习。这无疑是给江青一个“趁虚而入”的机会。不久，组织上再度找徐明清了解江青的历史情况。可这一回，主要了解的不再是江青的党籍问题，而是了解江青在上海的各方面的情况，包括生活上的事。徐明清明白，这是为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组织上第二次对江青进行审查。

      1938年8月，江青被调到军委当秘书。实际上，就是安排她到毛泽东身边工作。这时，江青进入延安刚好一年。

        对于毛泽东和江青的婚事，反对者大有人在，最有代表性的是张闻天。他认为：贺子珍是一名优秀党员，又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应该受到尊重，况且当时并未办理离婚手续。

       但也有人认为，毛泽东跟谁结婚，纯属个人私事，爱情不等于做干部鉴定，无法勉强，他人不必多加干涉。支持人中的代表人物则是康生。

       据传，为毛泽东的婚事，中央政治局专门进行了讨论。最后，同意了毛泽东的意愿，但对江青也作出了以下限制性规定（即所谓的“约法三章”）：

一、在毛、贺夫妇关系没有正式解除前，江青不得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二、江青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要求；

三、禁止江青在二十年内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与中央政治生活。

      1938年11月19日，毛泽东和江青终于结婚了。当时，江青24岁，毛泽东45岁。

        一天，徐明清和王观澜接到毛泽东的通知，请他俩到他的凤凰山窑洞去吃晚饭。一起被请的还有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等，满满一桌，并请了厨师专门掌勺。毛泽东没有明说，其他人则心照不宣，心里都明白是喝喜酒。江青坐在毛泽东身边，殷勤地为客人们敬酒夹菜。

      那次请客后，毛泽东又分批请了几次客。因为，窑洞不大，一个厨师也来不及烧几桌菜，所以就安排分开请客。

       新婚不久，毛泽东和江青从凤凰山迁往杨家岭的三间新窑洞。这时的江青，收敛了，检点了，完完全全成了一个家庭主妇，跟上海那时的生活作风判若两人。

       新婚之初是平静的。她给毛泽东烧充满辣味的菜，给毛泽东织毛衣，给毛泽东放京剧唱片。总之，新婚初期她跟毛泽东相处得还不错。

       当时的延安，女干部都不喜欢生小孩。因为一旦生了孩子，就意味着不能参加工作。可江青同其他人不一样。此前，江青曾有四次婚姻，但都没有生过小孩。另外，她考虑到，自己只有当了妈妈，主席夫人的位置才能稳定下来。因此，内心巴不得早一天能怀上孕。

      1939年冬，江青肚子大了起来，江青内心暗暗高兴。这时，她跟毛泽东结婚已整整一年了。1940年8月，江青分娩了，生下一个女儿。女儿的出生，使毛泽东异常高兴，而江青也更是自鸣得意。

       江青有了女儿之后，自恃主席夫人的交椅已经坐稳，就慢慢变娇变躁了。对伙食开始挑剔了，对小保姆开始训斥了，有点小事就支使公务员、警卫员做这做那了。

       江青本来也并非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东方女性。她的个性很倔强，生起气来像一只母狮子、母老虎。“新媳妇”的日子过去后，渐渐显露出其本来面目，对一直称其为“老板”的毛泽东也不那么言听计从了，后来常常跟毛泽东发生口角，甚至发展到当众和毛泽东吵架，对着干。有一次，还当众骂毛泽东是“土包子”。这使毛泽东甚为不快。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当年秋天，毛泽东和江青住进了中南海菊香书屋。但感情已日渐淡薄。

       一次吵架后，毛泽东伤感地对李银桥说：“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是我的公务员，早就把她赶跑了。当初结婚没搞好，现在叫我怎么办？江青没大错没大过，如果离婚，同志们会有看法，今后也会有各种说法。不离呢，就背了个包袱。唉，没办法，就跟她凑合着过吧。”

而毛泽东对于曾经与自己患难与共的贺子珍，始终难以释怀。贺子珍一直住在上海，毛泽东经常让李敏代自己去上海看望。一次，毛泽东提到和贺子珍离婚的事，毛泽东对李敏说：我也有百分之五十的错。

       50年代后期，因生活习惯迥然不同，毛泽东和江青分开吃饭，后来睡也不睡在一起。再后来，毛泽东就开始躲避江青。他在外地，不论在哪个城市，只要听说江青来了，马上就走。他不愿意见到江青。江青自己也曾说过：“我们是政治夫妻。”

       江青是一个不安分的女人。她感到，毛泽东夫人毕竟只是一种身份，不是一种职务。因此，江青不满足照顾主席生活，开始要求安排工作。解放后，组织上斟酌再三，给她安排了一个不大不小、又适宜于她的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的职务。1956年，正式任命江青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生活秘书。自此，江青也就成了副部长级的干部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江青的政治野心逐步膨胀，争强好胜，爱出风头，热衷于抛头露面，插手文艺界抓八个“样板戏”，渐渐以“旗手”自居，频频介入中国政治，直到后来不可一世。

      在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中，“旗手”江青出任“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权重一时。她大力推行极“左”的一套，煽风点火，拉党结派，搞“四人帮”，迫害元勋，攻击周总理，污陷邓小平，在乱国乱军中干了不少的坏事，被全国人民深恶痛绝。

       由于毛泽东和江青性格、脾气及生活习惯都不同，两个人经常要闹矛盾，常常惹得毛泽东生气。因此，从1973年起，江青搬出了中南海，独自住到了钓鱼台17号楼。自此，两人往来就更加少了。毛泽东从内心来讲，已不愿意见到她，为此曾特别交待秘书张玉凤：告诉江青，今后要来见他，必须事先写好便条。

       后来，江青搞“四人帮”团伙，毛泽东批评了多次不听后，对江青更是反感。一次，毛泽东对服务员孟锦云说：“有人说，我的话一句顶万句，言过其实。不要说一句顶万句，就算一句顶一句，有时也办不到呐。我说要把有的人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硬是撵不动，分不开嘛。”

      还有一次，毛泽东在和孟锦云聊天中突然提了个问题：“孟夫子，如果全国人民都知道我和江青离婚的消息会怎么样？”孟锦云虽然双耳听得十分清楚，但脑子里怎么也转不过弯来，一时愣在那里不知怎么回答。过了一会儿，毛泽东自问自答地说：“你是答不上来的。要离婚，我到哪里去起诉哟。离婚，总要办个手续吧。到那时，不知道是法官听我的，还是我听法官的，那可能要大大热闹一番了。总有一天，一了百了，统统解决。”

       四、 “旗手”自杀身亡

      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时，毛泽东已无法出席追悼会了，叹道：“我也走不动了。”

       1976年6月初，毛泽东突然心肌梗塞，毛泽东差一点去见马克思。

        到了9月初，毛泽东的病已处于濒危状态。但江青却于9月2日跑到大寨，煞有介事地去“视察”她推广的“油莎豆”、“花椒树”的生长情况和她搞的“战备设施”，去大力宣传“将来人类要进入母系社会”、“女人要掌权”，为她抢班夺权大造舆论。直到发出毛泽东病危的通知，她才回北京。

      9月8日，毛泽东病情已十分危险，但江青不顾医护人员劝说，非要护士给主席翻身。结果，翻身后的主席颜面青紫，血压上升。江青一看情况不好，不但没有在身边尽一个妻子的责任和义务，反而扬长而去。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与世长逝。作为妻子的江青，没有把心思用在治丧上，而是用在抢班夺权上。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本是研究迫在眉睫的大事，即毛泽东的治丧问题。江青却忽地打起横炮来：“今天的会议忽略了一件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后经叶剑英合情合理、柔中有刚的劝说，江青才放弃了她的建议。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10月4日，人民日报按照“四人帮”的旨意发表了《按既定方针办》的社论，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叶剑英看完社论，马上来到东郊民巷十五号院主持全国党政军主要工作的华国锋新居。叶剑英问华国锋：“国锋同志，看到他们发出信号了吗？”并说：“看来事态的发展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他们要下手了，我们必须当机立断!不破不立。不破了‘四人帮’，中央就立不起来；不破了‘四人帮’，我们这个党就很危险。”于是，经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紧急磋商，决定以快打慢，把本来计划在国庆节后准备十天再动手的计划，提前到六号采取行动，一破一立除“四害”。

      10月6日下午3点，汪东兴通知担任中央警卫任务的八三四一部队领导张耀祠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到他办公室，交待说：中央准备粉碎“四人帮”，要一网打尽。你们两个就负责抓江青和毛远新，并交待了具体方法。

       张耀祠和武建华到了江青钓鱼台住处，就给江青宣布：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把钥匙交出来，也不要打电话，现在就带你到另外的地方去。江青听完，就慢腾腾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把它放在信封里用封条封好，并在信封上写上“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

     江青被抓时，外界曾一度传说江青像泼妇一样又踢又叫，甚至在地上打滚。其实不然。江青被抓时，她是有思想准备的，因此比较镇定。不过，也觉得很突然。当时，曾要求中央警卫局长把隔离审查令再念一遍。念完以后，因平时有尿急的毛病，提出要上卫生间。上过卫生间、收拾好简单的东西后，江青带上常穿的深灰色披风，就被带上了红旗防弹车押到另一个该去的地方。

      1981年1月22日，特别法庭第五次全体审判员会议——合议庭，在人民大会堂天津厅作出最终判决：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观后效，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江青判刑后，被送入北京市昌平县东北秦城乡的秦城监狱服刑。江青住的是一个大套间，可以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还可以读书、写作、织毛衣。

       江青由于年岁大、精神压抑，身体不太好。后来，患上了喉癌。医护人员就动员她作手术切除。她却怕有人故意害她，使她因手术而失去说话功能，因此拒绝开刀。

      1984年5月4日，江青被保外就医。1988年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那一天，江青要求组织个家庭聚会。因未被批准，就一次吞服了平时攒下的50片安眠药企图自杀，被及时抢救脱险。

      1989年11月，中央批准江青再一次保外就医。江青误认为这是中央对她的妥协，居然提出要么住回中南海毛泽东故居，要么回到钓鱼台国宾馆17号楼。要求遭拒绝后，江青当着中办人员的面，用右手的一侧在脖子上抹了一下。意示若不同意，将再次自杀。

       1991年3月15日，由于喉癌发作，江青突发高烧，被送入北京公安医院，治疗三天后慢慢退了烧。这时，医生再次劝她进行喉癌切除术。江青没有同意，并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991年5月11日下午，午休之后的江青情绪急剧变坏，突然大嚷起来，把她的回忆录手稿也撕得粉碎。医院叫来了女儿李纳和女婿王景清，江青声嘶力竭地大叫：“不见，不见，谁也不见！”

      1991年5月13日，江青在纸上写道：“主席，您的学生和战士来看您来了。”工作人员见此，估计她已绝望准备再次自杀，就把一切可以用来自尽的物件全部取走，同时要求其积极配合治疗，并且排出值班人员24小时进行不间断的看护。

      1991年5月14日凌晨1时半，护士见她情绪已稍微稳定而悄悄离开。然而，到3时半值班护士进去查房时，发现江青已吊在卫生间浴室上方的铁架子上气绝身亡了。据司法人员现场勘察鉴定，推测江青是趁护士离开后，把平时精心留下的几块手帕连结成一根绳套，然后垫上被子和枕头，江青站在上面，将绳套的一端挂在浴盆上方的铁架子上，另一头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上吊窒息而亡。

       江青自杀身亡，并不是偶然所为。早在上世纪30年代，江青曾因与唐纳发生婚变而说过要去自杀。1976年10月被捕后，因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下子变成“阶下囚”，深感失落、绝望，产生过自杀念头。1984年9月，因要求拜谒毛泽东纪念堂的请求被拒绝，江青曾把一根筷子插进喉咙，因发现及时被抢救过来。1986年5月，因为对处境不满，曾用几只袜子结成一个绳套，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1988年12月26日，毛泽东主席生日那天，江青要求组织一个家庭聚会，因未获批准，就一次吞服了平时留下的50粒安眠药自杀，被及时发现抢救脱险。

      至于自杀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一是自己成为“阶下囚”的处境感到失落、绝望；二是坚持认为自己搞的一套是正确路线，而改革开放是背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愿以死来表示忠诚；三是身患咽喉癌，死亡是迟早的事。其他还有与女儿的关系也不太好。总之，这位集演员、政治家、“文艺女皇”和毛泽东妻子于一身的女人，在她77岁那一年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步。

      江青自杀身亡的当天下午，女儿李讷得到通知，去医院签署了死亡通知书，李讷表示同意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5月18日，江青的遗体被火化了。火化时，江青和毛泽东的其他任何亲属都没有到场，只是李讷要求把骨灰盒交给她。（待续）

编者简介:杨雄彪（又名杨荣标），1950年出生，1969年参军，曾任团政治处主任、师司令部直工科科长。1987年底转业至金华市财税系统，任税务稽查局局长8年，在参与查处共和国第一税案(金华县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中，荣立三等功。2010年在金华市国税局总会计师位上退休。现任金华市税务学会付会长兼秘书长。